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修辞、修辞学、核心修辞学
一 修辞与“修辞”
（一）修辞
1.修辞是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行为
人们的语言表达源自外界事物的刺激或内在情愫的涌动。修辞便是对这种“刺激”或“涌动”之下所产生的言语行为的一种优化设计。具体来说，修辞就是修辞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而对表达所做的优化设计行为，或者说，修辞是修辞主体通过优化设计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的言语行为。这里“优化设计表达”概括的是修辞的特点，“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概括的是修辞的目的。2006年4月19日中午12点整，著名导演李少红的惊悚悬疑大片《门》在重庆正式开机，影片主创人员尽数出席。开机仪式隆重而又热闹，主创人员每人都说了一句与“门”相关的吉祥祝语，可谓花样百出。李少红导演借用了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希望这部电影开《门》红”！制片人曾念平说：“我希望这部影片上映时，各地影院都能《门》庭若市。”陈坤说：“在我眼里，重庆是开《门》见山。”林申说：“今年我们公司会拍两部大戏，我的祝语是双喜临《门》。”杨幂说：“各位都是我的前辈，参演这部电影，我是抱定‘入《门》拜师’的态度。”最后发言的黄觉说得最短，只有两个字：“有《门》。”[1]显然，各位主创人员都在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祝福即将拍摄的影片《门》，因此都在修辞（当然，这里存在着修辞效果的优劣之分）。由此亦可见，修辞就是修辞主体在一定的修辞语境中呈现的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行为。
修辞主体对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既有宏观层次的谋略设计，如语体、风格、话题、口气的确定，如布局谋篇等；也有微观层次的修辞手段、方式、方法的运用，如选调词句、运用辞格、组合话语等的对理想表达效果的追求。丁凯隆《话说“开场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一次主持‘迎接建党70周年演讲比赛’的大会上，我没有长篇大论地回顾建党70周年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我的‘开场白’只有下面三句话：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实同样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未来还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的‘开场白’刚说完，会场上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明白，这是‘简洁’的胜利——我把党的丰功伟绩浓缩在‘历史’、‘现实’与‘未来’这三句话之中，给人以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开场白’忌讳啰嗦，无论多么丰富复杂的内容，都要寻求最精练的语言，简洁明快地表达出来。”[2]丁凯隆在宏观上选择了简洁的风格（弃繁丰的风格），在微观上选择了排比、反复修辞格和整齐、铿锵的节律，通过对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取得了理想的表达效果。
杨澜在《别误解我——杨澜自述》中陈述她考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经过：考试中，主考官突然问她：“你敢不敢穿三点式泳装？”这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无论回答“敢”或“不敢”，效果可能都不见得好。她机敏地避开正面回答，说：“服装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若是到海滨浴场，穿三点式未尝不可；若是在乡间小路、旅店客栈穿三点式，就不免显得对人不尊重。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3]最终杨澜以她清纯的学生气质、敏捷出众的口才等优势，在强手如云的应聘者中，赢得了节目主持人的职位。杨澜在此没有正面陈述“敢”或“不敢”，而是从侧面做了合情合理的得体回答，她通过对语言表达方式的优化设计（不取直接的方式，而用间接的方式）赢得了交际的成功。
修辞是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行为，但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成功的言语行为。我们认为只要对自己的语言表达做了优化设计，或者说只要做了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言语行为都是修辞行为。
