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节俭悖论

从小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威严与专制，少言寡语、面色铁青的父亲让我十分惧怕，又“怀恨在心”。试想，一群小麻雀，聚在一处吃饭，却有一个老麻雀硬生生不让出声，名曰：“饭还堵不住嘴？”尽管小麻雀们清楚饭确实堵不住嘴，然而他是父亲，父亲就可以将“非”说成“是”，而且说得理直气壮，掷地有声。我的毛病是爱书如命，弄到一本好书，必是彻夜不眠。三更半夜，父亲推门进来，二话不说，关掉电灯，敢有半点反抗，那本书便体无完肤了。

对父亲印象的转变始于我备考大学那段难忘的时光。一声父命将我从准备“扎根”的农村召回。离高考只差十余天了，每天复习功课至深夜，总有面色铁青的父亲推门而入，手里端着一杯滚热的糖水。父爱稀缺使这杯糖水的边际效用畸高，我从心底较劲：无论如何也要考上大学，报答父亲。大学毕业后，我远嫁他乡。临别时，沉默寡言的父亲眼里闪着泪光，那一刻，深沉、凝重的父爱撞击着我的心灵，泪水朦胧中，我感到父亲明显老了。

2000年3月，享年65岁的母亲突然离世，我在饱尝悲痛之后，父亲在我心中的价值一夜暴涨，什么教授、博士，一切身外之物与父亲相比皆无足轻重。我近乎哀求地将父亲接到美丽的滨城，那段时间我的中心工作只有一个—陪伴父亲。无论是远足还是散步我都下意识地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以失去母亲的代价获得大彻大悟，明白了为孝者须争朝夕，年逾古稀的父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踪影，留下的是那漫漫无期的追悔和痛彻心扉的遗憾。父母既是儿女的生产者又是儿女珍稀的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情感资源。

20年后又和父亲朝夕相处，父亲于我有几分陌生，岁月磨平了父亲的棱角，他明显变得随和且唠叨了。和大多数老人一样，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有诸多看不惯的地方。我们让父亲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剩饭说扔就扔，电话哇啦哇啦地打，热水器24小时不停地工作，当然还有经常出门打的和外出吃饭。

一日，我陪老父去有半部中国近代史之称的旅顺游玩，来到了日俄战争的主战场—203高地。炎炎夏日，望着那座对一个七旬老人来说不算低的山头我陷入两难境地：上去，怕累着父亲；不上，已经花了60元门票，估计老父断不会答应。这时来了几位农民，索价20元，要用滑竿抬父亲上山，遇到这等能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好事，我自然非常高兴，正准备付钱，父亲却一脸威严地说：“怎么？有钱了？会剥削人了？”父亲的训斥，勾起我幼时的惊悸，“虎老余威在”，父亲还是那个父亲，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父亲几步一停地开始爬山。那一日，因为疲惫，因为不快，我和父亲游兴索然，父女的观念之争盖过了“日俄之战”。

夜晚，同样倔强的我与老父一番长谈，中心议题是转变观念。我说：“老爸，您能否换个角度看待现实的世界，比如整个东北电力过剩，生产出的电力不能储存，不是消费就是浪费，电能在咱家转成热能，不比白白地耗掉强？我之所以打电话不怕花钱那是因为物有所值，当年若不是和妈妈哇啦哇啦地打那么多电话，今天我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遗憾？再说咱们坐出租车，国家有税收可以干更多的事儿，司机有收入可以吃穿用，而司机的吃穿用是不是又提高了总需求，激活了不景气的经济？就说今天，原本有一个三赢的自由贸易，若您同意坐滑竿，您老可以优哉游哉，我呢，尽了孝心，获得了安心，而那几个农民半小时挣20元劳动报酬不比他们种地强？20元于我们可有可无，对农民来说却意味着种子、化肥、孩子的学费，都像您一样‘不剥削人’，农民什么时候能脱贫？您和农民有感情我理解，扔点剩饭、坐个滑竿总是于心不忍，但您想想看，在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卖粮难的今天，若想帮助农民，是应该少消费还是多消费？还有您穿的衣服也不能新三年旧三年了，如果全国人民都像您这般节俭，岂不是有更多的企业倒闭破产？……”

一番话说得老父目瞪口呆，眼镜大跌。离别滨城时，父亲将我散布在报纸、杂志上的“胡言乱语”统统收去。知父莫如女，我知道父亲是打算细细地琢磨琢磨，这个他已经置身其间70年的世界，在女儿的“歪理邪说”中，怎么就变了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