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咸阳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一、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的这两句话向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写照，其中的“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第一主题。

周人从一个蕞（zuì）尔小邦，在渭水上崛起，最终不仅取代了强大的殷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西周建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周人无数次地被掠夺、被驱赶，但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逐渐发展强大。这也就是说，周人通过一千多年的奋斗，铸造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秦人不仅用了五百多年的时间将周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扬光大，而且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从公元前770年在周天子的手里接过那张空头支票（指周平王把已被西戎占领的西岐之地赐给秦人）开始，秦人就发愤图强，不断进取，最终走向强大，具备了担当天下大任的力量。继而灭六国，统一天下，北击匈奴，南下百越，成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

二、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

爱国精神主要体现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为国家尽责、为民族献身的责任意识与牺牲精神。这一精神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概念已经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诸侯们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但当外族入侵时，他们又很快团结成一家。如齐晋先后领导华夏各国抵抗戎狄，攘御荆楚，这正是一种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体现。

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迅速形成与发扬光大时期。这一时期，以苏武、霍去病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爱国精神书写得熠熠生辉，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立国强族精神。

担当精神的形成从周人开始，经秦人发扬光大，被汉唐两代所继承和发展。武王伐纣、救民于暴政；始皇统一天下，结束六百多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的体现。周公旦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的情况下，背着“恶名”摄政，武则天在高宗死后顶着种种压力担起了治理国家的重任，王莽在自己的女婿［汉平帝刘衎（kàn）］年幼无知的情况下，背着“篡权”的骂名替女婿打理江山，这些无一不是忍辱负屈的担当精神。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在他们执政的时间里，国家都呈现出了生机与活力。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民族的功臣。

三、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既是一种斗争精神，也是一种创业精神，同时又是一种奉献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不怕艰难困苦，总是以一种顽强拼搏精神去战胜困难；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乐于奉献、勇于献身。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论是周人的奋斗史，还是秦人的发展史，都是一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历史。

四、包容精神

包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精神始于周人，发在秦人，成于唐人。周人对其他民族的善待与宽容，周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包容，秦人不计前嫌、有难必帮的大度和其敞开胸怀吸纳人才的卓识，唐人对少数民族的包容，这些都使得中国文化包容而大器，最终积淀和凝聚成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

周人的包容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其他民族的仁德上，而且体现在其文化的包容性上。在对待其他部族方面，周人十分的慈善与宽容。如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等民族，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周文化是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吸收了商文化的诸多元素，而且还吸收了草原文化以及西边羌人文化的一些有益成分。

秦人的包容精神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不计前嫌，有难必帮。如晋惠公四年（前647），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不计晋惠公负秦的前嫌，借粮给晋国，使晋国度过了一场大灾难。二是敞开胸怀吸纳人才。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大秦帝国灭亡，秦国的发展史是一部人才强国史，在前后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秦国从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吸纳了大批的人才。三是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对诸子思想的包容态度开了中国思想界之新风。

唐人的包容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少数民族的仁爱与友好，二是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的帝王抛弃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唐太宗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包容的精神，使得众多的兄弟民族纷纷与唐朝结成友好关系。不仅如此，周边各国也慕名而来，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大唐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往来，长安的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接待了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来自异域的商人、留学生以及学问僧，大量聚集于长安城中，学习唐朝的文化，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带到唐朝。

唐代的文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原有的中国文化，而且从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吸收了大量有益的成分，同时又吸收了海外各国文化的元素，形成了自己内涵丰富、思想博大的多元化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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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之役

公元前650年，秦穆公帮助逃亡梁地的晋国公子夷吾（晋惠公）回国即位。晋惠公在即位前曾答应秦国，如帮其回国即位，就将河外五城送给秦国作为报答。然而，登上王位后，他即刻反悔。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大饥荒，不得不向秦国借粮。秦穆公召集群臣商议借还是不借粮给晋国。蹇叔、百里奚都认为天灾是无法避免的，帮助邻国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张借粮。

公孙枝也说：“我们对晋国施恩，本来就没想过要回报，不回报我们也没损失什么。他们知恩不报，过在他们，我们还是应该借粮给他们。”

丕豹却认为：“晋君无道，这是天赐良机，我们正好借机灭晋，机不可失。”

大夫繇（yóu）余说：“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秦国不可趁人之危，我们应当借粮给晋。”

穆公考虑再三后说：“有负于我的，是夷吾，不是晋国的百姓，受到饥荒威胁的却是晋国百姓，我不忍心因为晋国的国君有负于我而让百姓受灾。”

于是，秦国派了大量的船只运送粮食给晋国。船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自西向东行五百里水路，随后换成车运，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运粮的白帆从秦都到晋都，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史称“泛舟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