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解放思想，寻求改革突破点
王朝文 省委是怎样下决心允许包干到户的
老百姓的“11号文件”和省委的“三不许”规定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全省农业合作化以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悄悄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可以避免“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生产积极性低的现象。
1978年3月，关岭县顶云公社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16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增产效果比较明显。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的做法，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
广大农民把这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全省各地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随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发展很快。从1979年秋收开始，到1980年春耕大忙前，贵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实际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两个农业文件，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理解有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反复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第二点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好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
1979年4月，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农业领导小组，协助省委抓好农业工作。当时我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兼科委主任，负责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和民族方面的工作。1979年5月以后，我被调整到农业战线搞农业工作。常委里头搞农业的还有张玉环，老同志有吴肃、张军直。那时人比较多，也比较强。1980年1月4日，中央批准我为贵州省委书记；同月，省革委改为省人民政府，我当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1979年10月14日池必卿同志任代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6月23日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苏钢同志是省委书记兼省长。
对于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起初省委的意见是要纠正。1979年12月，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重申“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
1980年1月，省委转发《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再一次强调“三不许”的规定，并要求“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春耕大忙前，把容易纠正的先纠正过来，恢复集体生产”，其余的也要“确定纠正的步骤和方法”。
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全省各地立即派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行为强行纠偏，打算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现象，及时扭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这种强行纠偏的做法，遭到了广大农民本能的抵制，有的地区向省里“告急”，省里也很被动，形成了“顶牛”的严峻局面。
21天的遵义农村调查
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我是知道的，省委下发的纠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文件，我也是同意了的。但是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势头很猛，农民群众要搞，又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样搞才好。
正在这个时候，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副秘书长钱云洲联名给中央写信，也抄了一份给我。
信里说：“我们山里东一家西一家，居住分散，有的已包产到户。看来（这种情况）死活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希望中央支持我们，不要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封信春节前送到我手里，省里正在要求纠偏，我感到压力很大。以前碰到这类问题，不是支持就是反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我不是书记也就算了，但我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不表态也不行，很作难。
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春节过后，我向池必卿同志请假，要求去遵义地区作调查研究，没说调查什么内容。正月初五（2月20日），我邀了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一行三人坐了一辆“伏尔加”车去遵义。遵义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贵州是比较好的，但同样有起伏，去这里调查很有代表性。
当时的遵义地委书记是李明，刚从黔西南州调去不久。考虑到他们刚过年，我们又想直接了解遵义农村的真实情况，就没有请遵义地委的同志一起参加调查。
我们第一站到湄潭，我把铜仁那封信的意思跟县委讲了一下。
县委书记杨春时说，要按省“三不许”的意见办，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要是搞包产到户，又怕犯错误。我们当县委书记、县长的也很苦恼。
我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调查研究这个事，调查以后再看到底怎么搞。
在湄潭县兴隆公社调查时，公社书记承认搞了包产到户，并说搞包产到户好，怕就怕你们来纠偏。当时在场的还有公社的其他干部，大家议论纷纷。
一位供销社的主任说：“你们怕什么？土地是集体的，公安、法院是你们掌握的，我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了，你们把我们拉回来嘛！”
我们从湄潭县到凤冈县，再到务川县，还到了毗邻贵州的四川彭水县（现属重庆市）。彭水县委的同志谨慎地介绍说，县里个别的生产队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有多少说不清。
在四川省南川县（现属重庆市），看到一男一女正在田里薅麦子，我就问他们：这地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他们得知我们是从贵州来的，就放心地说：生产队的田有1/3分给个人作为口粮田，2/3是集体种的交公余粮。又说，个人种1/3的田就够吃了，只是不敢让上头晓得。
离开南川以后，我们又到道真、正安，再从绥阳返回遵义，遵义县是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站。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跑了遵义地区7个县的10多个公社，访问了几十户搞包产到户的农民。实地看到，农村不但有搞包产到户的，而且还有搞了包干到户的，确实比集体种的庄稼好。经过这次调查，我感到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选择。
回到遵义地委，正巧碰上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李明要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谈一谈。
我说，这一次调查后思想有了变化。原来说要纠正包产到户，现在看来纠也纠不了，横竖都是顶牛，再要纠偏，今年春耕生产恐怕搞不上去。纠还是不纠，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怎么搞，我说了也不算数，先听你们的意见。第一征求地委的意见，第二征求县委书记的意见，然后回去向省委汇报。省委如果同意不纠，另外再部署，如果不同意，那还得按原来的要求坚决纠正。
李明召集了地委、行署的几位负责同志，我就向他们先说了一下。多数同志表示支持。他们说，第一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也不改变；第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只要抓住这两条，也不是什么方向、路线问题。
