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小说时期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反抗与解放的年代，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集会游行都在向旧制度、旧观念发起挑战。在这样一个旧传统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的时代，青少年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在青少年中，流行着一句口号：“30岁以上的人说的话，别信。”1963年，即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前夕，女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创作的《钟形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受女性读者的追捧，尽管欧文·豪等男性批评家对这部作品有负面评论。普拉斯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偶像”（icon）。普拉斯的这部小说引起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嫁给了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而且在完成这部小说后不久，她就自杀身亡。这部小说中的女大学生艾斯特也曾经有过自杀的企图。人们自然地把作者的自杀动机与艾斯特的遭遇联系起来。一些女性因此开始搜索特德·休斯的过错，攻击男性霸权主义。这部小说在1975年、1983年、1988年和199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的青少年文学佳作名单上多次入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几部反映青少年成长问题的重要小说出版，它们是辛顿的《局外人》（1967）、利普塞特的《对手》（1967）、任德尔的《猪人》（1968）和《我的恋人，我的汉堡包》（1969）等。一些美国学者把这些作品看作青少年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紧随其后，70年代又有《祝福动物与孩子》（1970）、《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1970）、《临终守护》（1972）、《没有猪儿被宰杀的一天》（1972）、《朋友》（1973）、《英雄无非三明治》（1973）、《巧克力战争》（1974）、《如果比尔街能够讲述》（1974）、《平凡的人》（1976）等出版。这些作品反映了青少年吸毒、暴力、恶作剧、早育、性骚扰、破裂家庭对他们的人生影响等现实问题。其中以青少年口吻叙事的作品很多。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创作风格，都明显偏向青少年读者。这类小说又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青少年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或问题小说。这类作品一部接一部面世，在70年代达到高潮。如果说50年代霍尔顿的粗俗语言让社会惊讶，六七十年代反映青少年犯罪和颓废的小说带给美国社会的阅读效果，则可以用“震惊”来描写。人们用“嬉皮士”“颓废派”“垮掉派”“一无所知派”等新词来描绘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到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生长在一个机遇和偶然胜过奋斗和团结的时代，美国青少年文学中的年轻叛逆者们已经失去了目标。他们缺乏是非观和道德感，情感迟钝，没有理想。“问题小说”也走向登峰造极的状态。科纳特对80年代以后的美国青少年文学进行了研究后指出，当代美国青少年文学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青少年主人公的反文化倾向。80年代后“小说中的青年，尤其是白人青年，放弃了行动和主观能动性，成为一群行尸走肉，与艾略特《荒原》中毁掉的人物没有区别”。他列举的作品有：杰·麦卡艾那尼（Jay McInerney）的《明亮的灯，大都市》（Bright Lights, Big City,1984）、布里特·伊斯顿·艾里斯（Bret Easton Ellis）的《不足为零》（Less Than Zero,1985）、麦克尔·查本（Michael Chabon）的《匹兹堡之谜》（Mysteries of Pittsburgh,1987）、科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X一代》（Generation X,1991）和《香波行星》（Shampoo Planet,1993）、尼尔森（Blake Nelson）的《女孩》（Girl,1994）等作品。

在尼尔森的《女孩》中，叙述者安迪以麻木、无所谓的口气描述自己失去童贞的过程：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在脑海里以一种漠然、冷静的口气，描述她的性体验全过程，仿佛她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没有真挚、热烈的爱。这种漠然冷淡的风格反映出当代青少年淡薄的道德意识，他们不再是积极投入生活的热血青年，而是一群失去了生活激情、麻木不仁的浪荡子，能够激起他们冲动的常常是性快感、暴力和毒品。

