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利益的判断

能否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判定准确与否。然而，一个国家出现利益判断失误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外交战略目标过大，导致国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失败；有时又低估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利益，放弃了本来可获取的收益。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判断国家利益的因素在起作用，国家利益的判断存在很大的难度。

一、影响国家利益判断的因素

影响判断国家利益的因素有四个方面，即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其中前三种是客观的，最后一种是主观的。国际环境涉及利益内容的变化，自身实力涉及利益自身的变化，科技水平涉及利益范围的变化。认识水平涉及决策者关于利益的判断能力。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观利益指行为体对于怎样实现自我身份需求即实际持有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构成了行为的近似动机（proximate motivation）。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会依据自己的身份行动。如果国家不能领悟自己的身份需求并按照这些需求行动，国家会失去这些身份。

国际环境是影响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国际环境因素包括战争与和平因素、国际体系结构、国际战略关系及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战争与和平是影响国家利益判断的主要外部因素。世界是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世界正处在战争之中或战争即将爆发，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生存问题，国家会将自己的安全作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国家的中心会侧重于军事发展。如果国家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世界处于和平状态，国家会转移其战略重心，国家的中心会侧重于经济方面，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国家会将以安全中心的战略转换为以发展为中心战略。如果世界重新处于紧张状态，国家战略会再次因环境的变化而转变。

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国际体系是单极结构还是多极结构，是相对稳定还是处在两种不同的结构体系的转换之中，都会影响到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战略利益判断。如果国际体系相对稳定，一般情况下国家会尽可能适应这个体系，无论是单极结构、两极结构还是多级结构。这时国家的中心是加强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旦体系中有发展潜力的某个国家达到一定实力，并有能力挑战这个体系或体系中的某个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逐渐衰落，这个体系就会变得不够稳定。如果国际体系结构不稳定，处在从一个体系向另一个体系的转变过程中，体系中的国家会尽可能使自己在未来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以便获取最大收益。

国家利益与国际战略关系紧密相关。国家对国际战略关系的变化非常敏感，国际战略关系的变化将会引起国家间经济、政治、安全和地缘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如果国际体系中大国间的对抗并不严重，或主要是竞争而不是对抗，国家的战略重心会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国家一方面会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也会花费大量精力谋求建立战略关系以备后患。如果大国间对抗比较严重，国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上以防不测。北约的成立刺激华约的出现，西方阵营的形成导致东方阵营生成。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变化，带来了一系列国家利益的变化和政策调整。冷战的结束又带来国际战略关系的新变化，各国又围绕冷战后的战略关系重新确定国家的战略重心。

其他国际环境因素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生态、毒品犯罪等全球性问题都会影响到一国战略利益的判断。如果判断失误，就会带来灾难。如美国的“9·11”事件。

自身实力是影响国家利益判断的基本因素。国家实力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一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是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如苏联在冷战时期与美国的竞争失败，主要原因是苏联自身的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如美国在19世纪末就已经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并没有取得与其经济实力地位相应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影响力属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及在国际上处理事务的方式等的对外辐射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深厚，发展模式优良，社会制度能体现社会公平和全人类价值，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低调，而不是横行霸道，愿意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具有强大的软实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注意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

国家不仅应该注意自身力量的发展，还应该注意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某国家实力突然上升或下降了，会影响到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国家应该时刻重视这种变化。

国家所追求的利益应该与其实力相称，无论高估还是低估自己的实力都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国家高估其实力，制定出过大对外战略目标，国家目标会变成国家贪欲，一般难以实现，因为实力不支；如果国家低估其实力制定出对外战略目标，国家目标会很容易实现，而有些本来可以实现的利益却没有实现。如中国在冷战时期强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国制定的支持世界革命的战略，其目标远高于自己的实力。不仅目标没能实现，反而引起中国对外关系的紧张。

关于科技水平因素。按照阎学通先生的解释，科技水平从两个方面影响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内容和有关国家利益的认识能力。科技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国家利益的新内容，同时也会淘汰一些原本属于国家利益的东西。在国家利益的认识能力方面，科技水平的进步会提高参与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如有了新的卫星通讯科学技术，国家可以搜集到影响决策的更多信息，这会有利于国家做出合适本国利益的决策。

