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的非核心原则
修辞的非核心原则没有定数，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可以提出不同的具体原则。我们不主张将修辞的非核心原则提炼得过于具体、适用范围过于狭小，否则会过于烦琐。这里我们介绍“定位、对象、语境、适度”等修辞的几个具体原则。
一 定位原则
定位原则指在人际交流过程中，修辞主体所认知、选定的话语角色要准确、恰当，或者说话语角色定位要准确、恰当，并且能得体地遵守与话语角色相应的言语行为规范。
定位原则是会话修辞的重要原则，因为修辞主体一进入具体的人际交流过程首先面临的就是话语角色的定位问题：以何种角色身份与对方交际。如：
吴艳推门进来。这是一个生着一对大眼睛、俏丽而温柔的少妇，身量比金婉华矮一些。她说：“团长，你找我？”
“艳艳，”金婉华动了点感情，“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场合，你也叫我团长？”
“婉华。”吴艳坐在沙发上。金婉华给她倒了水。（宋树新《唱念做打》）
吴艳和金婉华同在某京剧团工作，又为同门师姐妹。后者现担任该京剧团团长的职务。现在金婉华找吴艳谈私事，她们进入人际交流首先就有个话语角色定位的问题。此时话语角色定位有两个可能：一是按关系亲近的人际称呼称名（“艳艳”“婉华”）以示平等、亲近；二是按职衔称呼，以体现社会地位的差异，等级的森严。现在吴艳称呼对方为“团长”，这就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下属”，与对方的角色关系定位在“下属与上级”，而这与对方的角色定位态度不一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影响到了交际效果，后来在对方的话语干涉下，才恢复到以前二者之间的亲近的角色定位。
（一）话语角色定位
角色，原本是戏剧术语，指演员在戏剧舞台上依据剧本或演出要求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20世纪20—30年代被引入社会学，又名“社会角色”，“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20]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外在表现，是人际关系互动时的行为期望和要求。
社会角色有多种类型，如按角色获得的途径划分，有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按角色规范化的程度划分，有规定性角色与开放性角色；按角色追求的目标划分有功利性角色与表现性角色；按角色扮演的时间久暂划分有永久角色、长期角色与临时角色；按角色承担时的心理状态划分有自觉角色与不自觉角色；等等。
大千世界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人能完全独立于大千世界之外。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又都处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结点上，兼有多种角色身份。例如你、我或者他，在父母面前是子女，在子女面前是父母；写作时是作者，阅读时是读者；在商场购物成了顾客，乘车外出又成了乘客。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每个人扮演的都不会是一个角色，而是众多的角色，社会学称之为“角色丛”。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以一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一般以语言为媒介，即进行言语交际，因此作为社会产物的社会角色，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便转化为一定的话语角色。
话语角色是指修辞主体在具体言语交际过程中所认知选定的社会身份。话语角色以社会角色为基础，但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角色。话语角色是社会角色在具体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通过修辞主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交际行为模式外显出来，体现于言语交际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关系位置与相应的特点。“一般说，社会角色是稳定的，而话语角色是短暂的，瞬时的，因语境而变化的，在言语交际中，话语角色可根据语境的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使其话语同角色相适应，以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21]
任何一个个体只要进入言语交际的过程充当修辞主体便会担当一定的话语角色，进入一定的角色关系之中。而修辞主体作为社会角色具有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特点，是个角色丛，因此，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修辞主体具有多种潜在的话语角色和角色关系可供选择，然而一般说来，在同一时空点上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话语角色，交际双方每次只能以一种角色关系进行对话，这是修辞主体“话语角色扮演的必然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话语角色不明或话语角色混乱，影响话语角色的成功扮演”。[22]换言之，作为社会人，只要进入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面对特定的交际对象，就有一个自身话语角色的选择、确立问题，即话语角色的定位问题。话语角色定位正确与否、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话语的组织与理解，直接影响言语交际的效果，影响交际目的能否达到。
交际双方话语角色定位是受交际目的制约，以自身社会角色为基础，以对方为参照系，经认知、选择而确定的，因此修辞主体在进行话语角色定位的同时，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交际双方的话语角色关系也随之明确。当然，不同的话语角色扮演和同一话语角色扮演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发生和客观实际不相吻合的情况，这就需要修辞主体凭借自己正确的角色认知来调整、修正，并采取与之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风格。正确的话语角色定位，为言语交际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保证与出发点。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修辞主体只有正确进行角色定位，才能做到彬彬有礼，合意得体，才能取得交际的圆满成功。那么，修辞主体该如何进行话语角色定位呢？
第一，注意自己的交际动机与交际目的。人们的言语交际起因于一定的交际动机与目的。交际动机与目的往往影响并决定着言语行为的发展方向，对修辞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选择、确定自己的话语角色首先必须注意自己的交际动机与目的。岑凯伦的小说《只因我寂寞》中有这么一个情节：
沉默而冷漠的惠庄提着菜篮走进来，看见客厅里坐着的人，怔一怔，眉心马上打起结来，很明显地不欢迎范文。
“孙——哎，伯母！”范文叫着。
“范医生来了！”她用冰冷的语气，对范文的一声伯母并不接受。
这里范文与孙惠庄的角色关系有两种：一是医生与患者家属，二是患者的追求者与追求对象的母亲。平时范文称孙惠庄为“孙女士”就是将自己与对方定位于第一种关系。现在改变称呼，称“伯母”，就是定位于第二种关系，而这种定位正是出于交际目的：想拉近与孙惠庄的关系。而孙惠庄沿用医患关系中的职业称呼，将自己与范文定位于患者家属与医生的话语角色关系，也正是出于自己不赞成范文与女儿过深交往的目的。
