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广西农村的典型代表性体现在其区位和民族的特征，其农村发展变化的状况不仅可以反映我国西部农村变迁发展的过程，更可以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缩影。因此，聚焦广西农村发展特色，经过综合分析，通过数据、图表、文字，清晰地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国家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深化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为了将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两岸村的发展轨迹和改革风貌呈现于读者眼前，向读者介绍两岸村的发展经验，并通过指出两岸村发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关建议，推动两岸村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2015年，笔者在广西选择特色村庄进行村落发展的变迁研究。同年5月27日，笔者带领“中国百村调查”广西项目组前往项目研究的第一个调查点——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两岸村进行调查，标志着该项目在广西正式启动。此后，笔者又带领项目组多次到宾阳县两岸村进行实证调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对思远故乡——宾阳县大桥镇两岸村进行了全面调查（见图绪-1和图绪-2）。

二、文献回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民、农业所组成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三农问题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目标和要求，出台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保障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制度。2004年至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第13次聚焦三农问题。这说明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农村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在学术界，农村不仅仅是一个区位概念，对它的研究需要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一）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农村研究

自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农村就作为一种聚居形态而存在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迁着。农村是一个复杂、丰富而又综合的研究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其内涵及外延会随之改变。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农村在不同的学科中也以差异的形态存在着，并使相应的学科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将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中国农村现实关怀为切入点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其关注焦点是农村本身，尤其是自上而下政策在农村的实践情况，以农业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为代表。另一部分是以对学术问题的关怀为切入点，主要目的是通过进入农村田野研究来为学科化的知识积累提供帮助，以人类学、部分社会学和地方经济社会史的田野研究为代表。本书将采用划分学科的方法，参考贺教授的划分方法，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进行梳理分类，以求管中窥豹，了解并认识中国农村研究发展历史和当前中国研究发展的全貌。

1．经济学视角的农村研究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得以正常运行和兴国安邦的基石，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王敬尧和邓三鸿基于CSSCI论文数据对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评估，在2001—2009年的9年中，农村经济研究在15种类型的农村研究中始终是最热点、最为关注的主题。研究数据表明对于农业经济的研究一直在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经济角度来切入农村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村经济工作、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管理、农村经济社会、农村经济增长、农村经济政策、农村经济制度、农村经济活动、农村经济思想以及农村经济政策等。这些具体的研究对象不仅需要用到经济学的知识，更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具有整合性与跨学科的特征。

而以经济学视角切入的农村研究主要是农业经济学。我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13年许璇教授留日归国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农业经济的课程。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国农村社会学开始了和西方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话。

按照贺雪峰的描述，农业经济学是以政策研究为目的的中国农村研究，它的着力点在于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寻找办法，为农村发展实践提供理论说明和决策依据。农业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并试图为当前农村的发展提出建议，描绘其未来的发展路径。约翰·W．戈德温将农业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各种有限资源在农牧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及消费等用途方面进行分配的社会科学。

朱道华认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农业生产运动的规律，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为农业生产方式的更选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狭义的，主要指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且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之分。

李秉龙将农业经济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农产品研究市场；第二，农业生产要素；第三，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第四，农业宏观调控。孔祥智将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生产要素经济学、农业产业组织经济学、农业市场与贸易经济学及国家与农业研究。

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是在借助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经济理论产生的标志是1770年英国经济学家亚瑟·杨（Arthur Young）出版《农业经济学》。杨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具有比小农经济更大的优越性，主张按照“经济人”原则，建立大型的以雇佣农业工人为主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而后尤思迪、贝克曼、泰尔、图能又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农业经济思想论著，促进了古典时期农业经济思想的发展。19世纪，德国农业经营学派在西方农业经济科学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农业经营学派的代表人物戈尔兹试图消除李比希对农业经营学的影响，使得农业经营学由农业化学转回到经济学的发展轨道上来。戈尔兹的学生艾瑞保和布林克曼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农业经济学的基础。到了20世纪，现代农业经济学科已经建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20世纪以后，农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由欧洲转向了美国，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海地、汉德、莫尔豪斯、泰勒等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发扬光大。直至今日，我国农业经济学多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仍在进行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几经变迁。当前我国实行的农村经济制度依然是1978年开始逐步建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该制度将土地所有权交归国家管理，并将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农民。这一经济制度在当时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如今，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农业正向科技化、大规模机械化发展，国家开始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借助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以改进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现行政策的运作并未产生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就总体水平而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仍是以行政性调整为主。为此，钱忠好提出了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从产权安排上克服我国农地市场发育产权制度瓶颈的解决方法。

2．社会学视角的农村研究

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是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支柱理论之一。“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几千年来，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农村数量，农村社区结构的复杂，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素材。

根据贺雪峰的分类，社会学既着力于现实关怀的农村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注重于建构农村社会学的学术理论研究。我国关于农村社会学最早的论著是1924年顾复出版的《农村社会学》一书。90多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学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分别是李景汉主笔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费孝通组织调查的《行行重行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虽然是以跨学科的学术视角，从农村社区的方方面面来考察研究对象，但归根到底仍属于社会学的调查研究。

