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西视野中的博物概念及其发展

英文中的Nature History来源于拉丁文的Naturalis historia，有时也被翻译为“自然史”。普林尼发表于公元77—79年的37卷著作被视为这一传统的早期经典。在很多场合Nature History经常被误译为“自然史”，其更恰当的对应概念应当是“博物学”，即采集事实、描述命名、分类编目的科学。其中History源自拉丁语的Historia，即研究、调查、探寻，而并非通常所称“历史”的意思。这种博物学的概念最初深刻地受到基督教思想中上帝造世观念的影响。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们的任务不过是将这些成果发现、以合适的方式排列，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帝荣耀的证明，因此博物学原本很受教会支持，很多早期博物学家都是传教士出身。在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改造和强化下，博物学最终成了孕育现代科学思想的沃土：植物学、动物学等很多学科都是从博物学中分化出来的。在经过现代科学主义的洗礼之后，博物学与原始思维之间又被划定了潜在的关系。比如，有学者指出：“博物学是人类最原初的知识形态，基于对自然的最基本的认知、观察、命名、归纳，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本能方式。从原始思维的意义上，人类本能地采用拟人的、类比的、想象的方式，将自然视为主体，视为生命即认为那些和现代科学模式不同的分类体系都属于前现代的、原始的、本能的。”[10]这种观念在当代科学主义的主张下进一步加强，在科学家的眼里，分类的模式与认知的水平直接相关，进入了基因研究的时代，所有的医学、生物学甚至心理学问题似乎都可以于基因层面获得新的统一。基因工程将生命的多样性还原为四种核糖核酸的排列组合，数字技术将声光电感受描述为二进位数字，面对这个被不断化约、不断专业化的世界，以博为专长，只到物的层面的博物学已经被彻底挤出了科学研究的视野，进入了尘土堆积的档案馆。

但这种思维的原始—现代二元划分本身就不恰当，当代学者已经对基于接触律和相似律的原始思维学说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反对以单一标准概括人类的分类标准和思维模式。本文试图对照西方“博物志”的概念来重新审视中国上古认知体系的建立。人类学家认为认知是重要的步骤，而认知的方式本身却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除了思维方式本身变化的影响之外，欧洲的博物志模式的盛行与航海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探险者和商人带回来的数量巨大的奇特事物以“标本”般的形式陈列组合，如何将这些外来事物与原本的认知结构相协调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今天的博物志或博物学的理念更多的是一个西方概念，早期的博物学无非是对异域事物的拥有、识别、展示。至少到17世纪，西方的博物学仍是一个普通术语，人们认为它是事实的登记簿，是对世界上存在物的汇编。人们对它的兴趣来自占有的乐趣和智力上的较量。“一直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有组织的大型科学考察活动并不常见。在那之前，欧洲的外地博物学标本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海洋贸易活动而获得的。远洋商船，或满载银条、咖啡、糖和烟草横越大西洋而来，或运着香料、瓷器、茶叶与丝绸绕过好望角而来，也常常载着从各地买来的珍奇动植物、在外国港口的商店发现的有趣化石或蜥蜴皮、航行途中获得的古怪鱼类、在离家万里之遥的海滩上拾到的贝壳，以及其他许多数不清的新奇玩意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有的可能进了大人物的珍物陈列柜，有的可能进了博物馆，有的则可能被载入像丰伯爵或基歇尔这样的博物学家的渊博著作之中。”[11]到了19世纪时，博物学更是欧洲科学界的显学，其脱胎换骨成为近代以来知识体系的基础，进而成为压倒性的科学话语的基础，实际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被概括为所谓的“科学帝国主义”[12]。中国学界对博物志问题的研究和反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从科学史的角度，第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第三是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笔者以为从认知人类学入手或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