第二，注意交际场合。言语交际行为总是发生于特定的交际场合。交际场合也制约着修辞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交际场合不同，话语角色定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对父子同在某师机关工作，父亲是师长，儿子则是一位参谋。在机关他们王师长、王参谋的相称，可回到家里他们的称呼变了，“王师长”变成了“爸爸”，“王参谋”变成了“晓东”。这种称呼的变化，其实正是话语角色定位因场合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交际过程中，修辞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如果忽视了交际场合的制约，则有可能出现言语交际的偏差，影响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第三，注意角色规范在特定情景下所能发挥的实际约束力。一般说来言语交际中所选定的角色，其角色规范的实际约束力越强，言语表达的威力越大，交际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应选择角色规范实际约束力强的角色来进行角色定位。
既然具体交际语境下不同角色规范的约束力有强有弱，那么在某些时候修辞主体可特别强调自己的某种角色身份，以此来产生某种语言表达的威力。如：
“我今天还有些事要处理。”成浩抖了抖烟灰，淡淡地说，“没时间听你说古”。
“阿亮！”杨之刚激动地站起来，“我比你大将近十岁，今天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讲这一番话。我一直佩服你把握艰难世身的本领，以及那种超人的自制力，但……”（莫然《高处不胜寒》）
杨之刚与成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但现在成浩是某司级大公司总经理，杨之刚是总经理助理。二人之间至少有两种角色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现在杨之刚想劝说成浩放弃和一外省女子的儿女私情，否则成浩会因此影响美好的前程。为增加劝说的力度，杨之刚有意强调以朋友的身份说话，是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
第四，注意与对方的人际关系，对方的社会地位及心理。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话语角色定位是受交际的动机、目的制约，以社会角色为基础，以交际对象为参照系统而确立起来的，修辞主体与接受对象的人际关系、接受对象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影响、制约着具体交际中的话语角色关系。这其中接受对象的社会地位和心理更是影响话语角色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恰当地选择、确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可不注意与对方的人际关系、对方的社会地位及心理。权延赤《巨人的魅力》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离老远，彭德怀便伸出两臂准备握手，确实有些急性子。他敞开喉咙，用他那湖南口音很重的嗓门连珠炮似的嚷：“老毛，我等工夫不小了，怎么才来？骑的什么马呀？你们这些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彭德怀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毛。随着毛泽东威望日高，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都习惯了称呼毛主席，唯独彭德怀仍然保持老习惯，还是叫“老毛”。党的“七大”后，他似乎发现了孤立——全党只剩他一个人把毛泽东叫老毛。于是，他开始改变井冈山时叫习惯了的“老毛”，也用“主席”来称呼毛泽东。只是有时一着急，仍免不了叫出一声两声“老毛”，决无不恭敬的意思，实在是共事已久友谊深远的原因。
“好马都给你彭老总了么。”周恩来笑着说。
“嗨，我杀的马也比你们骑的马强哪。”彭德怀握住毛泽东的手，先看马，后看毛泽东，“主席，你可瘦多了！”
这里，彭德怀对毛泽东称呼的改变其实就是角色定位的改变。一开始称毛泽东主席为“老毛”，这是从极近的同事关系角度定位。这种定位从彭德怀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来说并无不妥，但与毛泽东主席崇高的声望、地位相联系，就很不恰当了。后改称“主席”，这是从上下级的角色关系来定位，无论从人际关系，还是对方的地位、心理来说都非常得体，而且极富情感。
（二）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
1.称呼语
称呼语是话语角色定位最常用、最典型的语言表现形式。汉语的称呼语丰富多彩，有专称、泛称、尊称之分，也有社会称谓和亲属称谓之别。选用何种称呼语来称呼对方既表达了修辞主体对交际对象的情感、评价态度，又赋予了自己和交际对象一定的社会地位。换言之，修辞主体在称呼对方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话语角色进行了定位，并使交际双方的关系具体化、明确化。
2.动词形式
动词反映人或物的运动、发展、变化，表现宇宙的物质运动。一部分动词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说还反映了交际者的角色关系，从而表现出交际者的角色身份。如，“我娶了一位好老婆”，“娶”表明了说话者的男性话语角色身份，而“我出嫁了”，“出嫁”昭示出说话人的女性话语角色身份，“我不赡养你们，天地不容啊！”“赡养”反映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下对上或晚辈对长辈的角色关系。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之下动词形式也便成了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
胡范铸在《什么是“修辞的原则”？》一文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全国人大今天进行了分组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小组发言中认为：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报）”他分析说：“如果人大闭幕后，任何一位国民说：‘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在修辞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作为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面对刚刚作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应该作的是‘审议’而非‘学习’，即使这位代表平时的职级远远低于总理，但选民推举他作为代表就是要他代表人民去‘审议’的。忽视了自己的角色的转换，必然导致修辞行为的失效。”[23]这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运用了动词“学习”（可能是下意识）就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于下级，从而将自己与总理的话语角色关系定位于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但在全国人大分组讨论会的语境下，这种角色定位不恰当，唯有运用“审议”，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于审议者（人大代表），其话语行为才适切有效。
3.口气
口气是有声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人们说话时通过声音、气息的调节或语词、句式的运用而流露或显露出来的感情、态度、思想、角色身份的某种情调或倾向。