一位副专员讲，得向省委报告，不然就搞乱了。李明书记、辛墨林专员都建议我再跟县委书记讲讲，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也有好处。
这样我就跟县委书记们讲了讲个人的看法。
我说，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有的搞了一年，没有搞的也在蔓延。现在到底是坚决纠正还是引导他们搞好？我倾向于认为，强行纠正不好纠正，明纠他也要暗搞，还不如公开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干脆公开，引导农民把它搞好。我们领导干部，要和农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把农业搞上去。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干群关系，就像猫鼠关系，我们和农民群众老是想不到一块儿去。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我们想到东，他们想到西，我们说农村形势大好，他们说小好或不好。老是这样顶牛，农业也搞不上去。现在再继续同他们顶牛，纠了以后他们还要再搞，这样大家都不踏实，还是搞不好的。多数县委书记听了以后，赞成积极引导农民搞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愿意搞集体的也可以。
最后我说，今天跟地委讲的、跟县委书记讲的，只是通报我来调查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个人意见。省委知道我来调查，但不知道调查什么东西。省委同意还是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报告，省委研究决定以后再作传达。
一次特殊的书记会
遵义调查历时21天。回到贵阳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太大，就直接去找池必卿同志。大约是1980年3月12日（正月二十六），我到了池必卿同志家，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下去调查的活生生的情况，正面反面的都作了汇报。
池必卿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同意。又说，你讲的这个事大了，光你说了不行，今天晚上开书记会。
池必卿同志对搞不搞包产到户，尤其对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坚持农业合作化以来的那种做法，早就有他自己的想法。还在1979年底，他指示省委办公厅整理了一份全省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资料，印发省委常委参阅。
我给他汇报时，他说乔学珩同志提出过，可以允许农民在集体地里套种红苕，收成归个人。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晚上8点开书记会研究。
当晚的会，只要几位书记参加。池必卿同志是代理第一书记，苏钢同志是书记兼省长，我是书记兼副省长，参加会议的还有苗春亭、徐健生、陈行庚、吴实、李庭桂几位同志，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哪个参加哪个不参加，都是池必卿同志定的。这个书记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是在池必卿同志宿舍楼上的会议室里开的。
这个会议比较特殊，不让秘书到会作记录。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汇报，讲了以后就讨论。
吴实说：“我当红军出生入死，是要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做事的。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想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让老百姓富起来。但是搞来搞去，到现在也富不起来，连吃饭都解决不了。我们想的是很好的，但就是干不上去，方法上有问题。说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干起来就不依靠，也不相信。我看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现在去纠正也不好纠，纠了以后他们还要搞。”
徐健生说：“搞来搞去饭都搞不了吃，我们这些人是‘抵门杠’。上头不叫搞，我们跟着不叫搞，老百姓要搞，我们在中间成了‘抵门杠’，”他激动得站起来讲，“我现在不再当‘抵门杠’了，要和农民群众一起干，我们的干部也不要当‘抵门杠’了。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搞上去。我们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还要他们干，怎么干得上去？”
池必卿同志说：“我支持。我知道在党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贵州这样的地方，我同意搞包产到户，具体就看怎么去搞。”
这个时候有位同志说，建议请示一下，中央同意以后再搞。
池必卿同志说：“要请示哪个批准，哪个同意你搞？要干就不要汇报，如果要汇报，我看也没有人批准你搞。我们省委干，我们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
最后，书记们同意池必卿同志的看法，都说不要汇报了，我们自己搞，责任自负，敢作敢当。池必卿同志说，光我们书记定了还不行，开常委会，朝文同志把他调查的情况和他的意见一起跟大家讲。
隔了一天，常委会在池必卿同志宿舍楼下的会议室召开。池必卿同志主持，先由我讲，然后讨论。在会上，书记们都支持，同意搞。
常委里有的同志说，搞了包产到户，集体财产恐怕会被破坏，树子会被砍伐，带来负面影响。
池必卿同志说，要搞，我们加强领导，要把工作搞好，把损失和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就行了。
这时我提了个建议说，下面正在贯彻省里强调“三不许”的那两个文件，正在强纠硬扭包产到户，今年春耕要受影响。应该开个全省电话会议，解决当前的问题。
常委会同意了我的建议。
池必卿同志说，立即停止纠偏，不要影响今年的春耕生产。
1980年3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州市的书记和专员、州市长以及农委主任参加。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主讲。主题就是：承认现状，停止纠偏。会上没讲省里那两个强调“三不许”的文件作废，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不再纠正包产到户。
9个半天的省委常委会
那天的常委会决定，第一开电话会，第二下去调查。
池必卿同志说，常委、书记，除了个别实在下不去的以外，包括我在内，都要下去一个月，调查现在农村的情况，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按照当时的安排，池必卿同志到黔东南，我到黔南，每个地区都有书记或常委去搞调查。调查时间从1980年4月上旬到5月上旬。
调查回来以后，5月中旬，池必卿同志主持召开了连续9个半天的常委会，半天工作，半天汇报。下去调查的同志分别汇报调查的情况，畅所欲言，正面反面的都可以讲，同意不同意的都可以讲。人人都讲，时间不限，那“9个半天的常委会”就是这么来的。
这次会议决定放宽农业政策，由省委办公厅组织一个起草小组，起草一个正式文件。会后先发了一个通知，即《关于立即制止纠正包产到户、分田分土单干的错误做法的通知》，正式停止执行强调“三不许”的那两个文件。
1980年6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传达那9个半天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讨论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决定。最后形成的正式文件，标题定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
7月15日，池必卿同志审定签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1980年省委38号文件。文件里讲，生产落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类似的省委文件，只有贵州，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池必卿同志为贵州允许实行包干到户据理力争，说了那句后来很有名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980年12月，省委在写给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报告了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的情况，并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上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
到了1981年底，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贵州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成了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其中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作者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副省长）