《羊城晚报》2002年2月8日有一则题为《一句玩笑关你15天》的短消息：昨日上午8时05分，川航一架从成都飞往温州的飞机临时停飞，机上138人陷入恐慌之中。因为有一旅客谎称他旅行袋中装了炸弹。事情是这样的：飞机准备滑行，乘务员正按作业程序检查行李摆放情况，发现一个纸手提袋倒放在行李架上，问道：“这是谁的手提袋？”一旅客回答：“是我的。里面没有硫酸，但有炸弹。”机舱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干警迅速赶到，将该旅客连同4件随身行李带下飞机仔细检查，结果手提袋内除衣服、鞋子、糖果等物品外，根本没有所称的炸弹。在派出所，该旅客面色苍白地说，“包里有炸弹”纯属自己开的一句玩笑。机场公安分局候机楼派出所根据有关条例给予该旅客拘留15天并罚款的处罚。根据规定乘客在安检时提到炸弹、炸药这样的话，哪怕是开玩笑，但为所有乘客的安全考虑，安检人员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情节严重甚至会进行必要的处罚；另外在美国“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后，国内外各机场都加强了安检措施，“谁都可以开玩笑，但是最好不要在机场这样关系千万人生命安全的地方开这样的玩笑”。可见这个玩笑开大了，开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效果极差。这当然是失败的言语行为，但应该说这个旅客是在追求他所认为的好的表达效果，比如说幽默、生动，其话语也是其优化设计的结果，只可惜没有考虑到具体时空场合的制约，事与愿违，其优化设计失败了。这种言语行为也应为修辞（即修辞行为），只不过是失败的修辞。
2.修辞的要素
修辞作为语言表达的优化设计行为涉及六种重要因素，即（1）施为要素：修辞主体；（2）受众要素：修辞客体；（3）目的要素：修辞目的；（4）语境要素：修辞语境；（5）话语要素：修辞话语；（6）效果要素：修辞效果。这六种要素展现的是“谁在表达？”“向谁表达？”“目的何在？”“何种语境？”“用何话语？”“有何效果？”修辞学就是要研究谁向谁为达到什么样的修辞目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下用什么样的话语进而收到什么样的修辞效果。修辞学不特别关注语言体系本身，不注重研究纯话语结构，不描述稳定的语言结构成分；它关注的是目的、对象、语境制约下修辞主体话语的变化多端的修辞效果。
2.1 修辞主体
修辞主体是言语活动的表达者或者说言语行为的施为者。从哲学角度而言，所谓主体是指“有头脑、能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或社会集团”。[4]亦即主体有个人主体，也有集团主体。由此观之，修辞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不止一个人或曰多人），还可以是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和媒介机构。修辞行为可以生发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集团之间，也可生发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社会集团之间。修辞主体的个人、群体与社会集团的差异常常会影响到修辞效果的差异。2010年2月初江西宜春旅游政务网首页上方出现了一则通栏广告语——“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2月13日一名网友在宜春新闻网的“明月论坛”发表《惊曝宜春旅游网虎年雷人标语：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帖子，之后全国许多网站论坛、社区的网友都关注了这句雷人的广告语。有网友戏称这是“2010年最牛、最雷人的政务广告语”。社会各界对于这句宣传广告语的争论呈“一边倒”之势，绝大多数网友认为此语不妥，因为非常低俗，不利于政府的正面形象建设和宣传。有网友批评说：“政府部门的网站上用这么暧昧的话，实在是不严肃的事。”甚至有网友用归谬的方法表现出反对意见：“那么，与宜春一样，有资格叫春的大小城市，在国内还有多少个呢？上百度搜一下，真的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长春、伊春、永春、恒春、万春、绿春、阳春、珲春、寿春……可不老少了。如果如法炮制，按照‘非常著名’的专家给予宜春的解读方法，那就‘非常有趣’了。长春，一座长期叫春的城市；伊春，一座她们都在叫春的城市；永春，一座永远都在叫春的城市；恒春，一座一直在叫春的城市；万春，一座所有东西都在叫春的城市；绿春，一座在绿色中叫春的城市；阳春，一座连阳具都在叫春的城市；珲春，一座连美玉都会叫春的城市；寿春，一座连在寿宴上都要叫春的城市……”而少数持赞成意见的网友则说，这是宜春市旅游局的旅游营销策略，通过一种宣传炒作来扩大影响，“广告语虽有些不妥，但达到了宣传效果，使这座城市真的出名了”。据介绍，其实宜春因为名字中有春，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宜春是个叫春的城市”，这个玩笑在当地早已有之。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修辞主体为个人，在非正式场合开开玩笑，这样说无伤大雅，倒显得生动形象。但现在是在政府网站出现，修辞主体就不是个体而是社会集团了，不符合主体身份，社会效果极差。很快这则广告语被删去了，代之以“有锂走遍天下——中国锂都宜春”“月亮之都宜春”等就是证明。
