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冷战后国家崛起的模式选择

当今一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方式崛起才是对本国最有利的选择？是战争方式、和平方式，还是战争和平方式？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战争的代价和破坏性空前巨大。如果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再通过体系战争的形式实现国际权力转移，说明崛起国与霸权国家丝毫没有从两次大战中汲取经验教训，况且核时代的核战争足以使崛起国和霸权国同归于尽。因此，从战争的代价和成本上考虑，崛起国不太可能选择战争崛起模式。另一方面，历史上谋求崛起的国家通过战争挑战国际体系均以失败告终，仅从这一点上看，通过战争方式崛起绝不会是崛起国的优先战略选择。

从冷战结束至今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由美苏两极争霸到美国单极霸权结构并非由霸权战争完成，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变并不是以战争更替形式实现的。这预示着国际权力转移并不必然通过体系战争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这预示着崛起国和霸权国并不必然爆发体系战争，战争崛起模式不必然成为当今国家崛起模式的选择。

二、现实的制约

冷战后国际合作势头趋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大国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大国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上出现日益加强的合作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安全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也制约着国家崛起使用军事手段。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时代，国际贸易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分工，也带动了资本、人才和资源的跨国流动，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强。“在每一轮国际政治周期或周期中的某个阶段结束之后，大国合作与融合都出现一次比一次加强的趋势，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逐步统一，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强劲势头。”国家安全因素出现了由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综合领域扩散的趋势。同时，国家安全之间的联动和相互依赖性也使一些非军事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大国合作来解决。大国间发生战争将损害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也即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将制约国家间的战争。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大国不以战争方式，而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新旧国际权力结构的转换是完全可能的。

三、理论上的可能选择

从理论上看，崛起国既可以采用战争崛起模式，也可以采用和平崛起模式。由于战争崛起模式的代价太高，冒着失败的风险，甚至是灭顶之灾，因此，一般国家不会轻易使用战争崛起模式。和平崛起模式代价小、成本低，生存风险相对不大，因而和平崛起模式是最有利于崛起国的选择。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考察，和平崛起是完全有可能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国际制度会促使国际间互信与集体认同的形成，可以帮助成员国产生互信和互不使用武力的行为预期，并最终培育出和平崛起文化的集体认同。

仅以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国家和平崛起是不完全的。如果缺少了交往理性与集体认同，崛起国融入制度的过程难以形成社会互动和建构互信，而且崛起国在实现自身利益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冒着逐渐演变成竞争对手的风险，甚至导致冲突与战争。因此，一个崛起的国家既要融入国际制度，又要使世界各国形成崛起国崛起的共有观念。如果某一崛起国的崛起还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完全认可，其崛起会被视为对国际安全的威胁，崛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够稳定。

从另一个视角看，一种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经过成熟的社会互动和集体认同，那么这种制度就是脆弱的。如国际联盟只代表了西方少数战胜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意志，包含了许多反苏反德的内容，美国因担心本国利益受损而没有加入国联，没能体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甚至也没能体现大国间的集体认同，美国因担心自身利益受损而不愿加入，苏联被排除在外，德国是战败国没有发言权。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德国等大国的缺席，国际联盟这个新兴的国际制度很容易就被德意日的军国主义所毁灭。

当然，和平崛起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军事力量建设，相反，崛起国加强国家力量建设，包括军事实力建设是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国家力量是国家崛起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加强自身力量，不摆脱贫困落后，永远不可能实现崛起目标。如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英国对美国霸权的认同也是慑于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国家力量也是建立国际制度的保证，也有助于和平观念的形成。

一国如果没有实力基础，其崛起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国家虽然摆脱了落后，并变得日益强大，但如果没有融入国际制度，或融入后再退出，或融入不够深入，其崛起会被视为异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当然，如果国家间没有建构成和平崛起的共有观念与认同，实力会成为战争的手段，国际制度也就不会牢固。因此，必要的国家力量、参与国际制度、建构和平崛起的共有观念是当今国家和平崛起的三个必要条件。这也最有可能成为今天国家和平崛起的模式选择。

四、和平崛起观念的建构

在当今国家和平崛起的模式选择中，建构和平崛起的共有观念是最困难的。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威胁和预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敌意的话语建构敌对关系以及因误解而造成关系紧张是常见现象，各种错觉经常发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鼓吹“无赖七国论”、“邪恶轴心论”建构出了美国与伊拉克、美国与朝鲜、美国与伊朗等国的敌对关系，并成为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发生的主观原因。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战前所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前美国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观点要么是一种错觉，要么是美国进行战争的借口。这使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动机。