谢高华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小商品之都
义乌的“鸡毛换糖”大军
1982年4月，组织上调我到义乌任县（现改建市）委书记。当时的义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个有名的穷地方，即便是春节这样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义乌人都要挑着货郎担，不顾天寒地冻，千里迢迢地到各地去“鸡毛换糖”（拿义乌土制的糖块和针头线脑等小杂货换取家禽毛、骨头、鸡内金等）。所以，我母亲一得知我要去义乌工作的消息，就有点心疼：“怎么会调到这个穷地方去呢？”
除了“穷”之外，我对义乌真可说是一无所知，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我到人地生疏的义乌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当地组织，下苦功，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多看，尽快了解本地情况，熟悉工作环境。
义乌县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较少，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义乌农民有着用家禽毛和人畜粪肥田的传统。所以，几百年以来，义乌土地上一直活跃着一支相当规模的“鸡毛换糖”大军。
我上任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还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小商品贸易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营者们一直都被斥为“刁民奸商”，并加以批判，且当时在这方面还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所以，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此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
群众从事“鸡毛换糖”，从事小商品经营之事，成了义乌县党组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一个令人头疼的“包袱”。当时的义东区委书记吴锦泉，一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害怕，因为义东农民中从事“鸡毛换糖”和小商品经营者甚多，一“割资本主义尾巴”，义东就要首先挨批，所以，一到开会时，他就不敢往前排坐。
小商品经营是义乌的一大优势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多年来，多少批工作组、工作队全力以赴地去打击它，结果仍然对付不了它，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到义乌工作之前，在衢州担任过多年区、县级领导工作，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之事，结果却看到老百姓更加穷困，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教训十分深刻。
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剥夺农民，根本谈不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么怎样来看待、解决义乌的个体从商问题呢？
对此，当时义乌的干部、群众争议很大，县委领导班子内部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我们又不便向上请示，而群众特别是县城附近的农民，很想从商却又怕挨批。
当然，也有些胆大的，就在我上任不久的一天，一位叫冯爱倩的妇女在县委门口拦住我，责问：“县委、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小商品生意？”强烈要求开放小商品市场。
面对这一切，我们只能本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上任后，我不光从冯爱倩处了解到很多小商品经营的情况和经营者的苦衷，还一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点搞调查研究。县委、县政府也组织了大批干部下基层，采取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面对面地反映情况、听取意见等形式，系统地开展调查研究。
我亲自跑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下骆宅、吴店、徐村等许多地方了解实情。由于人们一时还不认识我，所以我去调查时，他们敢于向我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但有时也会一无所获。
一次，我与一位工商局的同志一起下乡搞调查，由于工商局的前身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称“打办”），当地一些参与小商品经营活动的人被“打”怕了，所以一听说工商局的同志来了，又坐在我的车上，就更怕了，纷纷出门躲避。
我为此与那位工商局的同志开玩笑：“看来，下次我再也不能与你一起来了，否则，就会连个人都找不到的。”
调查进行得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占有量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鸡毛换糖”、搞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补贴生活，实在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于是，我根据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
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很强烈。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复杂的，有的感到高兴，有的则很担心。
我就通俗地摆出了我的理由：“过去，我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蠢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义乌后，通过一系列调查，我越想越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没有道理。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我们过年时，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家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来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做药品。据从金华医药公司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公司所拥有的鸡内金中，80%—90%是由义乌的这些货郎担提供的。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经营，我们还要批判他们是‘搞资本主义’，实在是不讲道理，是歪理！我可再也不干‘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蠢事了！”
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小商品经营是搞“假、冒、骗”，是“投机倒把”的一种说法。有的部门也认为，农民在搞小商品经营当中，不良现象甚多。针对这些情况，县委、县府组织有关部门，抽调人员，进行了较为广泛而又系统的调查，被调查的人员共有五六千人。
最后，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合法经营的占50%以上；基本合法、稍有问题的占40%左右；真正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4%—5%。
根据这个结论，我在县委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看法，我说：“加入共产党必须要有两位共产党员介绍，经过党的考察教育，但还是有党员要犯错误，个别的甚至还要犯罪，这么大的一支从事小商品生产经营的队伍怎么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呢？有点问题不足为奇，只要加强教育、引导、管理就行了。”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使我确信：农民从事小商品生产经营对农民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有好处。义乌过去的穷困，就是因为搞掉了这些。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县委常委们也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但是，在当时既无明确的政策又无先例的状况下，县委要发出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样的通告，是要担风险的。一些同志难免会有些顾虑，作为县委书记，我怎么办？敢不敢从实际出发？敢不敢对人民负责？敢不敢担风险？
