重说《论语》
距今八十二年前的1932年9月16日，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份崭新的刊物——《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95《论语》的创刊，大大改写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中国现代文学重镇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改革后的《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短短四个月后，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在上海问世。然而，这毕竟只是一枝独秀。又过了四个月，《论语》半月刊创刊。再过了十个月，“上海文学社”实为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也创刊了。上海文坛终于形成了《现代》《论语》《文学》三大刊物鼎立的新格局。
对《论语》的创办，当事人留下来不少回忆，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据《论语》同人章克标晚年回忆，1932年夏天，他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等位在邵洵美寓，“一面纳凉一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做一本杂志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96不过，郁达夫1936年2月在接编《论语》时公开说过：“《论语》出世的时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间客室里开会，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97而在更早的时候，林语堂这样表述：“《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98章克标在《论语》创办一年半之后的回忆又是这样说的：《论语》“最后一次的预备会仍在洵美家中举行，除语堂，增嘏，光旦，青崖，达夫，斯鸣外，尚有画人光宇振宇文农等多人，大家决定办一个刊物”。99由此看来，如果说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郁达夫、孙斯鸣等人都是创办《论语》的骨干，张光宇、张正宇、黄文农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论语》的创办，也许是比较符合史实的。
不管怎样，《论语》和“论语社”应运而生了。“论语”刊名是章克标想出来的，他当时“忽然从林语堂的姓名‘林语’两字想到了声音相近似的‘论语’，心里想大家不是又论又议，有论有语？干脆借用中国人全不生疏的孔夫子的‘论语’来做刊名，岂不很好？”100封面上的“论语”两字由林语堂选用郑孝胥的法书，刊物则由邵洵美主持的上海时代书店出版。
《论语》的问世，圆了林语堂的一个梦。其时林语堂在海上文坛锋头甚健，但他与鲁迅、郁达夫等友人不同，从未编过文学杂志，《论语》的创办，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首次尝试，而且一炮走红。林语堂之后续编《人间世》，再编《宇宙风》，不能说与《论语》无关，《论语》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论语》的问世，也为林语堂提倡“幽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林语堂一直是“幽默”的身体力行者，把英文Humour译成“幽默”就出自林语堂之手。早在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他就在北京《晨报副镌》接连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就是不讨论、不欣赏“幽默”（Humour）。101因此，他主编《论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102在《论语》最初几期，林语堂在《缘起》《我们的态度》和《编辑滋味》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申明这个观点。当他把《论语》编务移交给陶亢德时，又对《论语》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当然，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幽默文字”，自可见仁见智。纵观《论语》发表的文字，确实有油滑无聊之作，也决非篇篇“幽默”，如创刊号发表的郁达夫的名作《钓台的春昼》，就是一篇慷慨激昂、直指时弊之作。但是，如果把自《论语》创刊号起，林语堂所发表的《中国何以没有民治》《脸与法制》《又来宪法》等一系列“论语”专栏杂文，《阿芳》《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等一大批散文等，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加以系统考察，或许就会对林语堂如何实践他自己所主张的“幽默文字”以及可能隐藏在“幽默文字”背后的用意和所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根据1932年10月1日《论语》第二期刊出的“长期撰稿员”名单，《论语》最初的作者群除了发起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首先为林语堂《语丝》时期的同人，包括刘半农、孙伏园、孙福熙、章川岛、俞平伯、章衣萍等，其次为《新月》同人，如刘英士等，还有与林语堂关系密切的赵元任、谢冰莹等，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成为《论语》“长期”的支持者。特别是后来朱佩弦（朱自清）、丰子恺、老舍等陆续加盟，又推出了写“京话”专栏的姚颖、写“西北风”和“东南风”专栏的大华烈士（简又文）、老向（王向辰）、海戈（张海平）、何容（何兆熊），以及徐訏、黄嘉德、黄嘉音、周劭等后起之秀，作者极一时之盛，以至当时海上文坛流传“论语八仙”之说，104而林语堂晚年忆及《论语》的作者，仍颇为自得。105
这里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鲁迅与《论语》的关系。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106《论语》半月刊的创办，正值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相得”之时。在林语堂主编《论语》一年期间，鲁迅为之撰杂文五篇，即《学生和玉佛》《谁的矛盾》《由中国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王化》《“论语一年”》，107以及复读者函一通，108这无疑应视为鲁迅对“老朋友”办杂志的支持，又何尝不可视为林语堂对鲁迅的支持？特别是《王化》一篇，鲁迅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处查禁，改投《论语》，才得以刊出，109且编排在该期《论语》第二篇，可见编者之重视。这种情形与鲁迅另一篇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辗转“两个杂志”“不敢用”，改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始得刊出，庶几相似。110如果施蛰存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被视为与鲁迅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传为美谈，那么，林语堂同样冒着一定风险发表《王化》，不也应给予相同的评价吗？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在《论语》上提倡“幽默”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论语一年”》中直言不讳：“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鲁迅不但明确表示“我不爱‘幽默’”，而且认为《论语》“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但究其实，“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111尽管如此，林语堂并不以为忤，照样发表鲁迅这篇“祝贺”《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文字。因此，必须承认，在《论语》前期，鲁迅和林语堂仍然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两人的第二次“疏离”，则要到林语堂创办《人间世》之后。112
