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赴俄留学

上海法租界内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路铭德里六号），是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它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并不显眼的小木牌，上面写着：上海外国语学社。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创办的。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发起组在一九二〇年九月筹建了外国语学社，具体负责人是维经斯基的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革命人士推荐选送，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俄语和革命理论后，派往莫斯科学习。

经过几天的长江航行，刘少奇一行抵达上海。他们找到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的时候，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好在这里的学习方式很灵活，杨明斋便安排他们和先到的青年一起学习。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有三四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许多学生挤着住在一幢楼房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班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学员主要学习俄文，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同时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望道这时刚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他也常来这里向学员们讲这本书。外国语学社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下工厂宣传联络，有时还做工。遇到纪念活动，学员们就和工人、市民一起上街示威游行。这些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充满革命热情，所以在游行队伍中总是承担着在前面打旗又举标语的角色。

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又一心想学好本领之后顺利地赴俄勤工俭学，所以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就是背俄文、看书，阅读陈望道翻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封面上印的是留着大胡子的马克思肖像，刘少奇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和刘少奇同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萧劲光回忆刘少奇当时的学习情况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一面学习，一面等待安排去苏俄留学。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还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经济上的很大困难，上同中国之间的交通很不便加，通讯联络不畅，所以组织中国青年赴俄学习的具体安排很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等到一九二一年四月，赴俄的行程终于落实。一天，杨明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大家：去莫斯科学习一事已经联系好，要去的现在就开始办手续。

刘少奇对此盼望已久，二话不说报了名。同在这一批报名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名学员。根据以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去莫斯科的经验，出发的路线以乘船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坐火车到伯力西行比较安全。他们决定走这条路线。于是，他们抓紧时间办理护照，买好了去海参崴的船票。杨明斋为他们写了介绍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的一天，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离开上海港，经黄浦江驶向大海。

轮船在海面上颠簸航行，途中在日本长崎稍作停留后，驶抵俄罗斯远东边城海参崴。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还不能控制俄罗斯所有地区，在远东的管辖范围只达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从那里到海参崴，仍被日本军队统治着，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

刘少奇等在海参崴上岸后，到处都可以遇见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虽然有杨明斋的介绍信，但人地两生，不知道该找谁接头，只好先在一个中国人开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

在海参崴居住的中国人很多，还有专门的中文报纸。刘少奇等便到一家中文报社去，向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布尔什维克。经这位总编辑指点，刘少奇等见到了有着海参崴大学教授公开身分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伊凡诺夫，向他出示了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伊凡诺夫看后要刘少奇等人抓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久留，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海参崴这时正在闹鼠疫，所以对流动人口的检查比平时更加严格。刘少奇等进出旅馆经常受到例行检查。他们的行踪引起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注意，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派到俄国来的。一天，几个领事馆人员突然来到他们住的小旅馆，把刘少奇、吴芳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带走了。

刘少奇等被带到领事馆。一个当官的气势汹汹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刘少奇沉着地回答道：是做裁缝的。

海参崴有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打工青年，大多从事理发、裁缝等手艺活。刘少奇在回答审问时始终坚持是做裁缝的，讲的又是满口湖南土话，领事馆人员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他们放了回去。

发生了这次事件，更使刘少奇等决定尽快离开海参崴这个是非之地。集体行动太引人注目，他们便三三两两地分散上车，约定到了伯力再会合。刘少奇和另外四个人坐在一起，登上火车离开海参崴北上。

海参崴和伯力之间的伊曼河，是日本军占领区和苏俄红军控制区的分界。这段交界区域是危险地段，盘查很严，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刘少奇等在国内时就已经知道，所以在车上特别小心。车过伊曼河时，旅客们要下车一个个接受检查。任弼时那两天正感冒发烧，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而被扣留下来，其他人都顺利通过检查，准时到达伯力。两天后，任弼时也巧妙地通过检查，坐另一趟车赶了上来。

伯力已经是苏俄红军的天下。刘少奇、任弼时等会合后，很快找到了红军。当地红军热情地接待这批来自中国的客人，吃住都免费。在这里，大家不再躲躲藏藏，而是自由自在地活动。一路上那种担惊受怕的心情一扫而光。

从伯力到莫斯科，本来可以坐火车经赤塔直走，那样就比较方便，但由于战争破坏的影响，铁路很不通畅。刘少奇一行在伯力等了一段时间，总等不到能使同来的十几个人上一趟车出发的机会。他们只得分两路走。任弼时、罗觉（亦农）等留下来继续等火车，刘少奇、萧劲光等乘轮船先到海兰泡，再从海兰泡坐火车去赤塔。