修辞主体作为言语活动的表达者、言语行为的施为者虽是自己修辞话语的创造者，具有修辞话语自主权，但这种修辞话语自主权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充分的。修辞主体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而是受到围绕修辞活动的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为修辞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并不只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修辞主体能否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或者说能否话如己愿，取得理想的修辞效果，既受交际时具体的交际对象、特定的时空场合等因素制约，也受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交际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角色规范、审美心理、道德观念）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修辞主体其实质为受控性主体，并不能完全自主地发表话语，而是要受到意识形态、权力地位、利益冲突、语言体系等的支配与影响。
曾国藩曾与几个幕僚在公事处理完毕后闲谈评论当今英才。一向谦逊的曾国藩先开口：“若论天下英才，当属彭玉麟、李鸿章。”幕僚们知道曾公不好被人阿谀，因此没人拍马屁说，天下英才您当之无愧。一幕僚说“彭李二位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忽然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大家一时无语。说低了，老领导真的高兴吗？何况老领导的文韬武略还真不在彭李之下。讲高了，那又不是老领导喜欢的风格。这时，一后生插话：“曾帅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起呼应。曾国藩忙说不敢，内心却很高兴。后来还找机会给那人提了官。“大家一时无语”，很显然是因为修辞主体曾国藩的身份地位对修辞行为的制约使然：不敢造次。那勇敢的后生所说的话语之所以受到赞赏，是因为特别适切此时作为修辞客体的曾国藩。后生的话虽有阿谀之嫌，但切合曾国藩一贯颇重诚心的待人用人之道，从内容（对曾国藩的待人用人之道的高度颂扬，而且“仁德”远在“威猛”“精明”之上，因为它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到形式（与“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话语同构，简洁精练、对称均衡，有一种整齐的美）皆体现出优化设计的巧妙。这种优化设计是成功的，修辞主体高超地处理好了自主与受制的关系，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取得了修辞的成功。
修辞主体除了有上述个体、群体、社会集团的数量差别外，还有显性与隐性、单一与叠加等层次的不同。我对你说“你真美！”我这时是修辞主体，而且是单一的、显性的修辞主体。我对你说“熙智要我告诉你他对你的印象：‘晓雨真美！’”这时无疑我还是修辞主体，而且是显性的，而那个要我转告话语的“熙智”呢，应该也是修辞主体——“晓雨真美！”这个修辞话语的修辞主体，只不过这时他是隐性的。朗诵者朗诵别人的作品，朗诵时有他的再创造，这时的修辞主体既是作者，也是朗诵者，修辞主体叠加。作品中的人物，他说话时，他是显性修辞主体，创造他的作者是隐性修辞主体，而且还是真正的修辞主体——整部修辞话语的创造者。此时的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修辞主体叠加。
修辞主体看似简单，然而从修辞话语接受角度而言有时却是相当复杂。
2.2 修辞客体
修辞是一种旨在影响他者，亦即修辞客体的言语行为。所谓修辞客体就是言语活动的接受者，即受众，它的存在才使修辞话语有意义。修辞客体虽然是修辞话语的接受者，但并非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充满着主观能动性。构成修辞客体的各种因素，如身份、地位、年龄、性别、性格、心理、文化水平、生活阅历等，尤其是其独特的个性因素往往影响、制约着修辞主体的修辞行为。修辞主体在把握自身的各种个性特征之后，需要努力顺应，或者说顾及、适切或利用修辞客体的影响、制约修辞行为的因素，如此方能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
修辞客体相当复杂，与修辞主体一样可以是个体、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社会集团，其差异常常会导致修辞效果的不同与修辞效果的复杂多变。修辞客体有时是已知的、特定的、确定的，如会话等面对面的口语表达的接受者；有时是拟想的、未知的、变化的，如撰写著作、文章等书面交际的接受者。
修辞客体有同一性与混杂性的差异。同一性客体着眼于接受者的共同性，如受众都是同性别的（都是男性或都是女性），都是年轻人，都是高校学生，都是某个地区的人（如广东人），等等；相反，混杂性着眼于接受者的差异性，如受众不是同性别的（有男有女），不都是年轻人（如有少年，有青年，有老人），等等。修辞客体同一性与混杂性的不同也会影响修辞主体的话语表达。修辞主体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组织话语需要针对不同性质的受众，顺应或利用其不同性质的特点，如此才能收到好的交际效果。
言语活动的接受者因参与者和交际场合等的不同会有层次性，它也会制约着表达。比如一对多的交际方式在某些情境之下接受者会有层次差异。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构成的言语活动，作为修辞主体的主持人所面对的受众就有层次性：与嘉宾是直接交流；与现场观众有时是直接交流，更多的时候是间接交流；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只能是间接交流了。这种受众的层次性会影响到主持人的语言表达。主持人在组织话语时只有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受众，适时精心地组织好具有针对性的恰当话语才能取得修辞的成功。