说话是人类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际行为。从信息论角度观照，它其实就是说者与听者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这种信息交流活动主要是理性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但也有感情、态度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人们在说话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往往会流露出说者信息传递的某种倾向或者流露出说者对相关人、物、事等的感情、态度的色彩。这种意、情、态的色彩流露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口气。如“埋怨的口气”“领导的口气”“长辈的口气”“小孩的口气”“男子汉的口气”等等。口气不总是体现说者与听者的角色关系，但口气常可表现说者与听者的角色关系。因而在特定情景之下，口气也是一种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口气和声音、气息紧密相连，复杂多姿，色彩斑斓，修辞主体选择什么样的口气和对方说话，往往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也体现了自身的身份、素养和情感倾向，同时定位了自己与对方的话语角色关系。如：
谷燕山被宣布“停职反省”后的第五天，李国香组长“上楼”来找他做了一次“政策攻心”的谈话。“老谷呀，这几天精神有点紧张吧？唉，你一个老同志，本来我们只有尊敬，请教的份，想不到问题的性质这么严重，县委可能要当作这次运动的一个典型来抓啦！”李国香仍是那么一口清晰悦耳的腔调……
“怎么样？这些天来都有些什么想法？……你看，我只想和你个别谈谈，都没有叫别的工作组员参加……”
谷燕山还是没有为她的诚心所动，只是抬起眼睛来瞟了她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跟你讲。
李国香仿佛摸准了他的对抗情绪，决定抛点材料刺他一下，看他会不会跳起来。于是从口袋里拿出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本，不紧不慢地一页页翻着，然后在某一页上停住，换成一种生硬的、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谷燕山，这里有一笔账，一个数字，你可以听听！经工作组内查外调核实，自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以来，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说，芙蓉镇五天一圩，一月六圩，总共一百九十八圩，你每圩卖给本镇女摊贩、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胡玉音六十斤大米，做成米豆腐当商品，共是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大米。这是不是事实？”（古华《芙蓉镇》）
李国香与谷燕山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有多种，因而其话语角色关系也就有多种。一开始李国香用和缓柔软的口气与谷燕山交谈，也就是将自己与对方话语角色定位于熟人之间，未能达到交际目的，改用生硬、公事公办的口气，也就是将自己与对方话语角色关系定位于审问者与被审问者之间，她想以此来提高自己话语的威慑力。
4.语体
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由于交际的对象、目的、内容、环境关系等的不同而产生的言语功能变体。语体的转换往往也体现出修辞主体的话语角色转换，表现出不同的话语角色定位与角色关系，也就是说，语体也具备一定的话语角色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话语角色的语言表现形式。如：
教授灰白的眉毛微微一扬，拿起沉甸甸的论文说：“两年半时间，写出这样一本论文，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的论文不仅科学水平，而且插图装帧的艺术水平也很高”。
感叹之余，教授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身份，挺正了腰身，恢复了考官的尊严。严肃的答辩开始了。
“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做论文？”
“你这样设计想得到什么结果？”
……（王林磊、秦增约《女博士》）
这是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开始前后教授和答辩人的对话，答辩之前教授选择的是随意谈话语体，将自己话语角色定位于一般老师，与对方定位于一般师生的话语角色关系。答辩开始之后教授选择了正式谈话语体，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于考官，与对方的话语角色关系定位于考官与答辩人。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特定语境之下，修辞主体社会角色身份使然。
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与人的社会地位和其他社会因素相关；语体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框架之下的次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上社会地位高的人使用有声望语体，而社会地位低的人使用带有贬损意义标记的低位语体。为了研究的方便，他将语体定义为：说话人对自己说话所留意的程度。[24]拉波夫的观点和认识也表明了语体的角色定位功能。
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远不止以上四种，例如语码转换常常也表现出话语角色关系的变化，也是话语角色定位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处不赘。
定位原则要求修辞主体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应该首先认识自我，把握自身因素，用词造句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大男人用女性的口吻和别人说话会令人捧腹；而一个位卑者用高层领导的语气和别人交谈，一位只出了一本写好人好事之类的“报告文学”的领导，在“自序”的开头这样讲：“严格说来，我还不能算作大家”等则会招人指责和鄙夷，为什么呢？因为话语角色定位失误，话语与身份错位。
二 对象原则
修辞是一种表达行为，修辞主体的修辞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修辞客体：交际对象。交际对象作为社会的独特个体都会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属性。这些相对独立的属性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就会成为影响、制约言语交际的因素。有这么一则丰子恺轶事：
一次，中国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在轮船上遇见了一钱庄商人问他的姓名。丰子恺答：“姓丰。”钱庄商人纳闷地问：“什么风？”丰子恺解释道：“咸丰皇帝的‘丰’。”钱庄商人不解。因为年代相去甚远，商人也不大看历史书，因此并不知道咸丰。丰子恺又说：“五谷丰登的‘丰’。”谁知钱庄商人仍不知道是哪个丰，丰子恺哭笑不得，只好拿笔在纸上写了个“丰”。
钱庄商人一看，恍然大悟，连声赞道：“这姓不错！是‘汇丰银行’的‘丰’啊！”丰子恺也乐了，心想：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确比“五谷丰登”要时髦，比“咸丰”要通用。
没多久，丰子恺和一个农民同乘一辆车，二人交谈甚欢，丰子恺自我介绍道：“鄙人姓‘丰’，汇丰银行的‘丰’。”农民大叔一辈子在乡下种田，并没听说过有个汇丰银行，就摇头表示不知。丰子恺就说：“咸丰皇帝的‘丰’。”农民大叔只关注自己的温饱，并不去管谁又坐了江山，何况是百年前的皇帝，仍是摇头。