我认为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从义乌实际出发的，是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党负责，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有益于人民的事，应敢于担风险，挑担子。于是，我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县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后，也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济，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在此基础上，1982年9月20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在当时是全国仅有的）。
通告发出后，义东、稠城（义乌县城所在地）两个小商品市场率先开放，整个义乌沸腾起来了，人们欣喜万分，奔走相告，甚至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全国最早一批赴温州考察市场经济的基层领导
政策虽然出台了，但是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过去长期受“左”倾思想的禁锢，“怕”的思想是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消除的。当时，温州市场经济开始兴起，市委书记袁芳烈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们与他联系后，就于1982年下半年，组织义乌乡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温州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
县委通知发出后，机关干部议论纷纷，由于“文革”期间“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这一观点的影响，有的干部说：“义乌要搞资本主义了，要到温州去学习了”等等。
但我们没有因此而动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决定看了再说，就这样，我们成了全国最早一批赴温州考察市场经济的基层领导。
通过一周的考察，乡党委书记以上的义乌干部走访了温州、乐清的白象、苍南的金乡等地，耳闻目睹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袁芳烈书记还就温州市场经济如何发展作了重要讲话，具体介绍了经验。
我说：“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看资本主义到温州’，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温州，我要就此向省、地委写报告”。通过到温州的实地考察、学习，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思想观念开始有了转变。
克服了“怕”字，换上了“敢”字
县委围绕如何开放小商品市场，作出了四条决定：
一是大胆拨乱反正，对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处理的经济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对一些冤、假、错案坚决予以拨乱反正，摘掉那些莫须有的帽子，为蒙冤者恢复名誉，尤其是抓住在义乌影响很大的所谓“资本主义大王”的错案，进行公开平反。
二是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大会，大力表彰经商办厂的能人，明确提出干部、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大胆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
三是召开专业村、致富重点户、农村率先致富能人先进代表大会，对那些勤劳致富的能人，大张旗鼓地给予表彰和奖励，由县委、县政府发给“勤劳致富光荣”的奖状。
四是要求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群众从事商品生产经营，要开“绿灯”，工商部门要准予登记，发给营业执照，给大家吃“定心丸”；银行要给予开户；财税部门要开源积流，培植税源，合理合法收税；执法部门要对合法经营者予以支持，为其保驾护航。
县委还规定，要为开放小商品市场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对于阻碍小商品市场开放的，必须批评直至追究领导者责任，对于不执行县委开放小商品市场决定的，要予以撤职。
这一系列决定推出后，县委等有关部门认真予以落实，一批因为“投机倒把”等而挨过错误批判的人得到了平反；个体私营业主中的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并且，在颁发“勤劳致富光荣”奖状的大会上，不仅县委五大班子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还特地让公、检、法、工商、财税部门的领导也坐在主席台上。
在会上，领导们对过去受“左”的路线影响，批判、打击个体从商的错误做法作了检查，并表态：要大力支持小商品市场开放，让人们放开手脚，勤劳致富。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决定的贯彻实施，义乌百姓克服了“怕”字，换上了“敢”字，在小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过程中大显身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尽其才。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
义乌人天生会做生意
义乌人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受当地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在经商方面有特殊的本领。虽然有些人在当时看来颇有争议，但我们具体分析了他们的情况后，还是支持其中的一些人搞个体经济发展生产。
从“黑包工头”到“养鳖大王”
“文革”期间曾任过保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荣福，因曾带农民外出打工，被定为“黑包工头”而被开除了党籍。
当时，他给我写了个纸条，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时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本，无法经营下去了）的120亩土地，条件有三个：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2万元；三是原果木场十几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
此事在当时没有先例，而孙荣福又是受过开除党籍处分的，允许他承包的话，必然会引起非议。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觉得他承包这个一直亏损的果木场，对集体、职工及其本人都有好处，并且，又不向国家要一分钱，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并写上：“5年承包期太短了，可以承包30年。”
果木场被承包后，机关里议论纷纷，大意是说：孙荣福是被开除党籍的，这个果木场“文革”时又关过干部，怎么可以让他承包果园呢？
我了解情况后，在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了这些议论。
我说：孙荣福是被开除党籍的，被开除党籍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承包荒山？退一步说，就是犯罪劳改的人还要给予出路呢。果木场在“文革”期间是关过干部，但是，它现在不是用来关干部的地方，孙荣福在那里搞的是种植业、养鱼、养鸡，我们应该大胆地支持他。
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积极支持下，孙荣福放开手脚，办起了农工商公司，成了“养鳖大王”，每年出售五六万只鳖，成了义乌有名的大富户。
后来，他用勤劳所得积累的四五百万元投资建造了“稠州公园”，并将它无偿地赠给了保联村，还捐资办起了一所学校，县委也恢复了孙荣福的党籍，任他为村总支书记，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野马”流浪汉变身“花刀大王”
自称“野马”的单身流浪汉朱明忠，原是永康人。此人脾气特别倔，在家家户户都贴毛主席像的年代里，唯独他家贴的是岳飞像。虽然他不偷不抢，但许多干部还是怕管他，社会上对他的看法、反映也不尽相同。
朱明忠有一门制作照相底片切割机的手艺，当时，他搞起了照相底片切割机的制造。我得知后，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并支持他好好搞。
后来，朱明忠放开手脚，生意越做越大，在杨村办起了工厂，成了有名的“花刀大王”，并带动了四个村的致富。他自己也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娶了老婆，造起了新房子。
裁缝搞起服装技术培训学校
大陈乡的徐爱巧擅长裁剪，她以每人几十元的培训费，带了一批又一批学徒。可是，当时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样做是“剥削学徒”。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她自己也害怕了。
我就向她建议：把“带学徒”改说成“带学生”，这样还可以多带些人。
听我这么一说，她也就放心了，大胆地去搞服装技术培训，还在农村搞起了服装加工，不光使她自己发了家，造起了新屋，还带动了大陈乡服装加工业的发展。现在的大陈镇成了有名的“服装之乡”。
乡镇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美国