关于认识能力因素。国家的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国家因有某种客观利益的需求，才会确定自己的主观利益。由于每个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并不一样，学者、政府官员、民众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很大区别。每个人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一个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国家利益均受个人主观认识判断的影响。“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不同的政治家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只有具备较高的认识能力，才能较好地作出国家利益轻重缓急的判断，才能判断出是重要利益还是次要利益，是当前利益还是未来利益。若不具备较强的认识能力，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更有可能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会与客观实际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其认识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判断。另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有对外部世界的广泛了解和对自身状况的全面掌握，也包括对时代特点、格局结构、发展趋势、周边形势等问题的把握。只有当主观认识能力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这并不是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实在性，而是认为在界定和判断国家利益方面，认知能力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所谓认知，是人们对感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反应。在决策过程中，认知是做出战略判断的主观条件。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决策。作为决策者个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所以难免出现错识知觉。因此，在国家利益的判断中，离不开正确的认知。认知作为一种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只有符合客观的主观认识可以正确指导人的行为。

除决策者要提高自身决策知识和专业知识水平、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决策的信息外，组建决策智囊机构是提高决策能力的重要方法。决策智囊机构可以弥补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智囊机构既有较高的决策知识和专业知识，又能掌握相对较多的决策信息。决策智囊机构越发达，决策水平越高。

做好国家利益判断不仅要提高自我认识，而且还要注重他者认识。他者认识是一种多元的认识视角，注重他者的看法，即通过“镜像中的自我”来认识自我，因为仅靠自身的内省难以准确把握自身。注重他者的认识就能形成关于自我的多面镜像，从而有可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因此，他者认识是不可或缺的。将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相联系，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再加上各种利益之间相互交织，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相互交织，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交错，增加了国家利益的判断难度。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可以较好地理解和判断一个国家的客观需求。

二、现今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

（一）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标准的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存是其核心利益，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谋求承认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国外任何可能危及新中国生存的，如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都会被中国政府认为影响国家安全而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由于美国敌视新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标准，这就不难理解当时中国为何实行“一边倒”政策，为何与苏联结盟，为何要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为何特别重视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因为这样会更有利于新中国的生存与成长。实际上掩藏在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转移了工作重点，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国家战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处理对外关系标准的做法，坚持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家利益观念也从背后走向了前台。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美国又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二）影响现今中国国家利益判断的主要因素

影响现今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等。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外部因素。准确把握国际环境，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增进国家利益，判断失误则会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国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战略形势判断的失误使中国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时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重新作了判断。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再一次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总体和平、稳定、缓和，局部战争、动荡、紧张，国际战略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目前各国间的战略关系不断调整，“一超多强”国际体系结构相对稳定，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进入21世纪，中国判断将出现2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依据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而制定的。正是基于这个判断，中国也不再将自己置身世界发展之外，从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在谋求与国际接轨，这与美国等要将中国融入世界的战略相一致。当然，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中国是谋求发展，而美国等国是担心中国的挑战。这个判断使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得以快速、持续发展30年。目前，由于中国还处在战略机遇期内，因此中国还会继续稳定发展。

自身实力是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判断的基础因素。中国的总体经济能力不可小视。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225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4221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2007年中国的GDP达到3.28万亿美元，与德国的GDP仅一步之遥（见表1.1）。2009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大关，中国继续维持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地位。然而中国的经济问题也非常严重。中国经济现代化至少将面临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大瓶颈，中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与美日等国相差40—100年不等。

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有待提高。中国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立足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着眼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中国坚持军队人数适度规模、国防费低投入及质量建军的思想。中国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军事科技能力的差距依然很大。

中国国防建设长期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从1978年到1987年，国防费年平均增长3.5%，国防费占GDP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4.6%和14.96%下降到1987年的1.74%和9.27%。从1988年到1997年，为弥补国防基础建设的不足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需要，中国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国防投入。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4.5%，同期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20.7%，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5.1%，国防费占GDP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继续下降。从1998年到2007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国防费的稳步增长。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5.9%，同期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21.5%，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8.4%。国防费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中国国防费总额、军人人均数额，仍低于世界一些主要大国的水平。2007年，中国年度国防费相当于美国的7.51%、英国的62.43%，军人人均数额是美国的4.49%、日本的11.3%、英国的5.31%、法国的15.76%、德国的14.23%。从国家国防负担的相对比例看，中国国防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8%，而美国占4.5%，英国占2.7%，法国占1.92%。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地区大国。中国对周边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组织者，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参加的首个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在不断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如果从地缘政治上确定国家利益，中国对周边以外事务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在周边。同时中国的国家的利益范围正在从周边向全球拓展，技术上我们的利益是从陆地向太空发展，政治利益从直接相关向间接相关发展。