丰子恺只好在他手上写了个“丰”。农民大叔忙说：“好姓好姓，年年丰收、五谷丰登的‘丰’啊！”丰子恺恍然大悟：“一直觉得说话并不是难事，可对待不同的说话对象，要说的话还真不一样。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说话的功夫啊！”
由此可见，修辞主体必须注意到交际对象对言语交际的制约作用，注意到交际对象的特性，在表达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所表达的话语内容，所使用的话语形式能否为对方理解、接受，能否调动交际对象参与交际、共同合作从而完成某种特定的人际交流。
交际对象对语言表达的制约因素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年龄、性别、职务、职业、地位、性格、气质、思想、处境、心情、文化水平、方言基础、文化传统等等。修辞主体在把握自身的各种个性特征之后，需要努力适切，或者利用交际对象的这些影响、制约语言表达的因素，据此组织话语。被誉为“青年思想教育艺术家”的刘吉在研究“对话”的因人而异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以语言使用为例，对那些阅历丰富、思考能力强、接受事物快的人，就可以使用深刻精练的语言，以理释事，言简意赅。这样就不致因语言太浅显而使他们感到乏味，或觉得对方小瞧自己；而对那些阅历尚浅、思考力弱、接受事物慢的人，则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事明理，语重心长。这样就不会因语言太深奥使他们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对性情急躁的人，应简洁明了，不宜泛泛而谈，以引起对方厌烦；对熟识常见的人，应尽情地答问，客套话反而成了一种疏隔；对有意诘难的人，应柔中有刚，巧妙作答，不必以牙还牙，挑起争辩；对倾听忧难的人，应同情体谅，尽力相助，以至使对方有‘得一回答，可以无憾’之感慨。”[25]这表明修辞主体只有考虑到交际对象的个性，并依此来组织话语，才能实现积极和谐的交流，才能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换言之，修辞必须适切交际对象，做到因人而异。
对象原则要求修辞必须适切交际对象，也就是必须适应或利用交际对象的特点组织话语、进行交际。例如：（1）根据交际对象的性别、年龄组织话语，（2）根据交际对象的身份、地位组织话语，（3）根据交际对象的性格特征组织话语，（4）根据交际对象的心理组织话语，（5）根据交际对象的文化水平组织话语，（6）根据交际对象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组织话语，（7）根据与交际对象的特定关系组织话语，等等。以下挑几点来说。
（一）根据交际对象的年龄、性别组织话语
言语交际中不同年龄、性别的人对言语的反应具有明显的差别。人的一生从参与言语交际活动而言大体上经过幼儿期、少儿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等阶段，不同的阶段既有人生长代谢的不同，也有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阅历等的差异。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体验，对同样的话语有时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不同年龄的人对语言表达的反应和要求多有差异。少儿思维比较直观，难于理解隐晦曲折的话语，乐于接受形象、简易，富于情趣与幻想色彩的表达。青年人朝气蓬勃，追求新奇，刻意创新，重感情甚于理智，重玄想甚于实际，比较喜欢贴近时代，富于哲理，节奏快捷的语言表达。人到中年“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26]中年人的成熟，使得自己较为欣赏质朴、明快、务实的语言表达。人到老年较为平和、稳定、闲逸，此时最富人生体验，最具人类智慧。丰富的人生体验与智慧，不同于青年和中年的生理和心理造成老年人较为喜欢谦逊、稳重、蕴藉的语言表达。
既然年龄因素对言语交际有影响、制约作用，不同年龄的人对语言的反应存在着差异，那么修辞主体就应该根据交际对象的年龄特点恰当地组织话语，以求收到好的交际效果。例如，对幼儿说话，应该用浅显、形象的语言，可适当运用一些叠音词和摹声词，尽量以形象的表情、声音去感染他们。有一段对少年儿童广播的广播稿是这样写的：“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一条潺潺的溪水从卵石中间穿流而过，卵石在清澈的水中忽隐忽现，清晰可见。溪边端坐着一位长者，面庞清癯，双目炯炯有神！”很显然，华丽的辞藻和文绉绉的书面语，不适合少年儿童，必须根据对少年儿童广播这种特定的语境场合，针对儿童的特点进行修改。著名的演播员孙敬修是这样改的：“这天可真蓝哪！一点云彩也没有。有一条小河哗哗啦啦地流着。这水可清亮啦！水里有好些圆石头，像鸡蛋似的，人们都管它叫卵石，这些卵石在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河边坐着一个老头儿，长得虽然瘦，可是挺结实，那双眼睛可有精神啦！”显然孙敬修对原稿做了口语化的改动，形象而不深奥，顺应了儿童的特点，取得了很好的修辞效果。
人的性别也会影响到言语交际，形成不同的言语特点。曾有外国学者研究两性言语的差异，认为女性语言所具有的特点是：“絮絮闲聊、柔声轻语，急速流畅，礼貌友好、情意绵绵、唠叨不断、坦然无隐，多于细节、彬彬有礼、热情洋溢，词斟句酌，有时莫名其妙令人不得要领。”男性言语所具有的特点是：“傲慢自负，便用咒语俚语，盛气凌人，气粗声大，言语有力，直来直往、敢说敢道，不容置疑。”[27]这种说法虽然不很科学，但多少也道出了两性言语的一些特点。
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理上的差异，社会分工上的差异，群体规范约束上的差异，就产生了不同的接受心理与习惯。一般说来男性较坦诚直率，喜欢开朗奔放、理性感强的语言表达。女性心理较为细腻、丰富，爱美意识重，喜好琢磨他人的话语，在意人家对自己的评价，不喜欢别人锋芒毕露的强刺激，祈求委婉、温和、雅致的语言表达。因此和女性说话更应斟词酌句。一次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女士为韩瀚写了一个行楷条幅。为了表示谢意，韩瀚想说句恭维话，谁知急不择辞，说了句“很难想象出自妇人之手”，于立群一听马上抗议，因为这句话暗含了对女性的贬低。幸好郭沫若在大笑中说了句“王士祯在《池北偶潭》里评女书家美淑斋也说过‘笔力矫劲，不类女子’”，才算解了围。
（二）根据交际对象的身份地位组织话语
身份地位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拥有的位置，或者说是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其人生经历、需求、兴趣、气质等往往也不相同，社会角色规范要求也有差异，表现在言语交际上也就会出现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适应性。比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关心较多的是事业、前途、社交方面的内容；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对自己生活、工作和周围的事物较为关注。领导者一般注重表达的政策性和准确性，群众则对这些顾忌不多”。[28]我们汉文化特别强调身份、地位，同样一句话对这种身份、地位的人说合适，对另一种身份，另一种地位的人说可能就不合适。对身份地位高的人说话一般要恭敬、谦虚、正规，忌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生活中有些人说话，别人评论说是“没大没小的”，这常常就是不顾对方的身份地位等所致。而对身份地位与自己差不多的人说话一般顾忌较少，常常较为随便。这些都是身份、地位对语言表达的约束。因此言语交际中修辞主体选择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必须适合对方的身份地位。例如：
“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般。
“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都不是种田的人……”