“中国威胁论”也是这样一种心态的产物。作为一种话语，“中国威胁论”不但影响一些国家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通过观念互动，消除敌意，确立以互信为基础的战略合作关系。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随后提出“中国机遇论”、“中国和平崛起论”、“中国和平发展论”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这其实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一种观念互动，或“观念博弈”。“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是传统的战争崛起文化，“中国机遇论”反映的是竞争崛起文化，而“中国和平崛起论”、“中国和平发展论”反映的是一种和平崛起文化，这是一种新的国家崛起方式。和平崛起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互利、互信、平等、协作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崛起文化，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战略有助于建构这一文化，和平崛起文化反过来又有助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目标。

延伸阅读 关于国家崛起的多重研究视角

一、现实主义的国家崛起模式

现实主义的国家崛起的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即国家崛起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国家崛起必然导致国家间权力重新分配以及国家崛起方式是战争崛起。

国家崛起呈现周期性变化。现实主义认为，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崛起国越来越对现状不满，并要求获得相应的权力地位，崛起国会试图挑战霸主地位。而霸权国要求维持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开始发生一些地区性战争，国际政治进入动荡时期，霸权战争不可避免。在决定性战争结束后，新的霸主产生了，国际政治又逐渐恢复了稳定状态。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上一次霸权争斗后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将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

国家崛起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依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间关系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权力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中，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会形成一种权力结构，结构中的每个单元在其中都享有一定的“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总有一些大国会依靠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动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的逐渐增大，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开始出现，并引发现有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的改变。

一般而言，权力分配结构的改变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单极结构下出现一个或几个国家崛起，即从单极到新的单极、单极到两极和单极到多极；二是两极结构下出现一个或几个国家崛起，即从两极到单极、两极到新的两极和两极到多极；三是多极结构下出现一个或几个国家崛起，即从多极到单极、多极到两极和多极到新的多极。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权力转移必将发生。

现实主义的国家崛起的方式：战争崛起。所谓战争崛起模式，就是崛起国把发动或参加战争摧毁既有体系作为国家崛起的方式和手段的模式。历史上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往往是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动荡和战争。在现实主义看来，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世界观念差异。因为“新兴大国的想要崛起和必将崛起”与“现有大国想方设法地遏制崛起和延缓崛起”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世界观念差异将导致战争。世界观念差异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不同。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霸权战争是现存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变化的最终考验。如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两次崛起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就是多数美英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不可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二、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模式

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在国家崛起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崛起可以通过融入国际制度的方式完成。制度崛起是崛起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其权力转移过程主要发生在崛起国与国际制度之间，这种崛起往往是和平崛起。

制度崛起是崛起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选择融入国际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在自由制度主义看来，制度还有助于各国形成关于国家行为的预期，可以降低成本。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条件，国家崛起引起的国家间不信任感和行为欺诈是常见现象，这会加大国家崛起的成本。国际制度可以解决国家崛起引发的相互猜疑困境。国家间沟通的任务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完成，因为它的建立可以给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外部约束条件，即有助于形成制约欺诈行为的“契约环境”。国际制度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促使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多次博弈中交流信息。国际制度将有利于惩治背信弃义者，无论是崛起国还是霸权国。正是世界政治中的协议和契约对成员国来说有利可图，大家才愿意主动让渡一部分利益甚至主权，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或避免太大的利益损害。崛起国通过国际制度可以和有疑虑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换各自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服对方认可自己的崛起，说服对方的成本比通过战争摧毁对方的成本要低得多。同样是崛起，过程完全不同。

崛起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权力转移。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转移可以发生在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国际制度融入过程即国际权力转移过程，如欧洲一体化的制度融合中的主权让渡。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已使欧洲逐步整合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兴行为体，欧洲已成为在国际关系中的新角色。欧盟的和平崛起已悄悄开始，欧美间现有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也会带来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权力转换。二战后德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德国与欧盟间的权力转换过程。德国让渡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德国也因为欧盟而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德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德国本身，德国在欧盟的掩护下实现了真正的和平崛起。目前德国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