在《不足为零》中，克雷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想看看最糟糕的东西。”一次，他和朋友们看到一具年轻人的死尸。大家议论一阵后，听从了最冷漠的建议——不去管他。其中一人还笑着把一根香烟插进死者嘴里。死亡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猎奇心。他们一伙又来到毒品贩子的住所，这人曾许诺让他们看看最刺激的东西。结果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位被海洛因迷糊着的22岁女孩被捆绑在床上，衣服已被剥光。毒品贩子甚至要当着他们的面强奸这位女孩。他向孩子们灌输的思想是：“你想要什么，就有权得到什么。你有权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克雷想逃离这个场面，却被另一位青年拖住，那人沉溺于电脑游戏，一边玩电脑一边问克雷，是不是还想回去看那具死尸。早期成长小说中哈克贝利对黑人的同情心和天生的道德意识，甚至20世纪50年代霍尔顿希望守护儿童安全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些青少年人物身上都已经荡然无存。

当代青少年的情感麻木和精神空虚反映出后现代美国社会的隐患——年轻一代失去了生活的坐标。追溯文学中出现这类青少年形象的原因，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作家为了激发“绝望政治”的产物，因为人们恐惧“上帝死亡”以后，道德权威也随之丧失。文学中反文化、道德麻木的青少年的出现，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青少年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二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彻底解构与颠覆。学校里缺乏道德教育，传统上起到道德感化和教化作用的宗教又在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现代社会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这种思潮肯定了多种价值观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但对缺乏判断能力、需要明确指导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把他们抛入相对主义和不知所措的困境。

当代青少年文学中的青少年反文化现象给社会敲响了警钟：传统个人主义中的积极成分，如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被道德虚无主义和绝对的个人利益所瓦解，人的意义和价值被还原成为纯粹的存在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后现代社会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颠覆，造成了当代社会的道德混乱，这是当下美国社会中青少年成长遭遇的普遍困境。人们在满足青少年的物质和感官需求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他们精神和道德成长的看护与滋养。

以上小说与传统青少年文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语言上看，以往描写青少年生活的小说以第三人称为主，叙事语言老练，语言艺术较高。叙事者还常常以长者的口气，带着一丝幽默，笑看年轻人（或青春岁月）的稚气和冲动。例如霍瑞修·阿尔杰的《衣衫褴褛的迪克》可以代表二战前的美国青少年文学风格。这部小说1868年出版，好评如潮，以至于阿尔杰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专注于青少年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纳撒尼尔·韦斯特甚至说：“阿尔杰对于美国来说，如同荷马对于希腊。”他的系列青少年小说讲述了一个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美国梦的故事，颂扬了慷慨大度、自我牺牲、诚实守信等美德，充满了传统道德意义上的正能量。而60年代以后的青少年小说不仅反映各种尖锐的现实问题，还努力模仿青少年话语，很多作品让青少年主人公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以带有一定偏激或幼稚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用青少年俚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口语体、圈内话语、俚语、非标准语、口头禅等普遍出现在当代青少年文学中。讲究话语形式的真实性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体现，是“真实感”在语言选择上的呈现。但对度和量的把握与叙事角切换的把握，则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性。

从内容上看，传统的青少年文学较多描写青少年友谊、初恋，初入社会、崭露头角、百折不挠的青春岁月。20世纪60—80年代的小说主要表现影响各个阶层青少年成长的现实因素，如《局外人》中贫民窟青少年被欺辱，被家庭和社会忽视，青少年组成团伙用暴力解决问题；《猪人》中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精神空虚，缺乏责任感，缺乏良好的家庭引导；《没有猪儿被宰杀的一天》中乡村少年面临的贫穷问题；《朋友》中少数族裔青少年遭遇的种族歧视、学校暴力、身份认同问题；《巧克力战争》中教会学校的学生团伙内部冲突、学校教育和管理失范等问题。问题意识在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文学中得到空前提升，成为最突出的文学主题。因此，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文学被许多学者称为“问题小说”。