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望着周恩来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周恩来的化名）同志四岁读唐诗，九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
“是吗？”毛泽东望望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
任弼时已经回头，皱着眉头瞟一眼江青。他感到这个话头提得不好，周恩来不好回答。
“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九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一眼周恩来。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巨人的魅力》）
江青的话头提得不好，周恩来不好回答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特殊的身份地位。周恩来如果回答“是的”，可能会影响到毛泽东主席的微妙心理，毛泽东是领袖，他十几岁才读《三国》，你九岁就读了，这种比较摆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而言有些不妥。可如果回答“不是的”，则有撒谎的嫌疑，也会令毛泽东不快。现在周恩来的答话切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切合对方的身份地位，答得非常圆满完美：对《三国》自己读得早，但认识没有主席深，也没有主席早，既坦然承认了自己一件极普通的事实，又丝毫未扫毛泽东主席的兴致，难怪任弼时要叹服“恩来是谈话的大师”。
（三）根据对方的心理组织话语
交际对象作为社会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会带有一定社会中的较普遍的共同的心理。而另一方面，交际对象作为社会群体中一个独特的个体，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交际中又会有自己某种或某些独特的心理。这其中有一些可能较为稳定，有一些则可能随着交际情景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或显著的变化。言语交际中，修辞主体应该针对交际对象的心理：较普遍的心理，较稳定的心理或者特定情景中的特定心理恰当地组织话语，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如此，才能有助于言语交际的成功。例如：
我们在收费工作中，常常因为某些主观或客观因素陷入不和谐的境地，能否化解不和谐的局面，是对一个人学识、智慧、素质、口才和应变能力的综合检验，一名收费员在工作中必须使用文明用语，必须以“应征不漏，应免不征”为原则，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口才，才会避免一些矛盾，达到和谐征费。在一次整治逃征费秩序的工作中，有一辆本地豪华小车，车主下车拔掉杆子一扔，“交什么费，我本地人、本地车”。这时过来几名收费员上前劝阻，无效，大家针锋相对，几乎就要大动干戈，僵持一会，站长、书记赶来劝车主说：“老板，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上火？老板，凭你的豪华轿车，凭你这个‘福肚’就是一个大款啊，不要为区区10元钱影响你的风度啊，这么多人看着不好看吧！如果你今天忘记了带钱，我就借给你10元钱（诚恳理解的语气），若带了请你交费好吗？”，这时车主说：“我多的是钱（要面子了），不就是10元钱吗。”这时车主主动到收费窗交了费。（叶崇荣《巧言妙语谋和谐》，http://www.pxjz.gov.cn/index.asp，2007-5-23）
站长、书记抓住了每个人都要面子的心理，用真情、宽宏感动车主，并给对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从而达到和谐征费的目的。相反，交际当中如果不顾及对方的心理，犯忌触讳，缺乏话语的得体性、针对性，交际就很难成功。某局长大病初愈后请了一桌客人以示庆贺。一位青年在席间说：“王局长，你年纪这样大了，又体弱多病，还在坚持工作，真是鞠躬尽瘁啊！”王局长白了他一眼，转头向众人说：“早就有人劝我退休，说我一大把年纪，体弱多病，占着茅厕不拉屎。哟，我不是康复如初么？再干三两年让贤也不迟吧！哈哈哈！”这青年的本意是夸局长兢兢业业坚持工作，却没有悟透局长请客的真意和局长当时的心理，被局长误解为劝他早些退休。这种不注意对方心理的话语表达十有八九会失败。
接受对象对言语交际的制约因素可谓多种多样，言语交际中，修辞主体对接受对象的适切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再如，交际对象的职业、交际对象的思想、交际对象的健康状况，交际对象的言语态度等都会影响到言语交际，修辞主体在组织话语的时候也应考虑到这些因素。总而言之，对交际对象的适切，并非只是对交际对象一两种因素的分散式适切，而是对交际对象多种因素、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式适切。当然，有时可能只需特别适切一两种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可以不顾，其他因素只是暂时居于次要地位而已。唯有做到针对交际对象的多种因素，让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都适切于特定的交际对象，才能实现积极高效的言语交际。
三 语境原则
修辞语境是指影响、制约修辞行为、修辞话语的客观环境。主要包括：（1）时空环境，即修辞活动产生、存在的时间、地点。（2）场合环境，即修辞活动发生、存在时的具体场合及其气氛、情调。（3）背景环境，即围绕着修辞活动的时代政治形势、社会的风俗习惯、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交际双方共知的事实等。（4）语篇环境，即人们在进行修辞活动时已经或将要说（写）到的语言信息，口语交际中谓之前言后语，书面交际中谓之上下文。
修辞语境影响、制约着语言表达。语境原则要求修辞要适切修辞语境，也就是要适应修辞语境组织话语，充分利用修辞语境组织话语。
（一）适应修辞语境组织话语
1.修辞要适应语篇环境
语篇环境是修辞话语存在的上下文、前言后语。修辞话语必须在语音、结构，尤其是语义等方面与上下文、前言后语相承接、相关联、相配合，相互顺应。例如，“月光如流水，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朱自清《荷塘月色》）前句是个比喻，后句以其喻体“流水”为起点将描述延伸，进一步揭示本体“月光”，选用动词“泻”比较适宜，因为“泻”是“流水”的特征，上下文顺承和谐。而“晚上，窗外的月亮又圆了，如银纱，铺洒在青玉床上。”（古华《贞女》，《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8期）其中将月光比作“银纱”，后文“铺”与之关联，“洒”却不能承接。此处用“铺洒”，不如用“铺盖”，因为“铺盖”可以和“银纱”语义相适应。
2.修辞要适应时空环境
时空环境制约着修辞主体的语言表达，特定的时空环境对修辞主体的表达行为存在着明显的约束性。比如，言语交际行为总发生于一定的时间，时间有大有小，大至不同的时代，小至相差以分秒计，修辞时均要考虑。某年是兔年，春节期间短信祝福语很多与兔相关，如“玉兔临门，好运纷呈；玉兔报喜，幸福如意；玉兔打洞，温馨融融；玉兔打滚，万事皆顺；玉兔起跳，快乐照耀！玉兔上前，吉祥年年！祝兔年春节快乐”！“狡兔三窟：一窟幸福，二窟健康，三窟快乐！祝您在兔年里，好运追狡兔，连绵不断！”“兔子洁白，我想向你表白——想你！兔子跑得快，我想和你一块过年！新的一年里，祝：做人清白，做事勤快！各路人马纷纷都给力你！”很是俏皮，但第二年还这么说，则不合时宜了。
再从话题角度而言，时间因素的制约亦非常明显：时间充裕话题展开可从容不迫，慢慢道来，时间紧急，话题就应高度集中，话语就应简明扼要。1936年10月11日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公祭鲁迅大会。会上轮到邹韬奋讲话时已经不早了，于是他只作了一句话的演讲：“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邹韬奋准确把握了所处环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概括了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假如当时邹韬奋不顾时境的约束，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交际效果肯定糟糕透顶。
