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30多年时间里，旅游业的空间活动轨迹呈现出“空间转向”和“尺度重组”的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旅游活动的空间组织方式开始从粗放的“点线模式”向集约化的“板块模式”过渡；因面临旅游环境承载力饱和、旅游资源潜力有限、政策和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完毕等发展“瓶颈”，以单一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旅游模式开始向二、三线城市以及县域、乡镇分流，以形成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旅游地域系统。

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多年来中国一直从国家战略层面给予城市群高度支持。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伴随“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级战略的相继提出以及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颁布实施，以城市群为主导、以打破区域内部空间壁垒为主旨的“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发展”将成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将由单个城市的城市化转为“城市群体的城市化”。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具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双重属性。旅游业对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需求和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使之较易成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先行先试领域。借助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由依托单一城市的“城市旅游”发展为具有核心—边缘结构的“都市圈旅游”，并通过培育次级旅游中心城市演进为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书依据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物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类比、借鉴与改造得出旅游场能的概念体系和作用原理，以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为主结合多种定量分析模型，对中国13个城市群的旅游场能格局、扩散模式、分异规律等进行了系统刻画与阐述，并依据测度结果提出城市群旅游场能的能级提升策略，以此作为中国城市群旅游业良性发展的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基础。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城市群旅游资源、产业、市场条件分析。首先，通过城市群地格分析提炼城市群旅游区域发育的无形聚敛因子；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首位度测算方法评价以各城市群中共6042个A级景区为代表的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程度。其次，运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产业集中度、运用Peter Taylor的城市网络联系度模型测算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旅游产业联系度。最后，运用锡尔指数法对各城市群的旅游市场占有率、增长率和旅游市场发育水平差异进行测度；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城市群旅游市场发育水平进行类型划分。通过上述指标的测度，完成对城市群这一地域系统的旅游功能、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为旅游场能测度和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

（2）旅游结节性、时间可达性测度与评价。本书共选取旅游经济、社会经济、交通设施、科教文化共四大方面21项指标，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构建旅游结节性模型，以此测度城市群旅游内聚力强度和均衡程度。本书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工具，依托陆路和水路交通网络进行时间可达性测度，以0.5小时为单位，划分城市群6小时以内的时间可达性圈层结构，并针对城市群交通特点，重点对1—3小时的圈层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群的时空收敛程度。

（3）城市群旅游场能测度与评价。首先，本书运用空间分析中的栅格计算器（Raster Calculator）、掩膜提取（Extract by Mask）、分区统计（Zonal Statistics）等模块，对各城市群旅游能量沿陆路交通网络的时间成本距离递增、梯度耗散程度进行刻画，把各城市群旅游能量扩散模式分为轴带式、单核发散式、串珠组团式、蛛网扩散式等不同类型，对城市群的旅游场能扩散水平进行Ⅰ—Ⅴ的等级划分。其次，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自然断裂点法分类方法，将各城市群内部的旅游场能分为高旅游场能、较高旅游场能、一般旅游场能、较低旅游场能和低旅游场能五大类型，并分析不同地区城市群旅游场能扩散的共性规律和差异化特征。最后，对旅游结节性与时间可达性的耦合协调程度检验，以此判断影响旅游场能高低的主要因素。

（4）城市群旅游场能的提升策略。依据测度结果和城市群旅游发展实际，提出了城市群旅游场能的提升策略：一是发展城际交通促进旅游市场同城化，重点研究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际公交对城市群旅游场能集聚与扩散的影响；二是培育旅游场能的嵌套式生长体系，以县域旅游、特色旅游城镇、乡村旅游为载体，构建旅游场能深入腹地、网络化渗透的新旅游场能增长点；三是构建横向紧密衔接的旅游场能簇群，以次级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镇密集区为培育重点，构建高旅游场能的承接区和簇群化生长区；四是基于产业分工的旅游一体化，从产业分工与协作发展、产业科学规划与管理、旅游品牌联合塑造等诉求出发，提出了交通一体化先行，打破“行政区经济”约束，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紧密型的旅游协作体系等具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