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文明的发祥

挑战和应战 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其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汤因比将人类远古文明分为21种和两大类，其中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玛雅和安第斯6个文明社会被视为一类，而其他15种则被视为上述6个文明社会的子体。汤因比在批判文明产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基础上，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文明起源论。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论，同一般文明起源，尤其是“环境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发生在自然条件舒适安逸的环境之中，而恰恰发生在对于人类来说非常艰难的自然环境当中。他由此提出“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的公式。几乎在各民族流传的远古神话中，都包含着人类遭受神灵的惩罚，不得不面对“大洪荒”这样的自然灾害挑战的内容。面对这些被神话了的自然力挑战，成功的应战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从中却诞生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当然，这种挑战也包括人为的因素，诸如外族的扩张和入侵带来的灾祸。在各大陆的原始族群都面临大自然或邻居的挑战的状态下，挑战带给人类刺激程度的过量或不足，也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发生和延续。所以，才出现了诸如“发展的文明”、“流产的文明”和“停滞的文明”。这其中也包括了人类在应战过程中“用力过猛”的结果。例如，汤因比列举了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和游牧民族“停滞的文明”，就属于“用力过猛”反而得到停滞的范畴。当人们在近世发现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巨大的人像石雕时，岛上与这些远古巨石文化成就相伴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对他们祖先的文明创造一无所知，他们既没有雕刻这些雕像的艺术造诣，也不具备向距离复活节岛上千海里远的其他岛屿航行的能力。而他们的祖先，这些巨大雕像的雕刻者当初却是通过超凡的航海技术和艰难的经历来到这个岛屿的。远古的文明成就为现代人留下的谜团很多，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曾以可以想象的独木舟之类的航海工具迎接了大海的挑战，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大表现为“应战”的“用力过猛”，而最终使他们在那种无法忍受的挑战中松懈下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局限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并在文明的创造力方面失去了祖先的勇气和技艺。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来说，“挑战和应战”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也未必是产生文明的规律。

自然环境与人类的互动 人类远古文明的产生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结果，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各大陆人类提供的资源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不一样的，他们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当然也不会一样。所以，各大陆、各族群、各民族的文化也必然存在着种种差异。这种差异的环境基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解释需要重新回归到“环境论”的窠臼。早期的“环境论”是建立在人类种族差别基础上的，完全没有考虑自然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人类本身的创造力。人类不是无可奈何地被自然地理、气候、动植物区系限定的被动机器。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类可以创造出相同或类似的文明成就，而在相同或类似的自然环境中并没有普遍地发生同样的人类文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几个方面：一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原始的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因各大陆面积不同以及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情况的不一而不同。如欧亚大陆在生物物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澳大利亚则最差。至于像新几内亚这样的岛屿，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则已经灭绝殆尽。二是影响文化传播速度的因素，欧亚大陆横亘于地球的北半球，其纬度跨度不是很大。在相同或相近纬度上的气候条件下，动植物区系具有相似性，所以文明和文化传播相对比较容易。而美洲和非洲大陆则因其在地球上纵向分布，跨纬度纵向传播直接受到气候和动物区系不同的影响，生态障碍使传播速度相对缓慢，甚至造成中断。至于澳大利亚等为海洋隔绝的大陆，则因人类早期航海能力的不足而几乎没有接受其他大陆的古代文明成果。三是各大陆的面积和人口方面的差距，更大面积和更多人口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发展的机遇与更多潜在的发明者，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在这方面，欧亚大陆的优势同样是其他大陆所不可比拟的。所以，最早的古代文明发祥于欧亚大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哪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

文明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尽管分布于世界各大陆，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基本是一样的。各大陆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时拉开的，是伴随着动植物的驯化而发生的。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类获得了稳定的和比较充裕的生活资料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相对于采集、狩猎的人们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产品。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对人们由于生活资料短缺维持的原始共产主义和平均分配的观念形成了根本性的冲击。对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使人们产生了财产观念，氏族社会中平等协商的机制越来越难以调节各个家庭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为大家所拥戴的氏族长或长老制的权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通过权威的作用来调节氏族内部的利益冲突，不仅使氏族的原始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而且也促使氏族长阶层成为日益脱离生产活动专门进行管理的人，而剩余劳动产品为养活这些脱离劳动的阶层提供了可能。为了维护氏族群体的团结和保持公正，氏族成员向氏族长交纳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产品以维护一种大家所认同的权威和裁判，这种转变被称为血缘氏族社会向纳贡社会的转变，它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