写说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点，即一定的地理环境里。修辞必须适合这个具体的地点，即地理环境的情况。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结束了中美两国几十年的隔绝状态。他在回国前的答谢酒会上所致的祝酒用语典雅、恰当，观点表述很有分寸，体现了一种外交风范，是一篇十分精彩的礼仪演讲。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这篇礼仪演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在于就地取材，修辞行为特别适切交际的地理环境。演讲中尼克松十次提到“长城”“城墙”，体现了他的独运匠心。比如：
昨天，我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为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牺牲；我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上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长城已不再是一道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开的城墙，但是，它使人联想起，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把各个国家和人民隔开的城墙。
长城还使人们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
四天以来，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我们之间这座城墙的长期过程……
长城是中国的象征，地处北京脚下，而当时尼克松就在北京，因而他在祝酒词中强调长城，颂扬长城，并由此发挥，巧作比喻，将自己的观点非常贴切、自然地表述出来，极富艺术性。
3.修辞要适应场合环境
言语交际总在一定的场合下进行，场合也制约着语言表达。比如，在主席台上发言显然不同于在家中与人闲谈，在主席台上话语应该郑重、规范，在家中话语可相对灵活、随便。场合与时间、地点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场合除了时空因素之外，还要包括情景氛围因素，它既含自然的内容，也含人际的内容。场合有正式、非正式之分。正式场合，如课堂、会场、办公室，社会制约性较强，语言表达宜庄重典雅、准确、规范；非正式场合，如街头、路边、公园、影院，语言表达相对平易、通俗、随便。场合有喜庆、欢快，悲伤、沉郁之别。喜庆、欢快场合，如婚宴、联欢会，语言表达宜轻松、明快、诙谐、幽默，忌说丧气话、不吉利话；悲伤、沉郁场合，如灵堂、殡仪馆、病房，人们的心情压抑，语言表达应特别谨慎，不要犯忌触讳。场合也有人多、人少的区分。人多的场合，自然环境，特别是人际环境通常较人少的场合复杂，语言表达相应也有所区别，如人多的场合发表演讲与人少的场合发表演讲音量和表达技巧都会有些差异，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选择人多场合还是人少场合通常也很有讲究。场合还有家庭内和家庭外的不同，有些话语，如私房话，夫妻之间的特殊语词，在家庭外道来通常就很不妥当。田东照的小说《买官》中的纪兰称丈夫陈晓南（某镇党委书记）为“大宝贝”，有一回在家中，她对丈夫说：“中午陪客人吃饭时，我还想，也不知道我的大宝贝怎么样了。三原过来没有？怎么吃的？”这样的话语在家中说来，充满柔情爱意，也很得体。可如果在家庭外的场合，一个老大不小的女子称自己的书记丈夫为“大宝贝”，则要让人笑掉大牙，或被人当作傻大姐了。一个领导者在外面说些高调话、冠冕堂皇的话并非不得体，可如果回到家中，面对妻儿老小也是如此，那就既没有人情味，也很难说得体了。婚宴属喜庆的场合，轻松幽默的话语，吉祥、祝愿的言辞，有助于欢乐气氛的增加，因而在婚宴上讲话离不开轻松、欢快、祝福的言语，这是一种模式，更是对交际环境的适合。
特定的言语交际发生于特定的时空场合，受当前特定时空场合这种交际环境的影响制约比较直接，也比较明显。但特定的时空场合总是属于范围更大的特定的时代、社会，属于某种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特定的语言表达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修辞主体所处的时代、社会这种大的修辞环境的影响制约。
4.修辞要适应背景环境
背景环境包括的内容相当复杂，有围绕修辞活动的时代政治形势，也有关涉修辞活动的社会风俗习惯、民族历史文化，还有交际双方共知的事实，等等。与语篇环境、时空环境、场合环境相比较，背景环境一般都是隐性修辞环境，但它也同样制约着人们的修辞活动。
背景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共知事实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由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包括风俗习惯）等构成。特定的社会环境对语言运用的制约和影响，往往侧重于词语、句式、口吻、情态、修辞方式等方面的选择。这种选择，能跟特定的社会环境诸要素相合拍产生强烈的修辞效果。如：“婚姻是键盘，有太多秩序和规则；爱情是鼠标，一点就通。男人自比主机，内存最重要；女人好似显示器，一切都看得出来。”（《文摘周刊》2008年8月2日）这里喻体的选择就与计算机时代紧密相连。
修辞要适应特定的时代背景。任何修辞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的。时代政治语境对修辞有着制约作用，要想成功修辞，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政治气候、特定的时代氛围。萧乾在《点滴人生》中说过这么一件事：“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虽身为大使，其实他原是作家，流亡伦敦时曾与我一样也是国际笔会的会员。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像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席间一度出现了紧张，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萧乾的话本来包含着褒扬，在今天看来，何失言之有？但这次语言交际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正是连无辜的《简·爱自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为毒草的年月”，“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是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唯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29]这正是特定时代、特定政治、特定风尚影响制约了这次特定的言语交际。
修辞要适应特定的文化背景。任何写说都是在特定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背景里进行的，语言的使用不能不考虑特定的文化背景。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对个人的约束，一般不突出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往往把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归结到群体。如“我们认为”“在×××领导下，取得了×××成就”等表述的盛行就是这种反映。我们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西方社会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强调个人的成就和荣誉，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小。因此，我们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吃了没有？” “上哪儿去啊？”以及问“今年多大了？”“几个孩子？”对方听了感到亲切，不会产生不适感。然而西方人听了就很不理解，甚至产生反感，说你干预别人的自由，不尊重他的隐私权。[30]