从伯力到海兰泡的这段水路也不安全。船在黑龙江航道上行进，有时走在俄国水域，有时走在中国水域，往往会遇到中国军阀军队的鸣枪恫吓和强令停航检查。

到海兰泡后，刘少奇等在当地红军安排下稍作休息，便上了开往赤塔的火车。但上车不久，他们又在一个小站上被扣留下来。刘少奇后来才弄明白是这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位红军将军，叫卡兰达什。他也坐这趟车，他的司令部就在列车上。他的部队里有两个朝鲜师，一个中国支队。中国支队的司令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又是学生，知识分子，他想留我们在支队工作。我说我们要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无论如何要留，我们答应可以留下。增加五个人要得到（卡兰达什）司令的批准，他带我们去见（卡兰达什）司令。我们对红军的司令说要去莫斯科，去学习。那时我们已经是青年团员。中国支队司令要我们加入他的支队。卡兰达什说，你们最好去莫斯科。他还比较清楚。他说学习好，仗已打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干了。他很热情。他热情得很，看到中国青年就抱着亲，给我们挂了一节车厢，打发走。”

赤塔是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刘少奇等在这里顺利地找到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乘火车经伊尔库茨克，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向莫斯科进发。

这最后一段的铁路旅行也是困难重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刚刚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破坏随处可见：房屋倒塌，道路、桥梁被炸，饿殍倒在路旁，不少城镇和农村了无生气。刘少奇等人乘坐的是一列冰冷的装货用的闷罐车，吃的是随身带的黑面包。由于没有煤，火车头用木柴生火作动力。路轨状况也很差，列车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旅客经常被要求上山搬运木柴，有时还会遇到土匪骚扰。这样走走停停，十几天以后才抵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已经是初夏的七月。这一段行程，水路和陆路共七千多里，历时近三个月。

刘少奇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次旅行。一九六〇年他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

“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本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前，共产国际邀请中国、日本等还没有成立共产党的东方国家派代表出席大会。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派张太雷为代表。列宁是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是在七月九日到达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将结束。他们把这些新来的中国青年安排在会议代表住的招待所里。中国代表张太雷还专门到他们的住处来看望。

那几天，刘少奇等帮助大会做些会务工作，还领了入场券进去旁听大会。当他们看到主席台上坐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时，心情十分激动。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等很快被安排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学校的由来是：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的提纲，并决定办一所大学来培养东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学校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创立，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干部。

当刘少奇等即将进入东方大学时，国内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莫斯科东方大学共有学员五六百人，是按学员国籍编班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袁达时、曹靖华、蒋光慈等三十多人是第一批中国班学员，是东方大学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学校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娅大街十五号，是一幢五层的楼房。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并在学校的食堂里用膳。

这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端缺乏，饥荒现象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和儿童、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东方大学的外国学员享受红军士兵的待遇，每人每天一磅半黑面包，但没有黄油和肉类，蔬菜也极少，冬天屋子里没有暖气。这已是受优待了。刘少奇等人在东方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极其艰苦。萧劲光曾回忆当时情景说：

“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

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中国班开设了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俄文等课程。学校还专门请了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来当翻译兼助教。学员一般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去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有的时候，学校里还组织学员参加外面的义务劳动或参观访问。凡参加军训或站岗的学员，由于体力消耗增加，可以加发到半磅左右的面包。但这些面包的质量很差，有的上面长了霉斑，有时还会碰到里面夹了一截绳子，把绳子一抽，面包当中就空出一个大洞。

中国学员中有少数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情绪低落，想家，有的提出退学。刘少奇等大部分学员始终意志坚定。他们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又受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大家把困难作为磨练自己的机会，保持着乐观的饱满的精神状态。在一九二二年的新年晚会上，从来没有演过戏的刘少奇，还和萧劲光等一起上台，给全校师生表演文艺节目，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和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小戏。

东方大学开学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知道后，便四处向人打听怎样能够加入共产党，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班有一个校方派来的政治教导员，负责管理学员的政治生活。刘少奇几次找他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有时几个平时熟悉的同学聚在一起，入党问题常常是他们议论得最多的话题。后来刘少奇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那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一九二一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中国学员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便第一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还担任支部委员。他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初，我和几十位同学即被青年团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刘少奇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后来他讲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刘少奇是在经过了多年追求和反复思考后决定加入共产党的，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而明确的。一九二二年年初，东方大学让学员们填写“团员调查表”。刘少奇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他建议：“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团员调查表”还要求团员回答“现在愿做何事”，刘少奇填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为对抗美英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决定举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代表。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东方大学的学员，被派到会议上参加工作。会议开到二月二日结束。

东方大学预定五月份放暑假。在暑假开始前，校方通知一部分中国学员结束学业准备回国。刘少奇等几个人根据工作需要派回上海。还有一些人是由于种种原因不适合继续在东方大学学习下去而提前回国的。校方把到上海后同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接头的地址交给了刘少奇等几个人，要他们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东方大学和中国学员的有关情况。那些不堪造就的人就没有拿到同党组织接头的地址。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国青年一起，告别莫斯科，告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从一九二一年五月刘少奇离开上海赴俄到这时回国，中间差不多正好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经历，对刘少奇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刘少奇乘坐东去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而且是一个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满怀激情地准备回到祖国去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