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专业化和标准化

王国维突然弃绝欧洲哲学，映射出（correspond to）他意识到康德批判性观点潜在危险的严重性。值得赞扬的是，王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康德之洞见的潜在毁灭性后果之下。王并未将康德知识论带来的挑战因地制宜于中国大背景之下，而是坚持用康德自己的语言来讨论康德，完全剥离了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关切，这一点与梁启超和章炳麟大相径庭。多亏王国维一直能被重视，当哲学作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起来时，就算有几分幻灭，那些寻求更为专业的方式来理解康德的学者们还是站稳了脚跟。

保守圈子对抗了多年，在中国经典才是唯一的精神和伦理意涵与价值的宝库这一点上一直拒绝妥协，直到1919年第一个现代哲学系才在北京大学成立^注234。许多从日本、欧洲和美国学成回来的学者加入了该系，他们对这个新学科的概念性术语了如指掌。在迅速扩张的媒体空间推动下，北大以及那些唯北大马首是瞻的学校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向快速扩展的读者群介绍一大批国外的思想家、理论和概念。康德于是成了被他们讨论得最为广泛的欧洲哲学家。但是一个困扰着所有作者和读者的问题是，仍然没有能被接受的词汇来指代相应的哲学用语。学部编定名词馆的建立本来旨在对相关词汇的统一化进行指导，但其实根本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结果，到20世纪20年代哲学辞典在中国还未成形。亦有一些个人的努力试图澄清这种混乱局面，但是，以中国最早的哲学和人文字典编撰者为首的这批人反而使问题严重化了，他们在现有的词汇中又平添出更多术语来。这些关于“noumena”或“things in themselves”的翻译术语脱离上下文，从而注定无出路，例如，伪佛学解释“真性”和“真如”^注235以及更为本土化的“物其自”^注236；“物质自然”^注237；还有“物其物” ^注238。

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读者最为广泛阅读的关于康德哲学的印刷物中亦有所体现。尽管已经具有相当可观的专业化水准，声誉颇高的《学艺》和《民铎》杂志关于康德生平和著作的特刊仍难免术语混乱的顽疾。在《学艺》发表的14位作者撰写的21篇文章中，他们均前后一致地采用“现象”一词作为“phenomena”的译法，然而对于“things in themselves”却呈现了五种诠释，在早先的两种译法物自身和物如之上增添了三种新术语“物本身”^注239，“物自体”^注240和“物的本体”^注241；对于“noumena”有四种译法，除去“本体”，其他三个分别为:“实物”或者作者自己所解释的“那些存在于我们思想之外的事物”^注242;“真实”^注243;“真实体”^注244。一年后《民铎》杂志出版的“康德专号”包含了11位作者的14篇文章，术语略微统一，但关于“thingsin themselves”仍旧出现了两个新版本，“物底本体”^注245和“物自相”^注246；“noumena”出现一个新版本“实在”^注247。术语不断多样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作者在给这两个杂志撰稿时依据了不同语言的资料，包括英语、日语和德语，他们都竭力再造尽可能忠实于原意的词汇。

尽管存在词汇上的缺陷，这两期特刊极大地推动了康德哲学的普及。固然伦理学和美学上的影响力最具显示度，但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原则，尤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和本体两分原则，很快成为哲学界内外的常识。接下来几年，伴随着第一本专业哲学刊物《哲学评论》的出版，1935年中国哲学会的建立，以及全国范围内大学哲学课程的开设，“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的译述和介绍”^注248。对欧美哲学的兴趣从质到量的抬升迅速减少了词汇的混杂现象。1926年第一本权威性《哲学辞典》的出版加速了这一进程。樊炳清是一位成熟的翻译家，和王国维有着长时间的亲密联系，在樊的指导下，这部辞典旗帜鲜明地旨在帮助澄清术语的含糊^注249。为此，该辞典中每个词条均小心措辞，中文释义旁一一列举着法语和德语对应词。关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该辞典用“物自身”对应“things in themselves”，用“本体”对应“noumenon”^注250。这两个译法也被胡仁源（1883—1942）在第一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中所采纳，这一译本出自德文原版，被收录在大受欢迎的商务印书馆1931年《万有文库》8卷丛书中，1935年重新出版了单行本^注251。

不到10年，这些努力引发的综合效应使哲学讲义中的一系列术语减少到极少的几个。多数学者在讨论康德认识论时选择了形而上层面中立且语义学上可互换的两个词“物自身”和“物自体”作为“things in themselves”的译法，保留了逻辑较为严密的“实体”，或者常见的“本体”作为“noumena”的译法。早期引进阶段中的术语混乱问题看起来已经大大解决，但正如中国和其他各地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完全标准化仍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