我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先生认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是农村社会的全体、农村社会的常态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现象。他认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社会性质和特征、农村社会种类、农村社会起源、农村社会进化、农村社会人口、农村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组织。韩明谟将农村社会学定义为从农村社会的整体出发，通过农村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以综合的观点研究农村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他认为，农村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包括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特征，农村社会关系结合的一般原理，城乡差异、城乡的合作与对立，农村社区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农民意识形态，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变迁、农村社会问题，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发展规划，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等。

钟涨宝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包括三种，分别是以提倡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人”的主观性、强调人文科学的特殊性的人文社会主义方法论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而陆益龙却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研究存在着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的问题。他认为即使是经验研究，也存在着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以及缺乏科学系统性的问题。

自农村社会学在我国创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的经验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世纪初期，我国就开始了有关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陆益龙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前的农村社会学分为三个学派：以杨开道、言心哲、冯和法、乔启明等为代表的早期学院派，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社会建设学派，以及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的社区学派。钟涨宝把我国的农村社会学经验研究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职业社会学者的农村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二是改良主义者的农村社会学实践——乡村建设运动；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四个主题：农村中的个体、群体与组织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乡村建设研究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研究。

韩明谟将我国从农村社会学建立之始到今天的农村社会经验研究分为三个里程。第一个里程是20世纪初到1935年左右。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调查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是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了“以定县全县一切社会情况”为基础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调查的过程中与西方经典社会调查方法进行了对话，是一次实证主义的农村社会调查。第二个里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52年，这个里程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具有中国农村社会学方法特点的“社会学调查”。较为有代表性的调查是费孝通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进行的农村调查。费先生挑选了当时中国最具典型性的村庄之一、当时为中国蚕丝业的中心之一的开弦弓村，并对该村和生活在该村的农民进行了全面考察。其调查报告形成的论著《江村经济》，被作者费孝通先生形容为“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童潇把目前学术界对《江村经济》的学术评价归为三部分：第一成功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使人类学研究将现代社会纳入了自己的视野，成了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第二，《江村经济》不仅具有了民族志资料扎实、内容丰富的特点，并且富有对社会变革、社会变迁前瞻性的展望和思考；第三，《江村经济》概括出了包括“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乡村工业改革”“城乡关系”在内的三个“中层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个里程的开始标志是1979年的社会学恢复与重建。陆益龙认为，恢复重建中的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韩明谟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一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有五个突破：一是小城镇的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二是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三是第二个阶段发展出来的模式比较法更趋成型和完善；四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分工合作、协同攻关；五是开拓了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3．人类学视角的农村研究

人类学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基础，又有着微妙差异的视角与切入点。1939年，一部《江村经济》的发表，成功地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徐杰舜在论文《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中提到，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

调查深入、用时较长的田野研究工作方法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田野研究式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视角下的社会调查上显得尤为细致、全面与典型，有些研究甚至具有高度的总结性。贺雪峰认为，人类学是当前研究农村社区的主要视角，且人类学进入农村田野的主要原因是试图以对农村的田野研究来回答超出田野的理论问题。人类学通过进入农村田野来理解超出田野的中观或宏观理论问题，以惯有的对异文化的关注，来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贺雪峰认为人类学对农村的研究更具有学术关怀。

民族志、语言人类学等经典人类学研究视角都曾有过经典的农村研究案例。就目前来说，对农村社区研究最系统深入的仍然是乡村人类学。徐杰舜认为乡村人类学就是专门研究农民及农民的一切行为方式的学科。他认为我国的乡村人类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借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二是抓住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焦点问题来展开调查与研究；三是探讨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在乡村社区中的文化意义，其形成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结论和积累的研究经验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乡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庄孔韶却认为，乡村人类学的专题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农人或农民社会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一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检视。他将目前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部分：对基础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农民文化传统的研究，这里既包括发达的欧洲地区也包括发展中的中南美洲及亚洲地区等；对我国主体构成民族汉族的研究，包括汉族社会中的家庭、宗族、认同研究等；关于对农民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即对农民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农民抗争的研究等。

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庄孔韶和徐杰舜都对我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明晰到位的归纳梳理。这里主要借用徐杰舜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乡村人类学进行回顾。