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方式：制度崛起。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模式亦称国际制度崛起模式，或称融入制度崛起模式，是指国家通过一体化的制度融合方式崛起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和力量。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观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多边主义战略，是以制度手段谋崛起，即制度崛起。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大国崛起可融入各种各样的国际制度中去，国际制度可限制崛起国的行为，崛起国自觉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与监督，这样一种崛起过程将是崛起期间不会引发战争的过程。一旦某国退出或拒绝加入一项重要的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就予以重要的威胁和惩罚。而崛起国一旦全面加入各种制度网络，就会形成对制度的依赖，脱离制度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成本。另外，由于有了制度对崛起国的控制和约束，各国也不会因某一国家崛起而长期生活在威胁安全的恐惧之中。这种崛起往往是和平崛起。二战以后的德国崛起就属于制度崛起。德国强大了，但德国并没有对欧洲构成威胁，也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也没有感受到德国的威胁。欧洲通过制度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安全文化——制度安全文化。欧洲的这一变化已超越了欧洲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

三、建构主义的国家崛起模式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国家崛起的三种文化，认为国家崛起由社会建构而成。

建构主义质疑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崛起理论。建构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是静态的，是由主要国家的权力分配构成的，虽然其形式可以从单极到两极再到多极，但权力结构的实质是不变的。制度主义的国际结构也是静态的，结构由规则而定。而建构主义则认为，事实上的国际结构是动态的，国际社会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解构一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新的观念建构的。国家社会可以建构霸权、建构无政府状态、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国家崛起。国家崛起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建构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对国家崛起的意义，认为崛起实际上是观念的分配，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分配或制度的分配。温特认为，物质建构只占很小部分，即所谓“弱式”（rump）物质主义。建构主义反对单纯物质主义的观点，强调观念的互动对国家崛起的作用。

建构主义提出了国家崛起的三种文化。根据建构主义的解释，不同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就可以产生不同特征的无政府状态。根据温特的解释：“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归类出三种无政府文化：互相残杀的霍布斯文化、彼此竞争的洛克文化和互帮互助的康德文化。如果是霍布斯文化，国家崛起必须通过战争，即战争崛起文化；如果是洛克文化，国家崛起将充满竞争和冲突，可以是战争崛起，也可以是和平崛起，即竞争崛起文化；如果是康德文化，国家崛起将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认同，崛起过程将是和平的，即和平崛起文化。国家崛起过程是和平，是竞争，还是战争，可通过国际社会建构促成，国际社会不仅可以形成某一国家崛起的共同观念，如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同，中国崛起已经为各国政要和学界普遍接受，而且还可以建构成某一国家的崛起是战争崛起、竞争崛起，还是和平崛起。不同的文化对国家崛起的意义是不同的。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崛起方式是社会建构崛起。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规范和认同对国家行为所起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崛起的社会建构模式，实质就是行为体认同或偏好的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用，不过这种认同变化是以互信为基础的，而不是强权所致，也不是收益成本比较下的理性选择。按照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崛起也可以通过国际社会建构而成，通过国际社会对国家崛起的认同而成，因为国家间关系的现状是由相互间的观念决定的。如果都改变观念，那么敌对双方可能建构友好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其崛起的初始阶段并未与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发生战争，两国在互动中逐渐建构起了一种盟友关系，并实现了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和平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实际上经过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认同。可见，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不仅是权力的转换，也是观念和认同的转换。这一点对于处于类似当年美国地位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更深远的蕴涵与启示。

四、中国关于国家崛起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家崛起的研究是从冷战结束以后开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涉及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崛起的理论视角以及国家崛起的经验教训等。

第一个阶段，从冷战结束到1998年，中国研究国家崛起处于回应“中国威胁论”时期。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村井龙秀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政策研究》发表文章，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开始赢得市场。中国学界进入回应“中国威胁论”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论文有《“中国威胁”论剖析》、《浅析“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及有关对策》、《“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中国威胁论”析》、《薛君度教授评驳“中国威胁论”》及《对西方保守派“中国威胁论”的批评》等，学界主要批判“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并提出了应对“中国威胁论”的策略。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3年，即研究中国崛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开始意识到需要研究中国崛起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中国崛起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中国的崛起与世界定位》、《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崛起与对日关系》等，学者们主要探讨中国崛起的途径、中国崛起的环境、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等。

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至今，即研究国家崛起的理论视角与历史经验阶段。2001年，钱其琛在北京大学《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崛起要走和平之路，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亚洲的未来》的演讲，提出了和平崛起概念。2003年12月，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阐述了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学者们研究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国和平发展、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国家崛起的理论等问题，其核心是为中国崛起寻找理论依据、历史经验和应对战略。

中国学界研究国家崛起还需要加强国家崛起一般性的理论考察，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中国崛起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