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寻找精神导师，那凯文·凯利就是过去几年间我科技哲学思想的导师。

我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是在2011年。我读到了他的代表作——《失控》。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著于1994年。“非常长，非常复杂，涉猎的话题非常广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凯文·凯利说，他从未期待过这本书会有大量的读者，毕竟他阐述的是小众且多少有些晦涩的话题：分布式生存、自下而上的控制、递增收益、模块化生长、谋求持久的不均衡态、变自生变……这些话题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或许并不稀奇，但想象一下，那是在中国刚刚接入互联网的1994年。要知道，那时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还在读小学，乔布斯已经被苹果炒鱿鱼了，伟大的苹果帝国还没有一点影子。

然而，这本书在2010年被引入中国时，几乎引爆了整个互联网界。人们热切地谈论凯文·凯利在16年前为互联网做出的预言如何一一成真；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们更是争相与他对话，一时间凯文·凯利成为马云、马化腾、李开复、张向东等互联网大佬的座上宾。他在中国的演讲几乎场场座无虚席，人们都迫切期望得到这位未来来客的点拨，找到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众多热忱粉丝中的一员。幸运的是，从2014年开始，我就有了和凯文·凯利深度接触、合作的机会。彼时，我和中国社群领袖联盟的孔剑平主席邀请他来中国参加首届中国社群领袖峰会。此后，我每年都会与他见面一两次。2015年，我带他亲身体验了几家中国创业公司的虚拟现实（VR）产品，参与协助他第一部科幻小说《银带》在中国的出版。2016年，我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机器人峰会，与地方官员、创业者、企业家见面。2017年，我又让凯文·凯利体验了一把中国“知识付费”和直播的浪潮：我和他的出版人合作，在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上推出了凯文·凯利的音频产品，还参与了他的直播处女秀。

在我真正和凯文·凯利接触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极度聪明、狂热的科技极客。“但是你知道吗，2010年我来中国时，我才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凯文·凯利就说到这一细节，顽皮地向我眨眼，而后哈哈大笑。他不用电子阅读器，到现在也每天浏览纸质版的《纽约时报》。他还很少上网，从没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其实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但或许这才是凯文·凯利的独特之处。他不是互联网的从业者，甚至不是互联网产品的典型用户。但他观察这些从业者，他观察用户，他观察人和科技的关系，思考科技的走向。他是这个变化万千的互联网时代里独立、冷静、客观的观察者。

事实上，他的经历也与那些有着耀眼藤校文凭和闪亮巨头公司从业经历的硅谷大佬大相径庭。20世纪70年代，只读了一年大学便辍学的凯文·凯利，只身来到亚洲“探险”。这段经历，被他称作人生最美妙的经历之一。他以摄影师的身份，深入亚洲腹地，从伊朗到日本，拍下大量纪实照片。1979年，他回到美国。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横跨大陆，一路写诗作画。

一直到30岁，凯文·凯利才结束“嬉皮士”的浪游生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加入斯图尔特·布兰德麾下的《全球评论》，一路做到主编和出版人。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评论》被视为嬉皮士运动的重要刊物，它反权威、反资本垄断，相信技术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相信一个开放、协作、去中心化的技术乌托邦。这本前沿的科技杂志，吸引了一大群极客，乔布斯也是它的忠实粉丝。1993年，凯文·凯利又参与创办了另一本科技杂志《连线》并担任主编，这本杂志关注科技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凯文·凯利由此逐渐成为网络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主导着美国硅谷乃至科技圈的舆论、思想风向。

他感兴趣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早在1985年，凯文·凯利就参与创办了第一个互联网虚拟社区The WELL，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作为自然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他还曾参与“林奈行动”（Linnaean Enterprise）——为地球上“所有物种”建立网络档案。

现在，66岁的凯文·凯利还在持续写作。《失控》之后，他又写了《科技想要什么》《技术元素》两本畅销书。2015年的新书《必然》，预测了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发展趋势。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精力和兴趣点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爱好——摄影、拍纪录片，记录当下的世界，畅想未来的世界。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未来学者可以像他这样在虚拟与现实间如此游刃有余地切换。

关于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的未来——还有谁是比他更合适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