还有苏溪一位叫陈平的人，想办一个服装厂，却苦于领不到执照，银行也不给贷款。我了解到陈平确有这方面的经营才能，就支持他办服装厂，并告诉工商局、银行：应该去调查一下陈平的情况，支持他搞服装加工厂。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工商部门批给了执照，银行也同意贷款给陈平办服装厂。
现在，陈平的这个厂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口美国，年产值达1亿多元，成为义乌市乡镇企业中，产值第一，创税利第一，职工工资第一，出口创汇第一的企业。陈平还把厂办到了深圳，经营起了进出口业务。
农技员成了农业综合经营大户
佛堂的农技员金序龙，一直想办一个养殖公司。
我曾多次去他家，看到他因没有田而在室内种了葡萄，再让葡萄树穿过凿好的墙洞，绕到架在屋顶的架子上，每株葡萄的产量居然也有一二百斤。
我看金序龙确有经营本领，所以，当他提出想承包大队的山地时，我同原佛堂区委书记盛东兴商量后，就对佛堂村干部田心说：“可以允许他承包。”
当他因养殖非洲鲫鱼需打井而与水利局发生矛盾时，我就对水利局的领导说：我们应该帮助专业户，要为他们排忧解难。
水利局的领导经过下乡调查，帮助金序龙解决了打井问题，非洲鲫鱼终于能在此安全越冬了。金序龙也逐渐发展成了农业综合经营大户。
四个“允许”，让农民们敢想、敢干
我们从支持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们就予以支持，无论经营者是义乌人，还是外地人，也不搞唯成分论，即使是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国家税收，都大胆予以支持。同时，对在小商品经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通过教育、引导、管理等，使之步入正轨。
然而，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仅仅是政策上的放开，允许搞商品经营还是不够的。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农民要进城、要经商的愿望很强烈。
这在过去看来是“弃农经商”，是绝不允许的；另外，许多经营小商品的人，往返于义乌与杭州、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甚至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间，这又是“长途贩运”，一直都被视为禁区。
我们还发现：个体经商的兴起，与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了竞争；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
面对这些情况，义乌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后，作出了“四个允许”的决定，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营、集体和个体）。”当时公布的是这四个“允许”，但实际上有五个，还有一个是：“允许土地转包。”
这几项决定推出后，可以说是解除了对义乌农民参与商品经济的束缚，农民们放开手脚，大搞商品经济，涌现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义乌的商品经济很快兴盛起来了，个体摊位数一增再增，后因稠城街容量有限而转移到了湖清门市场，小商品市场也由开始的放开几条街设摊，发展到了规划建立市场，各种各类的专业户、专业村纷纷出现，城乡的经济面貌为之一新。从当时的形势发展中，我感觉到：我们找到了发展义乌经济的新路子。
（作者时任义乌县委书记 翁笑冰/整理）
刘朝文 新华社记者冲开了改革之门
张世明的“大会检讨，小会还搞”行为
1978年我高中毕业回上塘公社农村担任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后，参加公社第一个三级干部大会，就是听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在9月8日作的“联产承包”动员报告。那天的会议主题很集中，就四个字——“联产承包”。
当时的上塘公社党委书记是张世明。他的“联产承包”动员讲话决心坚定，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这样说的：“你别看那红旗招展，黑压压一片人，那不是干社会主义的，而是骗社会主义的！出勤不出心，出人不出工。你看我，我看你，实际是在哄自己！到了年底，大家都往粮管所里挤——排队购买救济粮啊！”这次大会在快结束时被县里来人“纠偏”。由于会议精神被上级当场公开否定，张世明估计自己和公社党委的想法实施起来，难度肯定不小。所以，他毫不客气地给大队书记们上“紧箍咒”：“作为公社党委书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得干。如果干错了，坐牢由我张世明去，与你们不相干。如果哪个不干，我们党委就拿哪个问责……”
县里知道后，马上责令张世明在与9月8日“联产承包”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但检讨之后，张世明仍然把大队书记留下来开小会。在小会上，张世明对在场的全公社大队书记们说：“我检讨归我检讨，‘联产承包’还要继续搞。‘联产承包’，都是为了老百姓好，我看错不了。不能因为怕检讨，就放弃我们的正确选择；不能因为怕丢乌纱帽，就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不能因为怕坐牢，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同志们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哪！”
张世明“大会检讨，小会还搞”的行为，引起了上级的不满。责令张世明在与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公开检讨。
第二次检讨会结束前，张世明依然要求：“请大队书记留下来，下午再开会。”
在当天下午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张世明拍着桌子说：“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上塘老百姓能有吃有穿有钱花吗？你们不用怕！是我要你们干的。干错了，要坐牢，我去。哪个不按照我要求干，我就撤你的职！不信，走着瞧！”
整个上塘公社20个大队哗啦啦一声动起来。大街小巷议论的是“联产承包”，各级干部连吃饭都在讲“联产承包”，广大社员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护“联产承包”，推动“联产承包”。周边很多人来到上塘“看热闹”“看门道”“看技巧”。整个泗洪被上塘“联产承包”影响着，激荡着。
回忆起那段时间，张世明说：“地委主要负责人和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三天两头派人到上塘，走大队、进小队、串农户、找‘把柄’。其中地委主要负责人多次亲临上塘公社，把搞不搞‘联产承包’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和‘坚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对上塘公社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我本人批评来指责去。他们一个劲儿都给我们上‘政治课’。白天上，晚上上，人人要上。今日上，明日上，天天都上。”
张世明被批评急了，“回应”说：“难道让老百姓穿裤露屁股、干活饿肚子、住房不遮风，那就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地农民用最朴实的方式，反抗纠偏工作组。他们走路遇到纠偏工作组成员，就像见到瘟神和仇人一样，远远地躲着走、绕道走。老农牵牛遇见工作队成员，借题发挥，狠狠地给牛一鞭子，然后指桑骂槐：“敢跟爷儿们对着干？”有人跪在高高的西南岗上，烧着麦草，祈求上苍：不要再闹啦，给我们留下一条活路吧！
大年三十来上塘的陌生人
农历197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国人民传统节日——春节的前一天下午，一名陌生人，悄悄来到上塘。
当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这名男子却饿着肚子，到处转悠，走东家，串西家。
开始的时候，被工作队、纠偏工作组折腾惯了的上塘人，以为工作队、纠偏工作组又来了。本来见到人就打“来吃”招呼的热情好客的上塘人，对这位男子不予理睬。后来，上塘人突然警觉起来：这人是不是准备过年也让我们不安？会不会又是来捣乱的？人们开始议论，以至于这天晚上，这名男子到处碰壁，别说吃饭，就连一口水，上塘人都没有给他喝。
当时市场没有放开，上塘仅有的一家饭店已经放年假，供销社也关门过年。在上塘，花钱买不到吃的。
大年三十的晚上，这个陌生人挨了饿。
后来人们才晓得，这位客人，正是《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刘峥。
刘峥之所以选择过年的时候采访上塘，是因为他之前向上报过上塘“改革”的几个选题，都被枪毙了。上塘“联产承包”惊天动地的事实，又驱使刘峥不得不到上塘采访。而当时驻站记者到哪里采访必须向上级报告。刘峥到上塘采访的几次请求，都没有获得上级许可。刘峥认为，作为党报驻站记者，如果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新闻麻木不仁，就是对人民冷漠。因此，他选择年假的机会，采访上塘。
这一晚，刘峥和上塘供销社门卫进行了几乎彻夜无眠的“灯下夜话”，正是这次“灯下夜话”，让刘峥下定在上塘“挖出金子”的决心。第二天正月初一，第三天正月初二……新正月，大年初几，刘峥不回去和家人团聚，却一个人主动滞留他乡，饥一顿，饱一顿，深入采访。好在听说是记者要宣传上塘改革，上塘老百姓给予刘峥热情支持和配合。
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刘峥写了几篇报道，但都没能发表。刘峥想出了“曲线报道”办法。不提“包产到户”，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