从表达者的角度来说，受众还有真性受众和假性受众之别。在一对多的场合，修辞主体面向多个受众，若其信息传递只意在其中的某个或某些特定受众，此时那个或那些特定的受众就是真性受众，而其他人则是假性受众。真性受众与假性受众的存在对表达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此时好的表达应该是只有真性受众才能接受信息或者才能接受深层信息，而假性受众只能接受到表层信息，甚至不能接受信息。
2.3 修辞目的
修辞目的是修辞行为的目的，是通过修辞努力、修辞追求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换言之，修辞的目的就是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修辞目的不完全等同于交际目的，它是通过修辞努力、修辞追求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因此，它的内容比交际目的丰富。
2.4 修辞语境
修辞语境是指影响、制约修辞行为、修辞话语的客观环境。它包括修辞主体从事言语交际活动的时空、场合、情景、社会文化背景，特定的前言后语、上下文，等等。
修辞语境具有客观性。这主要体现在人们的修辞行为只能在具体的修辞语境中发生、进行和结束，任何人都无法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摆脱它、超越它，只能去适应它、改造它或改变它。
修辞语境具有变化性。修辞语境并非永恒固定，其构成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可能是渐变，也可能是突变。修辞活动需要随着修辞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做到随机应变、随境而变。
修辞语境影响、制约着修辞的过程、修辞的效果。因此修辞主体对修辞语境不仅需要具备适应能力，有随“境”应变的能力，而且还应该具备控制的能力，有利用、改造、设置的能力。
2.5 修辞话语
修辞话语是修辞主体围绕特定的修辞目的在特定的修辞语境之下运用宏观修辞策略和微观修辞方法优化设计表达所组织的具体的言语（话语）。它可以是一席讲话，也可以是一篇（部）作品，小到一个句子，大到整个篇章。修辞话语也可称之为修辞文本。
2.6 修辞效果
修辞效果是修辞行为所产生的某种或某些结果，是修辞主体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而对修辞客体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结果。修辞效果通过语言表达而产生，通过接受者而现实化。修辞效果受到接受者，即修辞客体社会、文化、心理和个性等的制约，受到语言本身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具有不同层次、多种类型，异常复杂。如：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就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
看到报道，周恩来叫值班秘书把记者找来，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胡祥鸿《周恩来怎样改新闻稿》，《北京日报》2011年6月13日）
用“神采奕奕”描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面貌几乎成为套话，即使是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的特殊时期，一般人接受该修辞话语也不会产生负面联想，修辞效果不会特别好，但至少一般。只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个性特征（比如“与民平等、心系人民”等），这句修辞话语的修辞效果在他那儿却是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
3.“修辞”
“修”与“辞”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易》经的《乾·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学界大都把这一论述作为汉语修辞学的源头，认为它是对“修辞”的最早的解释，虽然这里的“修辞”并不等同于当今所说的“修辞”。
历史上人们对“修辞立其诚”的具体含义理解有所不同。如，唐代孔颖达：“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他认为“修辞”是“修理文教”，指人的“修业”（修理功业）而言，“修辞立其诚”是从政治的要求出发，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而提出的。宋代王应麟解释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困学纪闻·易》）认为指的是既要求有内容、情感的真实，又要求能修饰言辞、文辞而富有文采。文天祥在《西涧书院释莱讲义》中也对《易经·乾》的这句话作出了解释：“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饬如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义。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居之业顿隳，而德亦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缀，乃居业之意。”在当代，人们对“修辞立其诚”一般都理解为修饰言辞应发自真情实意，做到真实无妄、诚实守信。“修辞立其诚”是修辞的前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特色。
