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浪漫派的理想类型

1919年版《政治的浪漫派》分导论、正文及结论三大部分。在导论部分，施米特描述了理论界关于政治浪漫派概念存在的混乱状态，并由此提出问题。

施米特指出，在德国，政治浪漫派被视为反动和复辟的意识形态；在法国，浪漫派则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关于德国人的观点，施米特从学界对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的评论谈起。根茨是给梅特涅办报纸的人，是许多浪漫派人士的朋友。德国自由派一度把反动、复辟与浪漫派联系在一起，根茨成了政治浪漫派的典范。然而，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根茨是一个完全扎根于18世纪古典精神遗产的人，与莱辛、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一起延续了18世纪的精神，而与浪漫主义相去甚远。然而德国自由派关于浪漫派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他们认为浪漫主义与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含着一种反叛精神，虽不是新教的产物，却是新教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思潮。浪漫主义企图把个人置于世界之上，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并且主张模仿动物与植物的自然主义。他们认为浪漫派逃避现实生活，仅仅耽于幻想中的满足，实为德国可悲政治处境的结果。一个民族的处境越是不幸，就越是浪漫。这种观点是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观点，以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为代表。照这一观点来看，浪漫派主张极端自由，是对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的辩证否定，虽包含某种革命原则，但已背离了启蒙革命的精神。

施米特在论黑格尔主义对浪漫派的论述时提到了马克思，他援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浪漫派缺乏“客观性”的说法，并以注释的形式论及马克思对浪漫派的批评。施米特写道：“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对‘浪漫派’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下面这句话具有特殊意义，出自恩格斯写于1892年9月28日的一封信：‘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的那段时期，了解到缪勒和哈勒（Haller）的复辟论，他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谈到过对法国浪漫派梅斯特尔和博兰德（他指的是波纳德）红衣主教的幼稚、絮叨而又夸大其词的模仿。’在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文章中，马克思没有使用‘浪漫派’一词，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宿命论的经济学家不是古典派就是浪漫派。古典派在观察‘发展’时表现出一副缺乏怜悯的厌倦神态，浪漫派则是人道主义者，建议贫穷的无产者厉行节俭，等等。这里法语的用法很明确：浪漫=博爱。”马克思对浪漫主义“人所共知”的批判，对于今日读者来说已相当陌生，此处不妨略作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浪漫派的阶级基础是贵族与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尤其致力于将浪漫派与科学主义者相区分，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为“封建社会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前者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后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立场上，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注意的是，梅斯特尔、波纳德等反动派与德国施莱格尔兄弟、亚当·缪勒等人士均被马克思视为浪漫派。所以马克思主义中有革命的浪漫派、反革命的浪漫派或积极斗争的浪漫派、消极的浪漫派等说法。马克思指出，浪漫派美化的过去和将来，均是为了逃避现实。施米特提到恩格斯信中提及的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作家的轻蔑，是为驳斥“唯物史观的发现得益于普鲁士浪漫历史学派”这一观点。施米特认为，黑格尔主义者对浪漫派的分析比把浪漫派简单地等同于复辟反动派的说法要更为深刻和正确。但他们仍然“未能用简洁的概念成功俘获其自相矛盾而又多变的敌人”。

在描述德国人关于浪漫派的观点后，施米特描述了法国人的观点。与德国人倾向于把浪漫派视为反动与复辟势力的代言人相反，法国人视浪漫派为革命派。在法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分野清晰可见，浪漫派的发起人是卢梭。施米特对法国学者恩斯特·塞利埃尔（Ernest Seillière）关于浪漫派的论述进行了描述。在塞利埃尔看来，浪漫主义是神秘主义的同义词，是一种非理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对17、18世纪古典派理性主义的反动。卢梭主持了现代神秘主义的揭幕式，这种神秘主义赋予人以激情，革命才是浪漫派的真正表现，与反动派结盟只是偶然事件。照此说来，个人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便是浪漫主义的基本要素。然而，施米特指出，此种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另有学者称浪漫主义是历史意识的代言人，浪漫派懂得传统及共同体的意义，浪漫派的有机共同体、永恒的交谈、合群等观念皆为其有意克服个人主义之证明。并且，简单地断言浪漫派就是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也不妥当。弗·施莱格尔的《共和主义的概念》（Versuch über den Begiff des Republikanismus,1976）便有着理性主义思想的深厚基础。

德国人认为浪漫派反革命，法国人则认为浪漫派革命，浪漫派到底与革命有何种关联，实在令人困惑。施米特指出，事实上，对法国大革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观念从古典主义解释大革命，视雅各宾主义为理性的体现，雅各宾主义试图用政治几何学构筑世界，例如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便是典型代表。另一种则认为革命基于非理性之激情，是神秘精神、浪漫精神之体现。前文提及的塞利埃尔便持这种观点。柏克反对革命，卢梭呼唤革命，二者皆成为浪漫派的代表，问题实在复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区分政治上的自由派、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标志，然而这一标准却不能区分是否是浪漫派。