徐杰舜将乡村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分成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至1935年，这一阶段的早期，我国大部分人类学农村田野研究多为外籍教授为了指导学生进行学习而进行的小规模社会调查。在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早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所带领撰写的《华南农村生活》，以及同样是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美籍教授百克含（HS Bueklin）所带领撰写的《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其中，葛学溥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被学者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发展史的第二个里程碑，因为这本针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报告将人类学家的视野从研究规模小且简单的部落社会调转向更为复杂的乡村社会。而《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是第一本中文乡村社会学的调查报告。而后，越来越多的乡村人类学田野研究兴盛起来，中国有些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教授也开始投身于中国农村人类学田野研究中。代表性的调查如李景汉主持的针对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马连洼、东村4个农村164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的田野研究活动，由陈翰笙、王寅生、薛暮桥为带头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方法论的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以及由晏阳初主持的定县的翟村实验区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革实验。第二个时期为1935年左右至1952年。这一时期的乡村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是调查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以及各种经典田野研究、调查报告的出现。典范性的农村社区调查如费孝通与王同惠于广西大瑶山进行的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瑶族民族学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以及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对当前人类学仍有深刻影响的经典著作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金翼》以福建省湖口镇附近一个叫黄村的地方的两个家族的兴衰为依托，通过记叙黄东林和其姐夫张芬洲的个案，映射出中国乡村家族制度的变迁。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出现了特定回访与再研究、村落城市化研究以及参与式乡村调查研究。

在国内学者进行研究的同时，海外的人类学家也对中国乡村多有关注。费雷泽的人类学巨著——描绘了中国农村许多具有“神鬼”色彩的习俗：鞭春牛、收殓安葬亲人等的《金枝》。功能主义人类学领军人物——对“汉人是否能代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汉人社区是否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描述的标准”持反对观点的费里德曼，以及通过考察一位村支书的个人生活为切入点，描绘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社会生活变迁的美籍华人黄树明。

4．政治学视角的农村研究

按照贺雪峰的归类，政治学也是研究农村现实问题、具有实证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袁达毅从研究成果来源和方式的维度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三大派：机关派、田野派和学院派。

樊红敏将国内外针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的主要研究范式归纳为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三种。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政权与民间社会。这个范式认为，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地方政府与农村基层社会处在二元对立而又充满互动的复杂关系中。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认为政府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应处在剥离的状态下。在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学界建构了一些具有研究潜质的概念，得出了一批具有研究价值的成果。虽然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使政治学研究变得多元化，并让农村政治学研究回归学术，它仍然有与西方学术对话断裂的可能性，并使中国独有的一些政治现象陷入被片面化解读的危机中，还可能过高地假定国家组织的控制，而忽略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主性空间。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制度、结构、集体行动、公共选择等主题上面，更加强调国家、制度的自主角色，并批评那种将国家、制度、集体行动还原成个人动机与选择的还原主义。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点是对研究客体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缺点是对研究客体的动态变化具有滞后性。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以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市场—政府、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为研究重心，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性切入的一套研究和解释框架。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切入点是宏观广泛的结构功能主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研究客体的渐进性考察。郭正林认为农村政治研究已经成了我国的显学并补充了国内外学者的范式使用偏好。他归纳出国内学者比较注重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发展的研究深受“国家—社会”两分法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邓大才认为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存在两个导向。一种是中国传统调查经常使用的问题导向，以完成研究目标、满足国家需要为主要任务；一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理论导向，以证实研究假设或理论为主要任务，主要运用的方法论有：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方法，吉尔茨、福柯的人类学方法以及萨义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等。他认为中国农村政治学借鉴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侧重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工具，如统计与计量工具、西方政治行为主义的方法；二是注重表述方法，如重事实、重叙述；三是学习理论建购并利用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如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的经验研究。他还认为，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理论建构缺失，因此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工具和表述方法是为了理论建构服务，理论建构是学习和借鉴的最终目标。

金太军将当前我国的政治研究梳理总结为农村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乡镇政权研究、村民自治研究、村落权力结构与非正式村落权力研究以及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等。学术界对农村政治稳定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社会结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调整、乡镇政权体系建设、乡村之间关系的理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农村社会调控体系健全等层面展开。《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描述前现代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及其效应，突出了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抓住现阶段社会急剧分化与转型、矛盾与困惑凸显的时代特点，对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因素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确保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建议和对策。在中国农村政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乡镇政权一直是学界重视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路径来研究乡镇政权的历史变迁。政治学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往往是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扩大基层群众参与，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村民自治制度研究的兴起得益于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和巨大反响。在村落权力结构研究方面，传统的村落权力结构一般由非正式权力势力控制，具有家族性、等级性、封闭性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持续地冲击并抑制了村落家族权力，从血缘乃至居住等方面触动并重组了村落共同体。正式的村落权力，如企业管理层、先富者阶层和村委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在村落社区，其领导权力一般会随着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视而得到巩固和加强。农村政治的主要研究方法便是经验实证分析法和微观个案研究法。这两个方法的运用使我国的农村政治学研究变得全面深入，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但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还存在着理论假设薄弱、无法平衡个案研究的特殊性和理论假设的普遍性等问题。

（二）当前农村研究的主要领域

作为研究课题，农村社区庞大、复杂且具有综合性。为了清晰地了解我国农村的运行结构、乡土人情，展望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各位农村研究家不仅整合社会科学研究方式，运用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方法来考察农村社区的现状，还进一步细化，从不同的研究类型切入，深化对农村社区的研究，掌握我国农村社区的基本情况，把控农村发展的脉搏，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鉴于农村研究类型的不胜枚举以及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仅对本书出现过的农村研究类型作大致的梳理。