财产私有是阶级分化的基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引起的最重要变化，是人类从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单一关系，转变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复合关系。从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到氏族权力结构的变化，人类的社会性管理和人与人的关系调节越来越复杂。人口的繁衍、生产的扩大，服务于生产和生活日益增多的需求，促使社会分工的加快和生产行业的增加。以氏族长为代表的权威阶层，也因管理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权力等级和专门的职业，行政、司法、军队等一系列管理和镇压力量构成了社会新的权力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增长、资源需求引起的自然扩散与人为扩张，也使人类群体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发展进程必然产生，血缘氏族关系在多氏族、多部落的融合中逐渐淡化，地域概念与日俱增，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出现了。伴随着国家形式的出现，以地缘关系划分民众的人类新共同体产生了，这就是民族。

民族是人类群体形式从原始群、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逐步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形成。作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心理等方面的共同性，事实上也就是文化上的同一性。但是，民族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地域性的聚集、语言上的融通、经济生活的同一，宗教信仰的一致，社会习俗的养成，心理情感的培育，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往往因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等因素而被中断或改变。所以，在古代历史上，不仅国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族也是如此。那些因自然条件和传播原因一直未能进入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始采集、狩猎族群，由于对外的隔绝而长期滞留在人类的石器时代，他们的社会没有发生国家化的质变，他们的群体也没有演变为民族。他们创造了文化，但是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文明。

古代文明的标志 人类社会的国家和民族过程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大河流域。西亚中东地区依托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发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托于尼罗河流域发祥的埃及文明，亚洲东部依托于黄河流域发祥的中国文明，亚洲南部依托于印度河、恒河流域发祥的印度文明，就是人类古代文明在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的代表。这些地区都是动植物最早的驯化中心，特别是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流域被称为“新月沃地”的区域在动植物驯化和古代文明发祥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这些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楔形文，埃及文明中的象形文，中国文明中的甲骨文等，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入了有文字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思维革命的重要成就。书写系统使人类的交往更加方便，同时也记录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并且成为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工具。除了文字之外，这些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还包括城市的出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行为规范的法律化，社会生产行业的多样化，商业和市场的发展，伟大的艺术成就、宏大的建筑和科学发明，等等。其中，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金属时代的巨大飞跃。在这些大河流域出现的文明古国及其辉煌成就，不仅前农业社会的人们难以想象，就是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人类也无不为之感慨万千。

然而，这些表现古代高度文明的社会，在突飞猛进的创造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明的敌人——制度化的战争。在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既包括对内统一权力和意志的战争，又包括对外征服或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带来的财富积累一方面被用于建造那些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宏伟宫殿和陵墓，另一方面则用于供给那些脱离生产活动的官吏和军队。国家的统治者不仅需要通过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也需要通过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或利用军队发动对外征服战争以掠夺财富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从古至今，任何技术上的发明，往往都会被运用于军事优势的建立，甚至建立军事优势的需要也常常成为技术创新和文明发展的动力。战争不是文明的标志，而是对文明的逆反，但是战争又是保卫文明成就的重要手段，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中都包含了战争的内容。

欧亚大陆以外的古代文明 除了欧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发祥地之外，在地球各大陆中只有中美洲和秘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了独立的文明，但是美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石器时代，尽管它也包含了很多堪与欧亚大陆远古文明相媲美的成就，诸如宏伟的宫殿、金字塔陵墓、象形文和太阳历等。在美洲之外，还有许多以巨石文化为特点的人类文化遗迹，但是这些遗迹由于缺乏城市依托以及没有任何工具或器物等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考古发现而变得神秘莫测。对这些文明成就的解读，还有赖于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以及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