1980年2月10日，他报道上塘“包产到户”效果的《九个新郎话新春》，在《新华日报》发表；1980年5月1日，他报道上塘“包产到户”效果的《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在《新华日报》发表；1980年10月15日，他报道上塘“包产到户”效果的《“摇钱树”与“聚宝盆”》，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整整28年后，在2008年春天接受我采访时，刘峥先生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总算在遭到压制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了上塘人民一点支持，心里感到欣慰。
日前，我专访了当年在新华社江苏分社工作的周昭先先生。对上塘“联产承包”，周昭先和他的同事王孔诚早已关注。
他们1980年就到上塘做过秘密采访，并饱含深情地完成了近7000字长篇报道，揭示上塘改革的情况。稿件发到北京后，时任新华社的社长，眼睛一亮，拍案定夺：发《内参》！题目就定为《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发中共中央、国务院，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各地县团级以上所有领导干部中传阅。《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用了这样五个小标题：
——《两年前他们还在赤贫中》。记者在本段倒数第二节这样叙述：“一九七六年他调来这个公社时，天寒地冻，百分之五十的农民没有棉被，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农民有棉衣而没有棉裤；到了夏天，蚊子成群，全社群众没有一顶蚊帐。群众经常‘卖粮买粮’，卖出细粮，买回粗粮，一斤麦子换三斤山芋干；但即使这样，许多群众仍难以度日，外出讨饭。”
记者在本段倒数第一节这样叙述：“对于这样的穷社穷队，国家在财政上曾连年给予支持。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国家给上塘公社的财政支持款，包括农田水利经费、抗旱经费、支贫款、救济款在内，共达一百三十八万多元，都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穷困面貌。一九五四年，这个公社粮食平均亩产一百七十六斤，一九七八年却下降到一百三十七斤。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公社共吃国家供应粮二千零五十万斤。”
——《最好的年景》。记者生动描述中有这样一段：“十一月上旬，秋收秋种时节，记者来到这个公社，访问了一些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队，包括最穷的队、最穷的户……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令人鼓舞，到处是粮食和花生，一囤囤、一袋袋、一缸缸的麦子、稻子、玉米、大豆和花生，堆放在堂屋或睡房，多的甚至占了屋子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面积，有时我们不得不坐在或背靠在粮食堆上谈话。屋前屋后更是挖满了储藏鲜山芋的地窖。一个地窖，多则储藏千把斤，少则五六百斤。连最穷的社员也有这样的地窖。”
——《农民在“阳奉阴违”中前进》。记者痛心疾首地说：“上塘公社的农民，按照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正在以自己的实践去纠正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使生产关系适应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各级领导部门理应走到群众前面，领导他们，支持他们。但是，这里发生的情况却刚好相反……上塘的干部群不得不在阳奉阴违中前进。”
——《没完没了的调查和农民的反抗》。记者这样叙述：“在江苏，泗洪是联产责任制到组到户搞得较早的县份；在泗洪，上塘又是搞得较早的公社。上塘的做法在省、地、县都引起了反响。”“但是，群众已经找到了摆脱贫困的路以后，领导上强扭显然是困难的。上塘农民所以要联产到户，只是要求能吃饱穿暖。历史的教训对他们是太深刻了。三年困难时期，全社饿死两千多人……数十年过去了，还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他们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反抗’。”
——《县委犹豫群众盼望》。记者说：“现在，有的群众问干部包产到户到底犯不犯罪？如果不犯罪，为什么不让我们搞？”
上塘的“联产承包”，由“包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再由“包产到户”发展到“包干到户”所带来的新气象，深深地感染着新华社的记者。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少有的通栏标题形式，发表了由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这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正面报道中国农村“大包干”的长篇通讯。
上塘人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顽强地推行“联产承包”制改革，给上塘3.6万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在1978年秋天开始的“联产承包”促动下，上塘公社原先101905亩耕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原先几十年无人耕种的拋荒地也被农民开垦过来并种上了庄稼。就连过去废弃的盐碱荒地，经过农民开垦调理，长出的庄稼都比过去生产队大集体耕种时最好的粮田里长出的庄稼收成好。
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扩大到119045亩，实际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800万公斤增长50%，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全县平均水平，实实在在地成为全县第一。
我当时曾独自率领60位农民组成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1978年以前在第六生产队大集体时，年人均分配口粮最多也没超过45公斤，1979年在“联产承包”到组的促进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收成“放卫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社员年人均分配口粮，飞跃到210公斤，是1978年的5倍还多。
“联产承包”后的第一年，就收了这么多粮食，这里的农民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再要国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衣、救济煤、救济款了。在周边地区农民心目中，上塘公社一下子冒出“种粮万元大户”，比听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还要高兴。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春到上塘》，对上塘“联产承包”后出现的新气象，做了精彩的描述。其中一段这样说：“我们来到上塘镇，街面上熙熙攘攘，街市贸易非常活跃，出售的农副品品种繁多。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之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在商店里，我们看到社员们在拥挤着购买各种东西……51岁的李家聪说：‘现时，党的政策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本事！水不怕小，就怕没有源头。只要社员吃饱穿暖，有了劲头，以后还愁建不成社会主义吗！’”
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全公社花生种植面积扩大到7726亩，实收花生果135万公斤，实际产量是上级下达计划任务数的8倍！
丰收喜人，丰收也“恼人”
1978年前的上塘人为买不到粮食、买不起粮食发愁。“联产承包”后的上塘人，倒过来了，为吃不完粮食、卖不出粮食发愁。
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李世林家包下28亩耕地，1980年打下的粮食，除上交集体、出售给国家外，还余下5000多公斤。这么多粮食没地方卖，也没地方摆，把李家人愁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那时候，粮油市场还没放开。农民收下的粮食，都得卖到公社粮管所。而卖粮也是有指标的。指标完成了，也就卖不出去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前，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完成不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远远不够用。
1981年11月1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记者刘峥、王柏森采写的长篇新闻特写《喜人的烦恼——花生丰收时节访上塘》。