1．农村空心化

农村空心化或者空心村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龙花楼认为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殊社会体制塑造的独特农村聚落空间形态。周祝平在《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一文里，将农村空心化定义为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现象。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乡村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薛力则认为我国的“空心村”是在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条件下，由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所引起的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还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将空心化的概念操作化为“农村空心化是指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原宅基地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本书将农村空心化现象定义为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占有的资源与资本远多于农村，而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其所有的宅基地被废置或者所在社区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的现象。

学术界对农村空心化的研究可以继续细分为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农村空心化演进研究、农村空心化研究方法研究、农村空心化程度研究和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研究和农村空心化对策研究等。

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一般是针对“农村空心化”这一概念做出的整体的研究，研究的视角较为宏观。此类型的研究往往会将农村空心化产生的背景、农村空心化的表现、农村空心化的特征、应对农村空心化的措施等都进行介绍。典型的研究成果如王成新、姚士谋、陈彩虹所著《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从表象透视、内在机制、影响分析、对策措施等方面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村落空心化是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村落空心化业已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空心村的整治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并实施综合措施的结论。刘彦随在简要介绍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原因和历史后，又从农村空心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农村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农村空心化产生的负效应及其调控对策等方面描述了农村空心化的研究现状。最后，他从空心村用地调查与潜力评价、空心村类型及其演进规律、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典型示范与配套政策、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展望了农村空心化的整治研究。

农村空心化演进研究一般论述的是农村空心化演进的原因、演进的过程、演进的内在机制等。刘彦随将农村空心化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个：第一，原村庄匮乏的资源与恶劣的环境与周围地区开阔的空间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得城市对农村形成了“虹吸效应”；第二，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低建筑成本、低运输成本及低土地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空心村的形成；第三，城乡二元体制是空心村形成的根本原因；第四，当前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从属性、无偿性、无固定期限性等特点，是一种不稳定、不完全、有条件和受限制的用益物权，尚存在农村土地立法不健全、过分强调其社会保障性等弊端，致使用益物权性质不能得以彰显。龙花楼将农村空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归结为建房意愿增强、建房能力提升和不合理的农户建房行为。王国刚根据农村空心化演进作用力方向的不同，将其影响因素划分为内核推动力、外援拉动力和系统突变力三类。龙花楼将农村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技术发展、自然因素、人口变化、土地利用者主体行为、社会主体行为、经济增长、制度与管理等。刘彦随还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将农村空心化的演进周期归纳为出现期、成长期、兴盛期、稳定期、衰退期。王国刚把农村空心化的一般演化过程归纳为初期缓慢发展阶段、中期快速成长阶段、后期波动稳定阶段和转型消退阶段。龙花楼将我国农村空心化演进的类型区域总结为城乡接合部、平原农区、山地丘陵区和草原畜牧区。他还将空心村类型诊断的基本原则分为四个：一是突出现状特征；二是过程—形态同一性；三是治理措施和利用方向的一致性；四是主导性原则。作为一个普遍存在且给社会带来诸多困扰的社会问题，许多学科纷纷从自己的学科观点切入，试图用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目前，介入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学科有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用于研究农村空心化的方法有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以及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农村空心化研究方法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可以用人类学的视角精准地描述某个或某几个特定村庄空心化的演变与现状，也可以综合运用社会学与地理学的方法，对大量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通过提取指标、检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和数据标准化处理，从而测算区域空心化的程度、建立空心化标准评价体系、预测空心化未来走向趋势，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科学化建议。可以说，农村空心化研究方法很好地调和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目前学界多用定量工具而非逻辑分析或定性研究来测量农村空心化的程度。王介勇在其文章中运用最优回归方程来测算农村空心化影响因素。研究通过分层抽样与高清航空遥感影像来获取村庄土地利用和经济社会信息，并通过指标值计算建立出农村空心化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最终，王介勇通过建立方程，得出户均宅基地宗数、村人均收入与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空心化程度存在真实相关关系的结论。而杨忍则是通过构建县域尺度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农村空心化评价方法的公式来测量农村空心化程度。他结合农村空心化程度评价体系中的土地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经济系统的评价结果层级，将中国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分为5个等级：低度空心化、较低空心化、中度空心化、较高空心化与高度空心化，并分析出低度空心化出现在我国的西南、西北等经济较为落后地区，较低空心化出现在经济发展落后、农民进城落户能力不足的区域，中度农村空心化县域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和中部的两湖平原地区。较高空心化出现在北方边境、东部沿海等地区，而北方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农业机械化，现已出现高度空心化的现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空心化现象还会加剧。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高度发达，农村空心化已经演变到了后期稳定期，农村空心化已逐渐向实心化方向转变。

而在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研究方面，主要有两个方向：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比较研究。横向比较研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将地理或者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两个村庄置于同一个场域之下，从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情况等影响农村空心化的多元因素全面对比两村的农村空心化情况。而纵向比较则是先通过处理问卷调查的数据，提取指标，建立农村空心化程度评价标准体系，测量出各个区域的农村空心化程度之后，再根据农村空心化程度的不同纵向地描述比较各地区农村空心化状况及其特征，典型的研究成果如王介勇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山东省村庄调查数据》、杨忍的《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等。