在描述浪漫派概念的混乱现状之后，施米特表明自己要完成的任务——界定政治浪漫派的特性。这种界定显然不无困难，施米特表示，一方面，词源学的考察已无济于事，因为“浪漫派”一词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成了可以塞满各种不同内容的容器；另一方面，则要避免将浪漫人士的所有观点皆当作“浪漫主义”观点的错误做法。有鉴于此，施米特认为，“必须通过有意识地限于具体历史背景”，来确定浪漫派本质性的东西。对浪漫派的界定，须以具体的浪漫派人士为原型。施米特指出，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亚当·缪勒堪称政治浪漫派的典范。弗·施莱格尔是一个特定意义上的浪漫派，同时也应予以考虑。施米特表示，在揭示政治浪漫派的精神结构前，以实例展示政治浪漫派的习性颇有必要。因为政治浪漫派事关政治生活中人的某种独特态度。施米特在导论部分最后指出：“在德国，缪勒的政治活动展示了一幅政治浪漫派的典型图画。我们可以从这幅图画中明白，当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把柏克、梅斯特尔和波纳德这些人与缪勒和施莱格尔归入政治思想的同类，是何等荒谬。”显然，施米特试图通过清楚界定什么是政治浪漫派，从而将浪漫派与柏克、梅斯特尔等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区分开来，以廓清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的误解。施米特采用的方法，则是马克斯·韦伯构建“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方法。理想类型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它是社会科学家理解现实的一种工具。纯粹而完全意义的政治浪漫派在现实中殊难找到，但这并不妨碍构建政治浪漫派的理想类型，以展示政治浪漫派之独特性所在。

《政治的浪漫派》正文分三个部分：表面状况、浪漫派的精神结构、政治的浪漫派。在第一部分，施米特采用叙事的方式，基于事实材料生动地刻画了典型的浪漫派人士弗·施莱格尔与亚当·缪勒的形象。然而这种叙述并不是要为二人作传。施米特在这部分的写作目的是要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勾勒浪漫派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俾使人们对政治浪漫派获得一个初步的印象，为后文做准备。施米特着意指出，德国浪漫派作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并无多大影响。德国浪漫派运动自称是一场革命，但浪漫派人士最多是办办报纸、写写文章，把革命变成诸多报刊话题中的一个议题，压根无意于在德国现实中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浪漫派人士努力跻身上流社会，但遇到的却经常是权贵的鄙夷。

以施莱格尔为例，施米特指出他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施莱格尔并非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想从事政治活动，相反他努力涉足政治事务。然而他的从政记录实在糟糕，不是把事情搞乱，便是无所作为。他自愿承担联邦议会记录校对一职，不久也被免职。多年后施莱格尔终于获得了一个使馆参赞的头衔，但并不为人信任。施莱格尔有时不得不穿过首相办公厅的一间办公室，正遇上某工作人员在那里写东西，这时，工作人员就会马上用手挡住纸，以防施莱格尔瞥见机密。施莱格尔服务的奥地利亲王梅特涅善意地以“肥胖贪吃”来描述他。施莱格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除了他的肥胖给同时代的人留下印象外，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者的角色根本没有被人放在眼里。

施莱格尔既无足轻重，施米特也不需费过多的笔墨来描写他。对于亚当·缪勒则不然，缪勒作为政治浪漫派，比施莱格尔更典型。缪勒的政治生活也远比施莱格尔复杂。施米特花大量篇幅讲述了缪勒的政治活动及立场。施米特着力指出，亚当·缪勒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可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势力，毫不费力地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哥廷根大学做学生时，缪勒追随根茨，反对法国大革命，摆出亲英派的姿态；在德累斯顿，缪勒发表演说，写作《治国术原理》（Element der Staatskunst），强调等级制与社团特权的必要性，为普鲁士贵族辩护；在柏林，缪勒积极为普鲁士政府效力，希望获得一官半职。未获器重后，缪勒转而与保守的反对派交往，并在反对自由派、“崇英症”和斯密派的斗争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一度有望成为柏克在德国的代言人。但他无意坚定地为保守派辩护，仍抱有从政府那里获取适当职位的期望。他写称赞宰相哈登贝格的文章，向宰相暗示他随时可以改变观点准备“御用”，然而终未获得任何职位。缪勒遂从普鲁士来到奥地利。

在蒂罗尔（Tirol），缪勒作为侍从与新闻专员效力于当地临时政府的首脑罗施曼（Roschmann），维也纳政府想把蒂罗尔“奥地利化”，即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将之纳入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缪勒积极配合，毫无顾忌地贯彻上司的意图，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缪勒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奥地利帝国皇帝、首相梅特涅等人的肯定。在蒂罗尔，缪勒俨然是绝对王权国家中的公务员，原先维护地方特性、传统特权等的观点完全撂在了一边。施米特指出，缪勒的活动表明他是“任何权力体系热心的奴仆，随时打算抛弃自己思想中有碍发挥作用的成分，吸收另一些成分”。缪勒身上集中表现了浪漫派文人靠不住、御用投机的特点，这些文人为获取一官半职，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缪勒给时人留下的印象颇为不佳。施米特提到他被人称为“骗子”、“恬不知耻的骗人精”、“既懒惰又没有信仰”、“鬼鬼祟祟的人”、“虚假透顶的诡辩家”。他捍卫婚姻的神圣性，却诱拐朋友之妻，他的文章也被人指为“借贷”了他人的观点。公允而论，缪勒作为文人才华横溢，善于辞令，不少人提到他的谈话令人愉快，但在政治上，缪勒确实口碑不佳。

缪勒曾经于1805年4月29日改宗天主教。有学者由此在浪漫派与天主教之间画等号，以缪勒是天主教徒而称他为浪漫派。施米特批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说：“这种流行的看法只能被解释成那个门外汉把浪漫派跟浪漫化的对象混为一谈的结果。天主教一点都不浪漫。尽管天主教经常是浪漫派旨趣的对象，尽管它也时常知道如何利用浪漫倾向，但这个教会本身从来不是浪漫派的主体和承担者，其他俗世的权力同样不是。”就缪勒而言，当他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时，他已不再是浪漫派了。天主教徒有明确而坚定的立场，浪漫派则无意于选择任何一个坚定的立场。

在描述施莱格尔与亚当·缪勒的政治生涯后，施米特进而揭示浪漫派的精神结构。施米特表示，浪漫派在政治生活中的拙劣表现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而应放到思想史背景中去考察，以便揭示作为思想运动的浪漫主义之独特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