特写描述道：“我们到来的时候，正是花生收购的高潮。只见清晨薄雾之中，装满花生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宛如一道欢跳的激流向上塘粮管所汇去。随着这车流人流，我们分享着上塘人民由丰收带来的喜悦和烦恼……好不容易挤进粮管所大门，扑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小山般的露天囤子，一数有三十六七个，全是装的花生。囤子间的空地上，分散着设了六个收购点，每个点一杆磅秤，负责收购一个大队的花生。八点多钟辰光，六杆磅秤都已被大车围住，少的也有百十辆，大门外面还在不断往里涌，整个粮管所顿时显得拥挤不堪了……”
公社副书记老胡和粮管所的夏德兴告诉我们：“上塘粮库是1977年建造的。当时很多人都嫌太大了……确实，按当时水平，把全公社的粮食都收上来一两也不吃，也不够仓库存的。可是今年，就是一两粮食不收，全部用来装花生也不够装的……”
新华社等传媒记者，就上塘农民普遍为卖花生难、卖粮难发愁写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亲自作了重要批示。见到胡耀邦批示后，县里把这事当作特事办，决定给上塘农民增加粮食和花生出售指标。
1981年，我成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上塘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这年秋天到几百里外的学校报到，当出示来自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的户口证明时，我被老师问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塘的花生很漂亮，是吧？”
一种自豪的荣誉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作者曾任江苏省泗洪县政协副主席）
于根生 私营经济开发区，陈云的老家还敢这么做？
上海富民私营经济开发区成立至今20多年了。20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海富民私营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成了华东首家私营经济开发区。截至2011年底，吸纳8000多家私营企业，创造工业产值900多亿元，上缴税收93亿元。
我不想混日子
我是1991年8月担任青浦县县委书记的。我上任时上海郊区10个县基本的经济实力排序为：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松江县、金山县、青浦县，最后是崇明县。
青浦县当时情况比较艰苦，全县的全口径财政还不到2亿元，所谓全口径就是上缴中央的，上缴市财政的，还有留给自己的。这么大的一个县，就这么一点钱，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我当时就想这地方这么穷怎么办呢？
我们青浦县当时有45万人口，45万人跟在你后面，你总该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吧。我们开始发展没有钱，这个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初期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当时没有资本。不像后来有土地可以批租了，资源性的东西可以开发了，当时什么也没有。
如果再没有人来投资的话，那财政的钱从哪里来呢？我当时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外国人可以来投资，而且外国人来投资的大多数是资本家，我们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投资建设自己的国家呢？
1992年，我召开了一个全县的大会，要求各个乡镇在经济建设上加快步伐。提出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标准来考核干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是中心。如果一个干部觉悟很高，什么都很好，但完不成经济发展任务的，也应该是不合格的。
当时我在我们县设立了三个奖项：一个叫“发展奖”，就是经济每年要有发展；一个叫“前进奖”，人家也叫“排位奖”，这个奖励激励的面也大，每个乡镇都可能得到奖励；第三个叫“奋斗奖”，意思就是我给你的经济发展任务完成以后，超指标完成了就得这个奖。
现在看不算什么，但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我是在大会上宣布的：青浦如果三年不改变面貌，我辞职，我不要市委安排工作。这些乡镇里边，这三个奖里一个都拿不到的，你们也立即辞职。干工作就得有这种狠心，我不想混日子。
当时，我们县的蒸淀乡比较偏远，和浙江交界，离上海市区最远。他们实在想不出招儿，他们的党委书记、镇长就想发展私营经济，他们跑到我的办公室，就问我能不能干这事情。
我说为什么不能呢。虽然那个时候搞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风险，但我向他们表了态：第一，我支持你们；第二，有什么风险由我来承担；第三，我把名称改一下，加上“富民”两个字，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富民。
这个事情我没有召开常委会讨论，因为拿到常委会上讨论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会砸掉的。我直接就让他们干了，也可以说我当时违背了组织原则，但像安徽凤阳那时候的经济发展也是违背国家政策的，也是冒风险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有突破性的举措，要取得大多数人支持的话比较难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
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小平同志说的一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总得有人突破，有人冒尖。这个事情就这么出来了。
马克思说社会的文明程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不上去，别的问题就很难说。当然也不是说，经济发展上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以前就不一样，市场经济发展了，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每一段有每一段的工作重点，不可能齐头并进的。由来就是这么个由来。
蒸淀的老百姓收入确实提高很快
我们这个政策一出去，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一年时间就成立了几千家。当时县税务局长老高找我，说以前我们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企业一共2000多家，但是一下子就有将近5000个注册的，忙不过来。
民营企业要求纳税的老排队，纳不上税，很着急。
我觉得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要公正地评判这种所有制的经济。事实上，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民营经济事实上违反法律的比例也不是最高的。大部分人当时的心态是我纳税了，心里比较坦然。
我就让税务局长老高帮我想想办法，他们回去商量了一下，就把所有的税种合并到一起，按照营业额来纳税。按照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对我们青浦县纳税的总体水平作为依据来计算民营经济纳税的比例，两者基本上持平，没有相差。
当初第一个点在蒸淀搞，其他乡镇也要搞，我没有同意，我是把蒸淀作为一个试点的，先看看它对我们社会和国家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蒸淀的老百姓收入确实提高很快。
1993年，上海市召开上海郊区的经济工作会议，宋超就鼓动我把这个事情说说，他说康平路都支持了你怎么不说？
我说我没有必要说这个事情，第一，这个毕竟是我们的一种尝试；第二，我不想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经济情报，何况这个事情面上并不是很明确的。
这次会议期间，市委的有关领导、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支持这件事情。吴邦国同志在1993年的时候就视察了蒸淀的民营经济开发区。当时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我们的银行不应该歧视民营经济，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应该和国有经济企业一视同仁。邦国同志1993年就提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是站得很高，看得很远。第二他讲人家赚钱了，你要让人家有安全感。第三他说，我们这是政府搭台，老百姓唱戏，我们要做好服务，让老百姓把这台戏唱好。
当时市委书记孟建柱对我说：“老于啊，你多做少说。”像孟建柱这样的领导，非常具有远略。
富民经济开发区这个事情香港报纸登过，说陈云的老家还敢这样做。但是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邦国同志是公开支持的，来视察看了后就表示支持，很多领导都是背地里支持的，因为当时的大气候就是那样的。
当时还有段风波，有一段时间好像在算经济成分，因为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了。我就给他们算，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不行了，外国人来投资一美元，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在下降。
后来中央对经济比重的说法，口径有点变化了，就是说国有经济是一种领导力量、主体力量，说得很科学。我们地方是一样的，比如我们领导是几个人，可能会领导几万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还是人民群众，但是领导的力量也很重要。