农村空心化给农村的区域规划、经济发展、基层民主、养老等多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业内的学者们纷纷提出了战略应对措施。刘彦随认为空心化村庄整治调控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基础性工程。他认为从乡村地理学出发，可以从开展空心村用地调查与潜力评价、明晰空心村的类型与演进规律、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情景等方面探讨农村空心化解决的可行途径。周祝平提出为了应对农村空心化，国家应制定农业转型战略和农村养老战略。农业转型战略主要指使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类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农村养老战略则采用了社区照顾模式视角，提出将老人送进他们熟悉的农村社区进行养老，并试图借助社会力量，调用社区资源，将老人周边的正式照顾资源与非正式照顾资源整合起来，帮助老人在农村社区中建立支持网络，以便老人能在农村社区中得到较好的晚年照顾。

2．农村土地流转

在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土地都处于私有化的状态。而我国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在1978年政府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才有了农村土地流转进行的可能。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实行之初，土地流转是禁止的。

黄祖辉介绍称，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以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全国各地自发地开始尝试一些土地流转的创新实践。2003年和2005年分别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表明我国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土地流转的存在。

詹和平认为，土地流转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我国农民只拥有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真正的土地买卖市场并不存在。我国目前还处在土地流转的初级阶段。

叶剑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5年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调查的数据，总结出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和特点如下：第一，农地使用权市场初步形成，但发育缓慢；第二，农地交易价格并未充分显化，不正式的土地流转多；第三，农地流转市场的区域差异显著。

3．农村村民自治

农村村民自治的行为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了我国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徐勇认为自治指的就是人的自我治理，是相对于他治而言的，是个人或群体对于自身事务的处理并对其行为负责的一种制度和行为。他认为自治至少包括两个核心因素，即自主性和自律性。

仝志辉认为，我国目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野。首先，研究目的划分了政策研究和学理研究；其次，研究方法划分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在两组不同的维度下，我国的村民自治研究出现了鲜明的特点：国家主导、发展不平衡、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现在还远未实现其目标以及引发了其他一系列变化。

金太军把目前的农村自治研究分为五种类型：村治的功能的设定、村民自治的动力机制、对农村治理的体制构想及一些具体对策、村民自治的绩效及前景和村治的研究方法。

贺雪峰认为，当前学术界的村民自治研究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农民的民主素质并不构成村民自治的障碍；第二，地方宗族因素和黑金势力或许会对村民自治正常运作有影响，但绝不会完全控制农民的选举意志；第三，对村民自治制度供给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断，大致是学者无法运用科学的眼光透过表象看见真实，做出了简单化和直观化判断的原因；第四，村民自治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多数学者所以为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第五，看不到村民自治已有和潜在的功能而陷于悲观是没有根据的，在村民自治本身的合理性并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就赋予村民自治过大的政治任务，让它去充当民主政治的突破口，也太急于求成了；第六，村民自治发展的好坏与当地负责人有很大的关系，但并不是由当地负责人政治素养的高低来决定的。

4．农村文化建设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繁荣复兴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元素。彭华民认为，文化有教化、栽培的意思，代表习俗、信仰，它包含物质文化，也包含非物质文化。

徐学庆认为，农村文化具有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内聚性、多样性、群众性、实用性几大特征。而农村文化具有传承、导向、娱乐、认识、教育、沟通、规范、服务、媒介、经济等功能。

吴理财将当下农民的生活状况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农民私性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二是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需求；三是农民私性文化活动单一，传统的民间公共文化活动有所“复兴”；四是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稀少，难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五是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农民不满意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部“当代中国农村文化调查”的研究成果《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谈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共有三个理论模型：第一是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控制模式，这一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参与权；第二是存在于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期的过渡转型模式，这一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享有权；第三是存在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发展模式，这一时期农村文化建设模式的核心是文化发展权。该文还指出，当前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支持体系，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第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第三，国家扶持农村具有公益色彩的民间文化的成长，实现“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除了进行农村文化建设之外，还需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5．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在当前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而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又被首次写入我国的五年发展计划之中。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张勇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遵循人类、自然、社会相互间和谐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周雪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维护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物质和精神制度成果，它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或生态环境状况，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

杜受祜认为，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建设新农村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新农村建设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生态建设纳入到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相互推动、相互协调。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内涵即为让农村的个人、家庭与组织内化生态文明观念并建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除了杜受祜之外，陈群元也对我国生态环境提出了建议，他认为为了推进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应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加快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以及提高农民的科学发展观意识。

6．乡村治理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乡村治理的定义形成共识。吴毅认为，乡村治理的含义包含着国家权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在乡村地域中的配置、运作、互动及其变化。张厚安认为，村级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

本书采用的是贺雪峰的定义，即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徐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在“合”的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