共知事实环境是修辞主体和接受对象共有的知识、经验等等。它是交际双方正常交流的前提，如果缺乏必要的共知事实，交际将难以进行。如：
1907年，又到钱紧处，孙中山忽让胡汉民给清廷驻法参赞张静江发电，只一个字母“C”。20天后收到张汇来的3万法郎。原来一年前，在赴法轮船上张静江曾主动与孙约定，A、B、C、D、E为汇款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法郎的暗号。
见此法好使，孙又发了个“E”。（《辛亥革命的经济账》，《新安晚报》2011年3月11日）
只有一个字母“C”的电报，张静江能准确接受，原因在于存在交际双方共知的那个“约定”前提。对于不具备这个“约定”前提的人来说，这封电报无疑就是天书。
修辞主体只有充分考虑到共知事实环境，才有可能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繁复和简洁，通俗和艰深，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的选择，都应当考虑到和接受对象共有的知识、经验等这些因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侦探故事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夜里，一个杀人犯受到警察的追捕，逃到一个单身姑娘的住处。警长来敲门搜查，罪犯用枪抵住姑娘的背，要她回答已经上床睡了。警长敲门时，姑娘照凶手的吩咐作了回答，但加了一句“我兄弟问您好。”警长听了，开着警车走了。罪犯自以为得意，但不久就被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姑娘知道警长了解自己的身世，她孤单一人，没有什么兄弟，于是组织“我兄弟问您好”这样的话语，巧妙地达到了既不为凶手所害，又能向警长传递真实信息的目的。[31]
（二）利用修辞语境组织话语
修辞要适应语境强调的是语境对修辞的制约，其实修辞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修辞适应语境也包括充分利用语境的特点，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修辞语境相当复杂，内涵极其丰富，因而在修辞时可以利用的因素也就非常多。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实物、自然景物、情境氛围，到时代、社会的特点等，都可为我所用，从而增添表达的力度与魅力。陶行知有一回和冯玉祥交谈时说到蒋介石。陶行知说：“你的年龄应该比蒋介石大，听说他是主动找你结拜兄弟的。你们现在的关系总该不错吧？”冯玉祥笑了笑：“我大他五岁。在北伐当中我对他是相当尊重的……他把我调到南京来担任什么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我来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是他在耍手腕呐……我有家属还在河南，如今也不想搬来了……”陶行知想接下去说几句，可这种时刻比较难插嘴了。他的目光刚好触及了院中的桂花树，于是思路一转说：“你闻闻这小院里好像有几种香味在散发，月夜，这一股股清香味真诱人！”这么一说，冯玉祥高兴了，走到桂花树前，说：……（丁羽《晓庄师范轶事》）话题涉及了冯玉祥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陶行知不好接话，但此时又不能一声不吭，陶行知利用交际环境中的桂花树转移了话题，也化解了自己的被动。
1991年7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招聘节目主持人。当时中东正在打海湾战争，于是考官就出了个相关的时事题目——海湾有哪些国家。一位应聘者搜肠刮肚地说了几个国家，却唯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伊拉克，台下马上有人提出质疑。这位应聘者眼珠转了几转，脱口应答：“联合国正在制裁呢，那是‘敌’国呀，怎么能乱说！”考官因为他处理危机时的镇定自若、答辩时的反应敏捷而录用了他。这位应聘者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李咏利用了时代语境敏捷地作出反应，修辞效果极佳。有一则幽默：
在伦敦的同一条街上，住着三个裁缝。
一天，一个裁缝在他的橱窗里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
伦敦最好的裁缝。
另一个看到了，在同一天也挂出了一块招牌。招牌上用大写字母写着：
英国最好的裁缝。
第三个看了后，思考了很久。几天之后，他也挂出一块招牌：
本街最好的裁缝。
第三个裁缝最具智慧，他巧妙利用语境（同一条街上）盖过了那两个，又给人实在之感（那两个倒有王婆卖瓜自吹自擂之嫌）。
四 适度原则
适度，就是修辞行为程度要适当，不过分，不超出限度。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在的矛盾双方力量对比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整体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就会发生质变。所谓“限度”，就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幅度，表现为质和量的统一。就修辞行为而言必须把握好一个人们能够认可的“度”。比如，远取譬更有审美价值，但本体和喻体距离太远，人们无法认识二者的关系，比喻也就毫无意义。排比强调要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同或近似结构项，如此才能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但相同或近似结构项多到几十成百恐怕难以忍受。简洁有简洁的作用，繁丰有繁丰的功能，但简洁过了头就成了苟简，繁丰出了格则变成堆砌。一切修辞行为都受“度”的制约。
修辞行为的“度”有语言的度、物理的度、文化的度和心理的度。
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明确提出了四个世界理论，初步建立了四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具有“同构性”，但语言世界只是物理世界的一个近似的反映，语言世界反映物理世界须经过文化世界这个中介，交际活动又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心理世界的规则也影响并制约着语言世界，一个完整的交际场是由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及心理世界组合而成的，四者缺一不可。“人类的交际活动是在这样的四个世界之中展开的，也是对于这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32]修辞学就是从语言世界与其他三个世界的关系模式中考察语言的表达效果。“只要是人说出的话语，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四个世界角度来观察。”[33]