科技水平是影响中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因素。科技水平既是中国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外交认识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科技水平的现状是，中国的科技能力在不断提升，然而中国现有的科技能力还不够强大。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等评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在研发投入方面，中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2001年，中国研究开发投入总额为125.6亿美元，不及韩国的一半，是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在科技研发投入中，中国国家财政和中央财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6年的4.36%降到2001年的3.72%。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基础研究占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仅为5.2%，公益性研究投入更少。美国国家卫生基金和环保局两个部门的研究开发支出占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比重，从1998年的38.86%增加到2003年的50.86%，即联邦政府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一半以上投向了卫生和环保两个部门。与此相比，根据瑞士的竞争力报告，中国健康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参评的49个国家中居第45位，而美国为12.9%，德国、瑞士等国都超过10%。

认识能力是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判断的关键性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利益决策模式和决策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有利于本国的对外战略，才有可能作出最有利于本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各项决策。中国这方面的情形正日益得到改善和提高。中国领导人请专家学者作报告，对外公开中国的智囊机构，处理对外关系时咨询相关专家等。中国的对外决策能力正在加强，这会大大减少中国对外决策的主观失误。现在中国国家利益分为三类：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这标志着我们对国家利益认识的深化。这也反映了我国外交认知能力的提高。

（三）中国国家利益轻重缓急的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设定，应以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过国家利益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在这方面，中国学界进行过有益探索。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利益次序的变化是一个客观情况，是经常变化的。中国不能一切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最迫切需要发展的是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就是在同样的经济利益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到底是外资是最主要的，是外国的技术是最主要的，还是资源是最主要的？这一观点至少表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列与设定不是永久固定不变的，可随国内国际环境因素的变化而重新界定和排列。

中国国家利益应有轻重缓急之分。经济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一利益，低收入的中国更应如此。只有经济发展利益得以坚持，其他利益才能得以很好地维护。主权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注重民族尊严的中国没有理由放弃这一利益。文化利益是中国今后需要逐渐加强的。国际责任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这是可以暂时缓一缓的。中国的国际责任利益不能超越自己的国家能力，不过可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而有适当增加。

（四）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内涵

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内涵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和责任利益。现阶段发展经济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发展利益成为中国的首要利益，应长期坚持不动摇。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

中国的经济利益还表现为积极参与地区化和全球化，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经济援助等手段支持东南亚国家。2001年，中国和东盟宣布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年，中国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中国积极参与危机的解决。中国的这些做法是要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成果，同时也和世界共担责任。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重视捍卫国家政治利益，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近代以来，中国主权不断受到侵害，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严重侵犯。这使中国人民切身体验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

安全利益是指中国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不受威胁，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受外力侵犯等。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安全利益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保证。中国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安全利益的核心。中国的安全利益，应首先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战略依托。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需要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将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一些人声称，迅速崛起的中国实力强大了，必然会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这不是事实，在南海岛屿的主权争议问题上，中国提出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中国文化利益的核心是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利益的支撑，缺乏社会道德与信仰体系，这个国家就难以持久生存。中国的文化利益就在于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对外方面，中国文化利益是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不得不抵制其侵略，维护自己的文化利益，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获得一席之地，成为多元文明中的一员。国内兴起的“国学热”、国外兴建孔子庙及海外时兴的儒家文化，都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鉴于西方担心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一种更具生命力的现代文化生态环境，构建能被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国应该通过国际间的观念互动，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和接受中国温和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和平国家形象。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时有发生，生态、走私、贩毒、海盗、洗钱等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着中国、中国周边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在周边，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亚太，中国是一个坚定的稳定的力量；在世界，中国是一个友好伙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与东盟建立和平与发展的睦邻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等等，中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伙伴身份。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也相应承担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决不是谋取霸权。中国郑重承诺：它现在不是霸权国家，不追求霸权政策；即便将来强大了，也绝不追求霸权主义的任何目标。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延伸阅读 分析国家利益的多重视角

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西方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形成了西方研究国家利益的三大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才刚刚起步。

一、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在经典现实主义者那里，利益被界定为权力。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将国家利益看做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掌握的权力，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能否实现，为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就必须尽可能将权力扩大化。国家的政策所追求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权力贪欲是国际政治的突出因素，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国家力量的大小决定国家利益的内涵与范围。“以权力所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路标。”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只有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行为，而道德观念不应成为国家利益的要素。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谨慎——对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进行权衡——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