在现代汉语中，“修辞”是个多义词。它有时指修辞活动、修辞行为（优化设计语言表达的活动、行为），有时指修辞方法、技巧或规律（优化设计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有时指修辞学。如：
（1）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2）根据题旨情境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以便取得最佳表达效果，这就是修辞。（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
（3）修辞就是如何调整和修饰语言，把话和文章说得或写得更正确、明白、生动、有力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讲义》）
（4）修辞是“说话的艺术”，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提高表达效果的手段和技巧。（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语言学名词简释》）
（5）修辞和语法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
很明显例（1）、 （2）中的“修辞”指修辞活动、修辞行为，例（3）、（4）中的“修辞”指修辞方法、技巧或规律，（5）中的“修辞”指修辞学。“修辞”的这三个含义是紧密相连的。修辞活动总是具体的、复杂多变的，它因人、时、地、事等而异。但修辞活动中蕴含着一些共同的稳定性的因素，即规律性的因素。这就是修辞的方法、技巧、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需要一门学科来研究、总结具体修辞活动中的一般性的因素，或者说规律性的因素。这门学科就是修辞学。
二 修辞学与核心修辞学
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的学科，也就是研究如何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以达到修辞目的的方法、技巧、规律等的学科。它从具体、个别的修辞行为、修辞活动中抽象、概括出带有普遍性的修辞的方法、技巧、规律等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
修辞学本是研究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规律等的学科，其立足点是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一种泛修辞观，即将能够负载信息或意义、可以被感知的一切物质形式，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都纳入修辞学研究范围，都称之为修辞，真可谓一切物质皆有修辞。严格来说，这种“修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修辞，而是指“包括言语在内的一切象征和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5]在中国近些年也有一种类似的泛修辞观。我们不赞成泛修辞观。我们认为修辞是通过优化设计语言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的言语行为，是言语的优化创新，语言运用是修辞的核心。那种将能够负载信息或意义、可以被感知的一切物质形式都纳入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泛修辞观无益于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只会消解修辞学。建筑、雕塑等的优化设计虽然类似于语言的优化设计，但不同质，与言语成品、言语行为等不应纳入同一研究范围。
当然，我们不赞同泛修辞观，但并不反对研究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的“修辞”，甚至建立建筑修辞学、雕塑修辞学、绘画修辞学、音乐修辞学等学科，不过此时的“修辞”应是隐喻意义下的“修辞”了。这就如同平常人们也说“服饰语言、体态语言、建筑语言、电影语言、绘画语言、雕塑语言、音乐语言”什么的，但语言学本身只研究语言的语音、语义、语形，并不研究所谓的“服饰语言”等，因为这些“语言”是隐喻意义之下的“语言”，其含义等同于“符号”了，和语言学上的“语言”不同质。
为了区别于泛修辞观下的修辞学，我们将立足于语言运用的修辞学称之为核心修辞学。核心修辞学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修辞学。它是在传统修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修辞学。它既研究修辞文本，也研究修辞行为；既研究语篇修辞，也研究会话修辞。
核心修辞学从具体复杂的修辞活动中归纳、总结出修辞的各种原则（核心原则和非核心原则），抽象、概括出带有普遍性的宏观与微观的修辞的策略、方法、规律，抽象、概括出不同语域下的各种修辞模式，研究修辞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与策略性规则，研究修辞生成与修辞分析的方法、规律，等等。
核心修辞学立足于语言运用，但并非属于语言本体的研究，相反它要联系社会、文化、心理等众多非语言因素来研究语言的运用。核心修辞学不特别关注语言体系本身，它特别关注的是目的、对象、语境制约下修辞主体话语的变化多端的修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