《论语》创刊号一纸风行，多次重印，以至1933年也被称之为“幽默年”。1934年10月，林语堂因新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把《论语》编务交给《论语》的作者陶亢德负责。陶亢德主编《论语》从1933年10月16日第廿七期起至1936年2月16日第八十二期止，他萧规曹随，尽心尽力，使《论语》稳步前行。因此，从创刊至第八十二期，应视为《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
自1936年3月1日第八十三期起，《论语》主编再次易人，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遥领。郁达夫发表《继编〈论语〉的话》，自认是“一个根本就缺少幽默性的笨者”，同时透露“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和我谈及，说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一种是诗刊，一种是象《论语》那么专门幽默的杂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113郁达夫并未真正“继编”《论语》，但“难以为继”还得继续，《论语》具体编务自第八十三期起就由邵洵美“偏劳”。是年8月，林语堂离沪赴美，虽然他后来仍时有佳作揭载于《论语》，《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由此告一段落。到了1937年4月16日第一百一十期，邵洵美邀请《论语》的作者林达祖参与编务，《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就这样开始了。114
在创办之初和林语堂、陶亢德时期，《论语》设有“论语”“雨花”“古香斋”“月旦精华”“幽默文选”“群言堂”等栏目，丰富多采。而且，先后编选了“萧伯纳游华”“西洋幽默”“中国幽默”和“现代教育”（上下）等专号，“萧伯纳游华专号”影响尤其大。到了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在保持《论语》原有特色的同时，又不断有所调整和开拓。一方面，周作人、梁实秋、施蛰存等新加盟《论语》，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专号，计有“鬼故事专号”（上下）“家的专号”“灯的专号”等等，不但作者名家荟萃，而且知识性、趣味性和现实针对性兼而有之，均颇具创意。而邵洵美几乎每期都用心撰写“编辑随笔”，《论语》成为邵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名山事业。
全面抗战爆发，《论语》于1937年8月1日出版第一百十七期后被迫休刊。这一休就是九年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1日，《论语》在上海复刊（第一百十八期）。复刊后的《论语》仍为半月刊，除最初五期由《论语》元老李青崖执编外，自1947年2月16日第一百廿三期起，邵洵美再次与林达祖搭档编辑，《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得以顺利延续，直至1949年5月1日第一百七十六期。是年5月16日出版了第一百七十七期后，《论语》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论语》的第二个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同样办得风生水起。不但许多《论语》“旧朋”一如既往继续支持，沈从文、顾仲彝、徐仲年、赵景深、许钦文等“新友”也加了盟，为人称道的《论语》编选“专号”的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新年特大号”“癖好专号”“吃的专号”“病的专号”“复刊周年特大号”“睡的专号”“逃难专号”等等，一个接连一个，都编得有声有色。这些“专号”既关注社会现实，又贴近日常生活，有揭露，有调侃，有嘲讽，有针砭，大受当时读者欢迎。正如邵洵美自己所揭橥的，《论语》展示“一种写作的态度”，115力求达到站在“老百姓立场”的“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的目标。116后来的研究者也指出：“邵洵美最惊人之笔，是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1949年3月16日第173期《论语》），向这个末日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117凡此种种，使复刊后的《论语》又成为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与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
无论是前期即林语堂、陶亢德主编时期，还是后期即邵洵美、林达祖主编时期，《论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那就是坚持每期都发表数量可观的漫画作品，或也可称之为“幽默绘画”作品，从而颇收图文并茂之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号就刊出了《逸园所见》《普通之留学生回国不知救国》《陶行知先生口中之中外读书不同》三幅小漫画，《逸园所见》署名“语堂”，这是目前所见林语堂继“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之后的第二幅漫画作品。118不过，这三幅漫画还都只是“补白”。自10月1日第二期起，《论语》就设立了“卡吞”专栏，这期“卡吞”栏一口气发表了《中国财政之一丝光明》《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等五幅漫画，其中三幅还占据了整版篇幅，《中国财政之一丝光明》又署名“语堂”。卡吞者，英文cartoon之中文音译，即漫画，尤其是政治性漫画之谓也。《论语》也确实如此，从开始至最后停刊，所发表的大大小小“卡吞”不但题材广泛，而且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揭露时弊、讽谕时政，尖锐得很。
《论语》“卡吞”栏的漫画作品，起初有一些转载自英美《笨拙》《纽约客》等欧美老牌幽默和文学杂志，不久原创作品不断增加。从1933年6月第十八期起，《论语》“卡吞”栏的漫画就几乎全是国内漫画家的作品了，而且大都署了名。且不算林语堂的“客串”，粗略统计一下在《论语》上先后亮相的1930年代漫画家是件有趣的事。陈静生、胡同光、张振宇、黄嘉音、丰子恺、华君武、黄文农、鲁少飞、曹涵美、宣文杰、胡考、张乐平、刘元、廖冰（兄？）、艾中信、黄尧、丁聪、（陶）谋基等都是《论语》“卡吞”专栏的作者，还有不少显然是使用了笔名而一时无从查考的。这份名单如此骄人，后来在中国现当代漫画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这么多漫画家，原来都与《论语》结缘。
《论语》当然是以文字为主，以“幽默文字”为主，但漫画也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可以这样说，《论语》的漫画与《论语》的文字是相得益彰，互相发明，互为补充的，幽默与讽刺并举，讥嘲与笑谑共存。与出版时间稍早的《上海漫画》和稍后的《漫画生活》《时代漫画》等专门性的漫画杂志相比，《论语》的漫画也是自成格局，并不逊色。
除了中途休刊九年余，《论语》前后存世七年半，总共出版一百七十七期，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定期按时出版的半月刊，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论语》大致分为林语堂、陶亢德时期和邵洵美、林达祖时期两大阶段，两个阶段既先后承继，又各有特色。《论语》的创刊在当时是异军突起，又因倡导“幽默”而备受争议，但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文学刊物，它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为现代文学多面相、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据1960年代的统计，当时国内收藏整套一百七十七期《论语》的仅有三家图书馆。119时光荏苒，而今若要查阅完整的《论语》恐更非易事。因此，上海书店出版社是次影印全套《论语》，可谓功德无量。希望此举能够推动民国文学期刊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