党国英认为，我国乡村治理改革主要经历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裁减冗杂的乡村行政机构，大规模地撤乡并镇并村；另一方面是逐步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党国英还对我国今后乡村治理改革的趋势做了分析和判断，认为今后乡村治理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统筹城乡治理手段，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贺雪峰认为，我国当前乡村治理的类型有四种：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

贺雪峰还总结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乡村治理研究。他认为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并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宏观大背景，主要包括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明晰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建构理论；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

三、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为农村研究提供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农村是一个看似微小，其研究面却庞大而复杂的社区，具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性。当前中国的农村研究不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介入，其研究的关注点、研究类型更是浩如烟海。本书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两岸村为研究客体的村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入两岸村实地，对两岸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进行深度考察挖掘，对两岸村的发展建设做全面的描绘。本书主要以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研究，并在社会学视角的基础上，融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环境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两岸村。想要准确地了解村庄的全貌，把握农村发展的脉搏，不仅要对村庄做不同类型的考察，更要从综合的、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以实现农村研究的新的突破。

（2）丰富农村研究的理论视角。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深入实地的田野考察，更需要理论的学术关怀。本书将运用社会有机体论、社会支持理论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角，从两岸村的农村、农业、农民入手，考察两岸村的运行机制，描绘两岸村的发展历程，解读两岸村的历史轨迹，展望两岸村的未来，并对两岸村在运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多元归因，将两岸村与全国其他的典型农村进行对比，基于两岸村的生存现状，提出较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本书还将运用这些理论视角，全面研究并解析两岸村村民生存现状，分析这一群体在建设两岸村中起到的作用，深入挖掘两岸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为建构两岸村村民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生存发展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3）继承发展了中国农村经典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一批杰出的中国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农村传统研究方法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本书继承了中国传统农村调查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对两岸村历史、空心化现状、品牌建设项目、经济发展、村民自治、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乡村治理模式等做了细致深入的考察。调查团队深入两岸村实地，查阅两岸村相关文献，并对部分知晓村情、积极参加村庄建设的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访谈。除了田野研究以外，调研团队还对两岸村的村民和两岸村的村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求本次调查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两岸村的发展历史以及生存现状。

（二）现实意义

（1）拓宽百村调查的研究范围。截至2015年5月，“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已经在安徽、广东、内蒙古、福建等12个省（自治区）的19个村庄开展了调查。调查开展范围广，其中涉及的每一个村庄也鲜明地体现了其地方特色。根据我国经济地域的区划，广西处于我国的西部地区，其农村发展轨迹与农村生存现状有非常鲜明的西部特色。且广西是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之一，毗邻东南亚，其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不仅具备西南地区的发展特征，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壮族自治区的发展特色，研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兼顾。本研究是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在广西展开的第一个调查。在广西开展“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不仅拓展了百村调查的研究范围，使得百村调查华南片区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被拼上，也从地域上、民族多元性上进一步丰富了百村调查，使得“中国百村经济调查”的研究层次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内涵更加广阔，并使“百村调查”项目更具典型性，其研究成果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农村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状。

（2）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加强农村建设，推进农村民生工程，从根本上提升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至关重要。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美丽广西、清洁乡村”项目，都给广西农村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要进一步推动发展，提升发展的水平与质量，需要对广西的农村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考察广西农村的发展，不仅可以深度挖掘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发展的全貌，掌握广西农村发展的规律，了解广西农村发展的特色，也可以了解广西农村发展的障碍，深度剖析广西农村发展障碍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广西是我国的壮族自治区，深入了解广西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与生存现状，有利于加强对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有利于掌握少数民族独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打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壁垒，对深化民族团结建设、强化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与治理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为实现广西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广西2015年GDP生产总值为16803.12亿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829.29亿元，居于全国各省市GDP第17位。广西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上仍然属于西部地区，仍然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继续加强开发的地区。从另一方面来看，广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地区，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桥头堡，在国际上拥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理优势，在国内拥有北部湾经济区。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农村电子商务等国家战略政策又给广西、特别是广西农村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会。此时，正是广西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农村，全面提升农村社会经济水平，改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的大好时机。研究两岸村以及其他广西典型乡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广西农村运行的特点，厘清农村发展中的风险与机遇，掌握广西农村发展的脉络，预测未来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两岸村以及“中国百村经济调查”广西项目将要研究的其他村庄，都是广西境内发展得较好的，具有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广西发展的特色与特点的村庄。研究这些村庄的发展规律，总结这些村庄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广西其他农村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另外，本书第九章将两岸村和全国其他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村落置于同一平台，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试图挖掘广西农村发展的特色，找出合适广西农村发展的道路，规避或降低农村发展的风险，为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具有活力与潜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农业提供理论参考。

