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有道德底线吗？

与“感性”展同时，伦敦出现一件更令公众震惊的艺术事件：这就是英国艺术家凯利（Anthony Noel Kelly）制造的尸体艺术丑闻。他在伦敦1997年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上，把一系列以尸体翻制的模型涂成银色，钉在墙上。凯利在艺术创作中所用的尸体来自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他买通了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把一个尸体躯干、切下的头颅、大腿和其他部分偷运回来做模型。艺术家解释说，他以尸体创作的目的是希望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美丑观念、人体的脆弱、隐私和偷窥的权力提出质疑。

制造震惊的前卫艺术和以震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前卫艺术有没有道德底线？我们如何判断它是否属于艺术的范畴之内？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界定艺术的道德底线是复杂的，但是，当我们在澄清一件作品的道德意义时，我们无法忽略某些最起码的社会道德和人伦规范。根据艺术哲学家理查德·艾尔德瑞支（Richard Eldridge）的解释，艺术至少应该符合两个原则：

首先，这种艺术创作必须是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因此，它区别于简单的自然反应（比如哆嗦）或是生理行为（比如呼吸），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阐释和评估做这件事的理由。我们可以询问为什么艺术家会这样做，如果答案是仅仅为了震惊社会、自我宣传、制造名声或是感性而为，那么我们得到结论就是：这种可疑的行为不是（或不完全是）真诚地创造艺术，不是艺术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价值，而是在寻求某种其他的回报和影响。

其次，由于艺术家所呈现的主题集中了思想和情感态度，是带有独特想象力的探索，艺术作品的创作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取决于与观众的交流和形式因素的综合。艺术家在形式安排上吸引人耳目的考虑与他在情感态度和主题意图上的考虑是相互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艺术哲学家玛西亚·伊顿（Marcia Eaton）的看法如出一辙：“人的经历，包括创作和参与艺术的经历，与道德、美学、宗教、政治等是不可分割的。美学的体验是独特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可以和生活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无论是艺术哲学家艾尔德瑞支、玛西亚·伊顿，还是前面所提到的美学家诺尔·卡若，在判定艺术作品时，都从接受学的角度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属性。

但是，以美学作为绝对标准来判断艺术作品也是危险的，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生活中的恐怖和暴力是强加于人的，而艺术中的恐怖和暴力我们可以拒绝，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我们作为观众也有选择观看的权力。任何教条都不能替代观众的选择，否则就是低估了观众的智力。艺术家凯利希望通过打破人类社会生活观念中的禁忌引人注意，但是由于触犯了法律和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他的这件作品甚至不够资格来做任何艺术评判。英国的观众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成熟，他们把凯利与专门盗窃维多利亚时代墓葬的盗墓贼和哗众取宠的小丑相提并论。凯利因盗窃尸体罪被判处9个月监禁，不仅没有引起艺术界的关注，在大众媒体上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讨论。

达米恩·赫斯特的作品尽管看上去冷酷而且残忍，引人争议，但是它们并没有触及法律和人伦规范。赫斯特有很明确的创作意图，他通常借用老式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陈列标本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所展示的玻璃器皿既是透视作品的窗口，也是有意制造的障碍，一方面有意吸引观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又以极少主义艺术冰冷而严格的几何形体，把内在的主题客观化、理性化；一方面给人以感性的心理刺激，另一方面又有意避免感性化的表现方式。这与康德反对宏大叙事的观念一脉相承。康德曾经说过，对纯粹实践的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在赫斯特的作品中，感性不过是表象，而内在的内容是康德式的不断发掘真相的理性主义观念。

至于赫斯特和YBA是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很难下结论，他们的作品虽然能轰动一时，却未必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戈雅对艺术史的伟大贡献和西方黑色文化存在的意义。赫斯特和YBA延续了西方黑色文化和前卫艺术中关于生命的意义、上帝的存在和死亡的极限等终极问题的探讨，他们通常以反正统的、破坏偶像式的作品刺激你的神经，吸引你的眼球，迫使你去思考你也许从没有想过，也从不愿意去想的问题。其实，艺术无论怎样介入生活，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象。英国当代艺术家们用令人震惊的方式，试图揭露的是隐藏在全球化旗帜下的垄断经济、强权政治、僵化的艺术体制和物质社会中的更深层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