举例来说，夸张与吹牛同是有意夸大的言语行为、言语现象和言语方法，但人们对它们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却迥然有别，夸张是让人肯定的言语行为，是令人称赞的一种修辞方法、艺术手法，而吹牛则是遭众人贬斥的一种言语行为、言语现象或言语方法。原因就在于，夸张“有度”，吹牛“失节”。夸张在物理世界假，但在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真，因而在语言世界真；而吹牛在物理世界假，在心理世界、文化世界同样假，所以在语言世界也假。同是夸大事实，夸张可以接受，受到肯定，而吹牛则不可接受，遭到否定。这归根结底，是个接受的文化、心理度的问题。通常人们要求夸张必须有生活依据，符合生活的基本真实性（物理的度），合乎情理。如果“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因此运用夸张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刘勰《文心雕龙》）。这“节”就是“度”，就是合乎情理，而什么样的是合乎情理，什么样的是不合乎情理，评定的标准其实就是接受者言语社团所规约积淀及接受者个体感受、领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合乎情理”之“情”就是心理的度，“合乎情理”之“理”就是文化的度。对有意夸大的言语现象，人们在感知其物理世界层面“不实”的同时，对之有一种文化世界层面与心理世界层面的期待：和民族文化特点相一致、追求“美”与“诚”，契合、相容接受心理。换言之，张大事实的言语现象在言语接受时就是要通过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的评定，通过的就是夸张，没通过的就是吹牛。
（1）一个南瓜如地球，棚在五岳山上头。把它架到大西洋，世界又多一个洲。
（2）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郭沫若《天狗》）
这两例都是诗歌，都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大事实，但例（1）已被众人否定，认为是浮夸、吹牛，理由是毫无节制，不合逻辑：一个南瓜如地球般大，怎么能够放于地球？其棚又如何放置五岳山上头？情理不通！例（2）被很多人认为是成功的夸张，有人还对之做了这样的分析：“诗中的‘天狗’，是诗人凭借夸张手法创造出来的幻象，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觉醒了的一代青年的象征，它成为了抒发诗人和革命青年战斗豪情的符号。在现实中，人再激动，也不可能去吞噬万物，去燃烧，去像海一样狂叫，去像电气一样奔跑；但是在艺术中，人却可以通过想象，把自己幻化成超现实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天狗’，以此来表达要摧毁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带有夸张色彩的‘天狗’，虽然其所作所为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但由于它是情感的产物，符合艺术的真实，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34]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例（2）也有类似于例（1）的逻辑问题：把一切的星球吞了，把全宇宙吞了，“我”将立于何处呢？只是对（2），人们不去较真节制问题，对（1）则较真仔细，这和人们接受的文化、心理有关。例（1）这首诗的产生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作为一首“大跃进”民歌自然而然地带上了那个时期的浮夸特征，它选择物理世界的“南瓜”为表现对象，用“地球”为喻体，单纯张大其形象而又不合逻辑，在文化世界层面背离鉴赏习惯，缺乏“美”“诚”，在心理层面缺乏心理相容，难以接受，受到否定理所当然。例（2）以“天狗”为喻体来表现“我”的豪情，虽多方面张扬，但与汉文化体系中的天狗能量一致，加之情感浓烈奔放，契合表达心理，相容接受心理，因而得到人们的肯定、认可。再如：
（3）要说渴，真有点渴，/嗓子冒烟脸冒火。/我能喝它一条江，/我能喝它一条河。
（4）一根豆角两尖尖，/社员拿它当扁担，/一头挑起山一座，/扁担还没打闪闪。
例（3）与例（4）是两首民歌，都运用了夸大的方法，但前者是夸张，后者是吹牛。例（3）描写渴，其形容夸大“冒烟” “冒火”“喝江”“喝河”，符合汉文化习惯说法，能够产生心理相容，能够被人们承认，是夸张。但例（4）所言豆角，在物理世界属柔软物，无载重的特征；在汉文化传统中，豆角只是一种可口的蔬菜，并没有作扁担担物的文化习俗或文化联想，因此无法产生心理相容，不能被人们接受，是吹牛。[35]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49页。
[2]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3]转引自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291页。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5]参见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32页。
[6]同上书，第412页。
[7]陈汝东：《修辞的社会心理性质及其功能》，《修辞学习》1999年第3期。
[8]尹铁超、刘彦卓：《修辞的目的——兼论语言的非工具性质》，《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9]骈宇骞、王铁柱主编：《语言文字词典》，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10]曹德和：《如何看待有关修辞原则的不同表述——兼谈建立修辞原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见倪祥和《修辞的活的灵魂：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修辞学论文集》第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倪宝元主编：《大学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14]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7]朱曼殊主编：《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
[18]彭聃龄主编：《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19]敬一丹：《重在交流感——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追求》，《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
[2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1]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22]同上。
[23]胡范铸：《什么是“修辞的原则”？——对于修辞学若干基本范畴的重新思考（二）》，《修辞学习》2002年第3期。
[24]见李经伟《语体转换与角色定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5]刘吉、华琪：《对话的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2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7]转引自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28]王东、高永华主编：《口才艺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29]萧乾：《点滴人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30]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1]参见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3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3]李子荣：《论语言研究的一种新模式——“四个世界理论”》，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34]吴俊：《夸张的审美价值》，《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5]胡习之、高群：《有意夸大的言语行为：夸张与吹牛的判别》，《毕节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