现实主义由于太过于重视用权力界定利益而受到批判。霍夫曼认为：“只用一个名词就把如此不同的变项归纳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不能笼统地说权力既是政策的条件又是政策的标准；既是一种潜力，又是一种实际运用；既是各种资源的总和，又是各种过程的集合体。”

鉴于经典现实主义受到的批判，新现实主义用安全而不是权力定义国家利益，认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安全，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刻注重的是安全。在自助系统中，国家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从于政治利益。新现实主义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太大或太小的权力，都存在风险。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永远把安全和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在自助系统中，权力是实现安全的基础。由于国家对安全的追求才铸就了其对客观的物质力量的追求。

二、自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自由主义主要指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学派强调人具有向善的本性、世界的客观和谐和国家间利益的相互依赖，国际政治可以通过道德、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获取和平与进步，国家利益的实现可以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中得到保证。由于理想主义的国家利益观重视抽象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其思想也就常常被在对外政策中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利用。美国以民主、自由和道德卫士自居，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取决于自由、富强与和平的扩展”。杜鲁门曾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新自由主义在否定理想主义抽象道德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利益并不主要是安全，“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其他问题如经济和环境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应注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新自由主义通过引入国际制度变量对国家利益内涵进行了新的解释。新自由主义认为，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是国家间沟通的平台，为国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信息交流机会。制度可以帮助国家摆脱“相对收益”的困境，国家利益因国际制度而重新界定。“利益也可以因规范变迁而重新定义。随着规范的演变，某一阶段被接受的实践或利益也可能在其后阶段每况愈下，甚至丧失合法地位。”“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学习而变化。”

三、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将国家利益看成是固定的、客观的和物质性的，国家利益被当做既定前提，未能全面阐释国家利益的来源与形成过程。新自由主义虽然承认制度等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却强调国家在国际制度建立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国际制度只能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但不能影响国家利益，即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既定的。建构主义并不否定安全、权力、财富等物质性内容，它所强调的是观念对于国家利益生成的重要性，并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理念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视角分析了国家利益。玛莎·费丽莫（Matha Finnemore）认为，国际关系学界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假设，而不是质疑国家利益本身，尤其是国家利益的生成问题。她也认为国家利益的来源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是观念建构，是主观性的。在她看来，“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认识。规范的语境也随时间变化，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发生变化时，它们就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的相应转变。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

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行为，还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只强调了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而没有涉及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国际体系不仅对行为产生因果作用，更重要的是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体系结构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有建构作用。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理论。

建构主义还强调了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国家利益随着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国际制度一旦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文化。冲突文化、竞争文化和合作文化会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利益关系。国家利益建构既有国际政治文化的建构活动，也有单位文化的建构活动。前者强调了国际社会规范、制度和认同对国家利益的作用，反映了国际社会政治社会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后者则重视国内社会规范、制度和认同对国家利益的作用，反映了国内认同整合上升为国家利益的主观性和偶然性。

四、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

由于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与西方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长期处于滞后局面。有关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理论可以说少之又少，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对策价值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除个别作品外，多数研究者没有仔细区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政府利益、大众利益等概念，尚未对国家利益的复杂构造进行梳理和剖析，更谈不上对不同的重大国家利益的实现顺序取得共识。综合起来看，中国国家利益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重意识形态阶段和重民族国家利益阶段，研究主要涉及国家利益的概念与内涵、国家利益的属性及国家利益的判断等问题。

第一个阶段，即重意识形态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受冷战政治、苏联因素与国内政治的影响很重。冷战政治使得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强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了深层的国家利益矛盾。这一时期，政府的观点与学界的观点没有根本区别。受苏联因素的影响，中国使用了“民族利益”概念，强调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国际性，忽视了国家利益的全民性和国家性。中国学者们的任务就是解释政府的国家利益观以及为基于这种利益观基础上的国家内外政策进行辩护。

第二个阶段，即重民族国家利益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是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出现了国家利益研究的三大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一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研究，强调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政治性、世界性和经济性。研究涉及国家利益的属性问题、国家利益的概念与内涵、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国家利益的判断等。

以上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视角与状况，国外主要有三种国家利益观：重权力和安全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重道德和制度的自由主义国家利益观以及轻物质重观念的建构主义国家利益观。国内的国家利益研究还不够成熟，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国家利益观还不够系统。尽管少数研究比较深入，不过大多数要么是有感而发，要么是受西方的影响比较深，要么是受阶级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重，国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也没有分清，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具有创新观点的国家利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