（4）推动两岸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两岸村正在打造程思远故居品牌乡村旅游项目。两岸村的村委会及其村民正凝心聚力，携手将两岸村打造为“思远故里，宜业名镇，诗境家园”。本书将从两岸村的历史脉络、空心化程度评估、建设实践、经济发展情况、村民自治制度、文化建设现状、生态建设情况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对两岸村进行全面的田野研究，以求梳理出两岸村的发展轨迹，总结两岸村建设模式，并归纳两岸村在发展中的不足，以此将两岸村的“前世今生”全面地铺展在读者面前，使得两岸村的建设有理可遵、有据可寻、有点可究，让两岸村的领导班子和村民在了解自身，知晓自己的发展规律、特色以及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生活建设。本书第十章将两岸村与全国其他优秀示范性村落置于同一语境下对比，有利于读者知晓两岸村与全国其他优秀村落的发展差距，明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有利于两岸村在掌握自身发展特点、发展实际的情况下借鉴全国优秀示范村庄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有两岸村发展特色的、具有活力且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道路来。本书的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了两岸村，有利于全国人民了解两岸村的发展历史，知晓两岸村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观光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

四、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了三种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以及田野调查法。

（一）文献研究法

本书的文献研究的课题主要分为三个：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研究以及两岸村。在中国农村方面，本书主要面向当下农村研究的热点，结合本书写作的实际，针对当前的农村建设、农村制度和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特殊现象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本书所研究的农村建设或农村制度有：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治理。文献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环境学、人类学等多个方面，同时涉及政治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门交叉学科。研究当前中国农村建设与农村制度的代表学者有仝志辉（村民自治制度）、徐学庆（农村文化建设）、杜受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徐勇（乡村治理）等。当前农村特殊现象研究的代表学者有刘彦随（农村空心化）与叶剑平（土地流转）。这两部分文献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知网。在中国农村研究方面，本书以贺雪峰2004年主持的教育部“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究班”发言稿《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与王敬尧、邓三鸿的学术论著《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评估——基于2001—2009年CSSCI论文数据》为指导铺就写作大纲，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甚至跨学科为研究视角切入，追寻中国农村研究创建至今的历史，梳理20世纪初到2016年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脉络，探究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现状。在中国农村研究方面做出较为突出的贡献且被本书引用其研究成果的作者代表有孔祥智（农业经济学）、杨开道（农村社会学）、韩明谟（农村社会研究方法）、庄孔韶（乡村人类学）、邓大才（农村政治学）。这一部分文献的主要来源除了中国知网以外，还有每一门学科所对应的课本，如各种版本的《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乡村人类学》等。

对两岸村的文献研究来源较广，且资料翔实，视角多元。除了问卷调查的数据之外，研究团队主要对两岸村的四种相关材料进行了收集与整理。第一类是各类媒体上曾经出现过的对两岸村的采访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南国早报》《今日宾阳》等；第二类是在宾阳县的上级政府部门网站、工作报告等向社会公开的政府工作材料中所出现过的，有关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相关大事件报告的材料；第三类是两岸村村委、两岸村所属大桥镇镇政府、所属宾阳县政府所有的年鉴、政府报告、工作简报、建设实施方案、汇报材料等由两岸村村委、大桥镇政府、宾阳县政府各部门所提供的两岸村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况；第四类是两岸村及其上级政府部门（至宾阳县政府止）与社会互动的网络平台的情况，包括宾阳县委宣传部微博“宾阳发布”、宾阳县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平台“宾阳发布”以及两岸村村委村民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协商的微信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对两岸村的文献研究的第三部分材料主要取自于宾阳县各部门、大桥镇镇政府以及两岸村村委，在此向为研究提供相关材料的政府部门以及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问卷调查法

在调查开始之前，研究团队根据前期所收集的资料和对两岸村的预调查情况，基于各章的写作内容，编撰了各章的调查问卷。该问卷涉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特色旅游、生态发展、同心工程六大部分，每一部分包含大约20个问题，每位受访者完成一份问卷的时间大约是45分钟至1小时。该问卷的调查对象是宾阳县政府工作人员、大桥镇政府工作人员、两岸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以及两岸村的村民。主要调查内容是了解受访者对两岸村各方面的了解情况，对各种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政府推行的各项措施、提供的相关福利的满意度等，问卷详情见附录一。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问卷58份，其中有效问卷50份。问卷回收率为96.7%，问卷有效率为86.2%（见图绪-3）。调查团队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完成自填式问卷。针对宾阳县、大桥镇政府官员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由于其受教育水平较高，且易于调查者收集问卷，因此采用了个别发送法的方式将问卷送至其手中填答。宾阳县、大桥镇的政府工作人员问卷回收率为100%，问卷的完成程度以及作答情况也较好。针对两岸村的村民，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调查团队在两岸村村委会的帮助下采用了集中填答的方式。受访村民在填答问卷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调研团队都及时给予了回应。采用这种方式填答问卷，也让调研团队对村民填答问卷的完成情况与作答质量有了相应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问卷的有效程度，提升了问卷的测量效果。

在完成问卷收集之后，调研团队通过IBM SPSS Statistics 20.0与STATA/SE 12.0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

（三）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是公认的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论，也是中国经典农村研究常用的调查方法。本研究继承了这一方法。本书运用的田野调查法主要涉及两种研究方式：一是参与式观察；二是深度访谈。

