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物多样化与文化多元化
由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剧烈活动，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以后，多种生物都已面临危机。1985年美国科学家罗森首先提出“生物多样化”这一概念。1992年在巴西举行地球最高级会议，“生物多样化”被广泛认同，150多个国家承诺保护自己国家内的生物多样化，并协助其他国家达到同样目标。大家认为，任何动植物都可能有意料不到的效用，例如帮助我们治病或生产新的粮食作物。为了保护物种及其生态环境，人类必须付出很大代价，但没有人能够预测，如果不进行保护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灾难。以目前的认识来看，人类至少有三大需要离不开生物多样化：一是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生命所需要的营养必须由多样化的生物系统来提供；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种生物生存都需要多种物种来共同维护；三是人类的生存环境需要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来提供保障。
可悲的是，在“生物多样化”这一概念业已得到科学论证并在全世界获得赞赏之际，“文化多元化”仍旧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在人文学科，由于话语权长期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掌控，人们已经对很多严重谬误习以为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在动物世界中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的结论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劣等”或“落后”的种族和文化都应当被消灭。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不但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有待欧洲雅利安人的“发现”和征服，亚洲的印度和中国文化也都有待欧洲雅利安人的“发现”和征服。由于欧洲雅利安人内部产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社会达尔文主义”已于1945年以后风头不再。但是它显然不会就此划上句号，不会彻底地销声匿迹。二战以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表面看似退出了历史舞台；实则不然，在金钱追求、力量崇拜以及科技迷信等风靡全球之际，殖民主义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外向内自我转换的过程。
英语作为当代世界上主要的交流工具，我们当然要学习；欧美文化作为当代世界上主流国家的文化，我们也无法回避。然而我们是否应该鄙弃自己的语言，是否应该葬送自己的文化，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00多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不可谓不彻底。关于废弃汉语、废弃中医、废弃中国传统的呼喊，早已不是发自洋人，而是很多高级华人自发的声音。我们毫不留情地拆毁中国传统建筑，建造时空错位的“欧陆风”，以便拥有受人羡慕的时尚之家；我们强忍着凛冽的寒风，一掷千金购置领口大开的西装，以便在聚会中显示自己的品位；我们不惜花费数倍于中餐的钱两，以便享受让自己胆固醇升高的不健康食品；我们倾尽家产委身于西医，以便接受各种没完没了而最终治标不治本的西式诊疗。现在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在很多自以为科学进步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有人要我们向印度学习，这里总要讨论一下学习什么。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的确有过很高的成就，诞生于斯的佛教文化一度影响遍及整个东方；东汉直至宋代，很多中国人都曾将“西方”视为理想的“净土”，五体投地地向其学习。可是在长期遭受侵略和殖民以后，印度人逐渐散失文化自信并学会了臣服顺从。自11世纪起，穆斯林民族不断入侵并长期统治印度；1526年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建立，但是统治者是有突厥血统的蒙古人，官方语言是波斯语；1600年印度被英国入侵，1849年全境被英占领，1858年被英国直接统治。1947年6月，英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同年8月15日，印巴分治。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成立，然而此印度已非彼印度，印度人特别是其上层阶级，大体上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皆以讲英语为荣。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早已不甚了了，惶论情感上的留恋。在印度辉煌的历史中，除了某些不易被毁的金石物质得以残存以外，大部分的记忆都已模糊。以至于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慨然成为印度历史的主要教科书，但这两本小册子原本不过是朝拜印度文化的东土求学者的游记而已。就学习西方文化这一点而言，印度人不可谓不彻底。他们最终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听任灿烂的传统文化一步步被摧毁殆尽。
作为邻居，作为一个有着相似传统和遭遇的国家，中国不能不为印度感到悲哀，中国人更应当从中汲取教训。实际上，除了印度以外，巴比伦、埃及、美洲等古代文明的消失，无不给人类整体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从终极意义上说，全世界都不能不为她们感到悲哀，各国人都应当从中汲取教训。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叙事，但是概而言之，首先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着眼。我们认为，“文化多元化”与“生物多样化”有着相同的合理性，正如“生物”来源于“自然”那样，产生“文化”的温床也是“自然”。因为“文化”的创造者是“人”，而“人”不过是自然中的“高级生物”之一。若将“文化”的源头追溯到开始于300万年前的“第四纪”，我们就会明了，在研究“生物”的自然学科与研究“文化”的人文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在第四纪，北半球的高山出现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扩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两者的多次交替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等事件，这些都对早期人类的体质、文化及居住范围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便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争中的多次惨败，中国人开始沉痛的反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大体皆为终告失败的慷慨悲歌。在泪眼迷离之中，曾国藩、李鸿章说，中国的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说，中国的制度不如人；胡适之说得最彻底，要承认我们万事不如人，我们科技不如人，文学不如人，建筑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死心踏地地去向别人学习。
从如此深刻的反省开始，中国经过长期的全盘西化，直到20世纪末的自我殖民。今天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上俨然成为世界性的巨头。但是中华民族是否已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国是否真的已经从整体文化上堪称世界强国？事实未必那么乐观！在国土安全不受侵犯、国民生计不再担忧之后，民族信心的重建也许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民族精神的树立才是一个国家自立自强的基本保证。杨叔子教授说得太对了：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邻居印度的前车之鉴，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持续8000年而不灭的国度，中国怎能真的一无是处？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中国成功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经验应当让世界各国人民来分享。语言和文字，是历史经验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最善于总结经验的民族，中国积累了世界上最浩繁的文字史料。“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曾抛弃过大量物质财富，但是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语言。以客家人为例，他们于千年之间从北往南，一步一步地迁徙。在千辛万苦的艰难旅途中，他们牢牢坚守着一个伟大的集体记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书写了中国移民史上极为壮丽的篇章，他们的文化坚守受到了中国其他民系普遍的钦佩和尊敬。当客家人秉承中原传统而在迁居地创造的“福建土楼”于2008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他们当然也获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