从思想深度和美学高度看，传统的青少年文学较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无论是人物内视角还是叙事外视角，叙事者往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因此通常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语言张力，如马克·吐温、路易莎·梅·奥尔科特、霍瑞修·阿尔杰等人的青少年小说，不仅青少年爱读，成人也爱读。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青少年文学由于普遍针对青少年读者，大都采用第一人称青少年内视角叙事，青少年的眼光和分析能力通常限制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语言张力，其口语化的叙事风格也难以达到第三人称叙事的艺术高度。语言的艺术性和象征力都因青少年阅历的局限受到影响。作家英格黛尔评论60—70年代的青少年文学时指出：青少年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应体现在观念和情感深度上，而不是语言难易度上。她认为，当代成人文学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阅读需求，主要原因不在语言，而在于成人文学不能满足多种阅读需求，它所反映的成人经历和情感问题是青少年难以理解的。那种既让青少年的语气和眼光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又能自然切换叙述视角，让成年叙事者对青春往事进行反思和评析的优秀作品数量不多，《杀死百舌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小说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证明了它的实力。

从人物刻画看，这一时期的小说比较突出单个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成长，其他人物相对来说比较扁平，缺乏立体感和复杂性。人物塑造的背景往往被限定在一年或两年等较短时间段。突出了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14—15岁刚入青春期，某次突发经历对人物塑造的重大影响。这次经历也构成了小说中最主要的、最富戏剧性的故事。这类故事较多地强调了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和塑造，青少年以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形象出现。人的主动性在人与他人、人与环境微妙的互动中表现薄弱。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人在任何时刻都在根据自己的愿望、目的、意义和价值创造着自己，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遗憾的是，多数“问题小说”没能很好地结合客观影响与主观能动性，达不到《杀死百舌鸟》《朋友》等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问题和冲突压倒了情节与人物塑造。其实，这也反映出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不够，他们注意到了社会问题、青少年亚文化、青少年话语等表象，他们对这些表象的刻意表现反而超过了对文学“真实性”的把握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道诺森和尼尔森在《当今的青少年文学》中较好地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青少年现实主义小说。他们指出，这类小说与早期的青少年文学相比有四个基本区别：第一，人物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家庭；第二，背景与以往的宜人郊区相比，通常是严酷、艰难的生存环境；第三，为了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们的生长环境和身份，作者们用口语写作；第四，作者们开始用青少年的真实语言写作，比如粗俗的、非标准的口语。他们还认为，大众接受这样的语言，表明人们的文学观念改变了，不再认为青少年文学的主要目的是给青少年读者树立起中产阶级的道德坐标和行为榜样。人们开始认为，小说的教育价值在于给读者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创作实践。让青少年通过见识社会问题，获得间接经验的文学观，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小说”的出现。

“问题小说”能否等同于现实主义小说？美国青少年文学专家麦克·卡特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1967至1975年间的一些青少年文学开始面对现实问题，具有开拓意义。不幸的是，后来的跟风之作没能超越，反而把现实主义小说变成了所谓的“问题小说”。他认为，“问题小说”的作者们忘掉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使命，即不仅要描写真实的现状和问题，还要描写真实的人。但后来的“问题小说”注意了前者，却忽略了后者。当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越来越追求轰动效果时，“问题小说”就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必然导致上世纪80年代青少年文学的反弹，即浪漫主义以新的面貌重新回潮。卡特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把现实主义小说等同于“问题小说”的批评。但是由于这种区分只是对问题的渲染程度和艺术水平的高度之区分，所以哪些是现实主义小说，哪些是“问题小说”，很难达成共识。卡特自己在论著的后半部分也几乎把这两个术语等同起来使用，并没有做严格的区分。

对“问题小说”的缺陷，汤姆林森和林奇-布朗也做出过类似的评价。他们指出：“‘问题小说’有时可以看作当代现实主义的同义词，有时则作为一个贬义词用来指代那些问题或者冲突压倒了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小说。”这一描述指出了“问题小说”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艺术硬伤。我们认为，学界对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命名，虽然来源于对文本共性的高度提炼，但是给一种文学现象贴上一个笼统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问题小说”这个命名对后来的跟风者来说，就是一种暗示和引导，就像国内国外长期用“儿童文学”来命名少儿文学和青少年文学，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向低幼年龄的文学作品比较繁荣，而面向青少年的文学作品严重缺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