在承接“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广西项目之前，调研团队先收集资料，并听取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对广西的各个村落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最终选定了两岸村等一批典型的能够代表广西农村发展特点的村落。在调查之前，研究团队对两岸村进行了预调查。研究团队3次到两岸村实地，考察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并与当地政府部门、村委会取得联系，与相关政府部门、村委会开展座谈会，在取得当地政府部门对调查的支持的同时，对两岸村的资料做翔实的收集整理工作。2016年5月，调查者深入调查点，对两岸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做了细致的考察，并对宾阳县政府的政府部门、大桥镇政府的政府部门、两岸村村委会以及当地村民做了深入访谈，具体情况如表绪-1所示。

研究团队一直保持既融入当地生活，又保持清醒的旁观者的状态，对两岸村进行深刻而细致的观察，并对生活在调查点的村民们以及当地的掌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见图绪-4）。研究团队在调查的同时整理资料，每天做田野笔记，发现调查不足的地方及时补充，并在调查的过程中收集到了一些计划之外的材料。

（四）其他研究方法

本书还采取了座谈会的调查方法对两岸村的经济社会情况展开了研究。调查团队在第一次正式调查开始时就与宾阳县政府展开了座谈会，从座谈会上了解到宾阳县政府为两岸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并初步知晓了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见图绪-5）。调研团队在调查的中期又与两岸村村民委员会开展了座谈会，从村委会的层次上进一步深入了解了两岸村历史变迁与现状风貌，并得知了两岸村今后的发展目标是凝心聚力，将两岸村打造成为“思远故里、宜业名镇、诗境家园”。在调查的末期，由于研究的需要，调查团队又和宾阳县统战部进行了座谈会，在会上了解到了我国著名爱国人士、无党派政治活动家、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同志的生平及其爱国事迹，并知晓了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的实施情况以及相关成效。

五、研究过程

本书以中国炮龙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两岸村及其村民为研究对象，以考察两岸村历史蜕变、空心化现状、建设实践情况、经济发展情况、村民自治情况、文化建设情况、生态建设情况为出发点，对比两岸村与全国优秀示范农村的情况，目的是将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生存现状清晰地展现出来，挖掘出两岸村发展的特色，总结两岸村发展的经验，发现两岸村发展的不足与短板，并提出建议，对两岸村的发展前景做出展望。本书的农村研究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切入，辅以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视角。在研究过程中，调研团队以中国经典农村研究方法——个案叙述研究为指导思想，以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为操作化的研究方法，遵循科学—实证化的研究路径。其中，文献研究主要任务是完成文献回顾、对两岸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相关材料的收集。问卷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受访者对两岸村各方面的了解情况，对各种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政府推行的各项措施、提供的相关福利的满意度进行分析研究。田野研究是本书研究采取的主要方法，目的是对两岸村的历史、经济、民主建设、制度、生态等做出全方位的描述性分析，主要调查方式是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六、研究创新点

（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的农村研究往往以某个学科为视角，研究农村某种制度、某一特殊现象，其研究的范围较小，研究内容有限，研究视野单一，所得出的建议只对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有效。而本书则是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为主，辅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的眼光，对两岸村历史演进、建设实践、经济发展、文化民俗等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考察，力求将两岸村的发展历史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全面地铺展在读者面前，并对两岸村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空心化、土地流转问题做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找出解决方法，并提出建议，为两岸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跨学科的理论参考。

（2）研究内容的创新。本书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二是研究切入点的创新。本书在前文提到，当前中国的农村研究存在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缺失的情况。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注重对两岸村的实地考察，更注重与西方经典农村研究理论的对话，注重在研究过程中建立研究的理论导向。本研究将运用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对两岸村经济的运作机制、社会的发展趋向，以及出现的不足以及障碍进行深度解析，并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对两岸村的发展经验做出相应的解释。“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19本（截至2015年），其中大部分书籍都是分成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部分来撰写的。这样编写固然显得条理清晰内容分明，然而却使村庄的各部分研究被割裂开来。村庄研究固然庞大而复杂，需要拆解为几部分来进行对应的细化研究，然而村庄又是一个整体，其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文化民俗等都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整合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影响文化，村庄里的各种元素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元素都是无法单独从村庄这个大整体中完全剥离开来。本书是按历史的逻辑编纂，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切入研究，还原村庄发展的进程，捕捉村庄文化传承中的特色，带领读者走进两岸村建成发展的漫漫时间长河，在文化传承的逻辑中了解两岸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现状，呈现两岸村经济社会亮点。

（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经典农村研究方法，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法对两岸村的各种经济活动、村民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政府推行的各项措施、提供的相关福利的满意度等进行了测量。较为客观的问卷调查的参与，平衡了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主观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问卷调查的参与也使得对两岸村及其村民的调查更加全面。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不仅使用了社会学常用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法与问卷调查法，还运用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再加上调研团队与宾阳县政府、大桥镇政府以及两岸村村委会的座谈会，使得对两岸村的研究兼有“科学—实证化”研究的科学合理性与经验研究的全面深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