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得孩童时，骑在牛背上，视野所及，不出沟壑丘陵；所忧思者，下顿可否得以裹腹。在那特殊的年代，上学只是某年龄段的分内事，小伙伴们可以在学农、学工、学兵的游戏中，掌握一些生活、劳作的技能，从来不曾想过以识字修文来改变“修理地球”的命运，因此，识字不多，亥豕不辨，“作文”也就成为上学最最头痛之事。然而，七七秋喜，国势运转，高考恢复，次年侥幸考入乡镇高中；毕业后经过两回冷饭翻炒，如愿上了大学；接着又北上长春，入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读研期间，曾修习文字、音韵、训诂、六经与诸子之学，有幸聆听如罗继祖、金景芳、王同策、吕绍纲、吴振武、丛文俊、陈恩林等鸿儒硕学之训诲。只可惜，乡野小子，天资愚钝，所悟不及十之一二。八八仲夏，心怀茫然，南迁花城，进入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冒忝教席，从事一项并不乐见的工作——向笔尖谋生计。

值得庆幸的是，刚入职时，创所元老陈乐素教授正在整理《宋史艺文志考异》，单位安排我协理其事。在陈老、常绍温先生的宽容与不倦垂训下，我对学术研究渐有所悟。后来又得汤开建教授的指导，先后参与整理编纂《东坡事类》《香港6000年：远古—1997》《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文献卷）、《今日澳门》等。其间还与张廷茂兄一起整理陈华等人遗著《海国图志校注》。可以说，参加工作的头十年，基本在故纸堆里爬行。直至1999年，草成《清中叶澳门额船贸易问题》一文，这是我首次对一个问题进行独立构思、撰写的研究论文，前后数易其稿。当时，不知从何而来的胆量，首次投稿就投往《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意外，不到两个月就收到杂志社的采用通知，这给我继续学术行程增添了不小信心。时任杂志主编魏明孔教授提携之恩，一直铭记于心。

2002年承蒙汤开建教授不弃，收纳门下。起初，很想追随业师的学术方向，从事澳门史研究，初拟题目是“明清时期澳门与越南关系研究”。然而，随着史料搜集的拓展，发现许多葡文、法文史料无法使用，不得不转而从事对外文要求相对不高的“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此后十余年，澳门史与中越关系史成为我所持续关注的学术方向，我的思绪常常徘徊在澳门与越南之间。

在传统教育中，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和睦友好。但随着对中越关系史的关注日渐广而深，尤其经过一个月的越南访学后，愈发感觉到，在友好外衣的遮掩下，双方内心深处潜伏着一道难以名状的屏障。一直以来，我不断地思索个中缘由。为了避免“大国沙文主义”思维，我希望自己能以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审视历史上中越关系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时刻警示自己，要“站在边界左顾右盼”，排除旧有思维的干扰，细心考证中越文献记载的差异及其缘由，尽力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期进行公正、客观的叙事。然而，我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有好友曾善意提醒，在我的叙事中，中国优越感仍然十分明显。

进入澳门史领域大约始于1996年，当时参与业师汤开建教授所主持的古委会项目“澳门汉文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澳门回归前夕，澳门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大部分成果以宏观视野讨论澳门在中葡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中外贸易体制与网络中的地位。相较而言，我更乐于探究澳门内部治理、经贸资源的利用与分配、社会民生、居澳华人的家国情怀等，尝试了解一个真实的澳门。

长期“脚踏两只船”，游思于越南与澳门之间，尤其近七八年来，受困于重点课题“中华大典·工业典·建筑工业分典”的整理工作，难以专注于一役，故所思不深，所得亦不厚。此次单位为支持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要求奉献优秀学术论文集，本不想参与，然转念思之，人过半百，是驴是马，总要牵出来遛一遛，任人评骘，亦算人生之中期考，故勉强择取稍有心得者共20篇（中越关系史与澳门史各10篇），汇而成集，聊以充数。还望前辈与同仁宽待于我，嘴下留情。

在编辑的过程中，有几点仍须简要说明者：1.所选论文均进行不同程度的修订，因此在内容上与原作会有所差异；2.应出版社的要求，全书统一注释格式，为此所有引文全部重新核对。但部分原引典籍难以悉数觅得，在修订过程中有使用替代典籍或版本的现象，因此注释与原作有不尽相同之处；3.本人学疏才薄，所论难登庙堂，唯与门下小子自娱共享，故部分论文原与硕士研究生联合署名，经整理后也在文末注明。4.因内容不专，集名难取，适家有书屋三间，略备些许古籍今著与先哲时贤真迹。早前曾与内子商议书斋之名，最终取“因书得缘，缘来是福”之意，定“缘来阁”之名，故而本集取名“缘来阁学史论稿”。

丁酉孟冬于珠海岭南世家缘来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