有一阵子算这个账算得很厉害。我们集体开会协商，如果其他地方有意见的话，我就提出问题：那国家的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了，吸引外资还要不要搞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算经济数量。这没有什么奥秘的，是明摆着的。
经济发展是靠三驾马车，实际上就是两驾，投资和市场，如果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分成两块就是三驾。国家没钱投资，老百姓又不让投资，全是外资进来的话，我觉得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是有阻碍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民族经济发展起来的话，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有作用的。我从来都不认为民营经济和资本主义搭什么界，如果我们8亿农民赚钱就是想一个事情，我要盖个房子，我要让儿子娶媳妇，都不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或者有一点去存到银行里面，那也是间接地去做一种投资。禁止这个无论如何从经济发展上是说不通的。
当时民营企业做各个行业的都有，像蒸淀起步的时候主要是羊毛衫，那个时候有一阵子人们买羊毛衫都到那里去。农民，特别是妇女买一个织机就开厂，就像是家庭手工作坊。当时的规模都很小，老百姓刚好能负担得起。
以前青浦的公有经济，基本上挣钱的不多，集中在比较落后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水平比较低。我们没有给私有经济什么政策倾斜，民营经济梦寐以求的就是国民待遇，只要允许他们做，就能发展起来。
当时我只是在纳税方面给他们提供优惠，让他们都能够纳税。我们的税务局长老高是上海郊区税务系统的排头兵，一直做到63岁才让他退休，是个很好的老同志。我当年就对他说，让他一直做着，我什么时候离开青浦，他再什么时候退休。
我1997年离开青浦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宝山，财政收入已经超过松江1亿元，财政增长了60%。
（作者时任上海市青浦县委书记）
张九先 举世瞩目的“北海热”
回忆北海开放开发初期围绕“市场”这个认识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深深感到唯有改革才是推动北海开放开发的强大动力，改革是北海今天以至未来不断发展的强大引擎。
问题倒逼改革：又不松绑又不放权的“四问”阻碍了由市场配置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这个论断充分表明了党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鲜明立场。
当年北海开放开发就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攻坚克难的经历：
1992年，乘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北海踏上了改革开放快车道，由过去一个默默无闻的海边小城变成了世人瞩目的投资热土。那期间，我先后任中共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在工作分工中，分管建委、农委等18个政府直属部门。当时的形势是北海进入到了开放开发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刻。回顾过去，北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历史上曾一度辉煌。
然而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数次错失机遇，有没能跟上发展节拍的教训；环顾现在，可以说成绩很大但困难不小，虽构建起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框架，但和其他13个沿海开放城市相比，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社会发展都较为落后；前瞻未来，机遇仍存但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力度不大，观念的滞后影响用足用好政策。
当时存在一种现象，市委、市政府已讨论批准了投资者开发北海、建设北海的项目，但却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落实；或制定通过的发展规划，往往不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
在调研中发现了问题的根子，有些部门受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政策条文束缚，对外引内联工作制定了个“四问”的规定。
这“四问”是：问项目是否可行，问资金来源是否可靠，问有无上级主管批文，问有无年度计划。这些增加了办事难度，致使很多改革措施出台即遭“梗阻”，好好的事办不成，反倒把投资者吓跑了不少。
1992年初，哈尔滨一家企业来北海投资，有关部门调查他们的资金来源，该企业因不愿说就无法领到执照；湖南一家私营企业到北海投资，竟因无上级批文就被拒之门外……如此这般的做法令投资者对北海望而却步。
“四问”不顾市场规律，背离时势发展趋势，到了阻碍北海开放开发的地步。能不能冲破这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敢不敢挣脱观念和体制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摸石头”“越雷区”敢闯敢试敢冒地促进北海开放开发，关系到北海进一步开放开发的全局，决定着北海开放开发的成败。
我作为市委领导集体的一员，感到对这一些“问”，必须“破题”，突围。现实“逼”我们要用一种改革精神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些问题。
我多次在会上陈述“四问”对北海整个改革开放开发大局的阻碍，提出自己摒除“四问”之害的依据和想法：
第一是“问项目是否可行”。按客观规律，这要看项目能否为企业带来效益，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的都在可行之列。按改革的思维，凡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挥得好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能明显提高的项目都是可行的。
政府作为资金引进者，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和提供信息，帮助其选择较好的项目，但不应代替企业评估“可行不可行”，更不能利用权力强制企业只能上这个项目而不能上那个项目。政府有执行产业政策的责任，但是政府的主观愿望都要受市场制约，政府要主导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通过“让市场说话”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第二是“有无年度计划”。计划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的，其意义在于使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其中“秩序”的落脚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比原来计划快了，引进资金、项目比预计的多了，计划就要随之改变，否则便影响发展。
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非公有制企业的创业、创新。宁愿死盯“计划”，不惜牺牲投资项目。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也造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的“挤出”效应。按经济规律，计划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而改变。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业出局，要通过市场竞争作出选择，而不能让计划框死。
第三、第四是“问资金来源是否可靠”“问有无上级批文”。按市场决定机制的思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资金和项目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干预。
问投资者上述问题纯粹是“婆婆思维”作怪。我们需要的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审查和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来进行。你这一“问”，问不来市场活力和资金的涌入，结果只能是让投资者产生不信任感，最后撤资到其他地方。
一位投资者对我说：“我们拿钱到你们这儿搞建设，你们还要问资金从哪里来的、上级批准没有，我们心里不是滋味。”
听了这些话，我作为分管市领导，深感做成一件事之难。攻坚克难、改革是唯一的利器。
改革要在探索中推进：改“四问”为“四不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当年的同事们听了我的陈述，大多赞同和支持我的意见，肯定“四问”阻碍市场化进程，影响资金引进，是阻碍北海发展的绊脚石。在实践上，先行、先试，改“四问”为“四不问”，即：不问投资项目可行不可行，由企业自己论证（污染项目和违禁项目除外）；不问资金来源，只要能迅速到位；不问有无上级批文，只要有诚意来投资；不问有无计划，只要肯上项目。
“四不问”牵涉改革方方面面，在实行中我们全面考量，协调推进，先是把“四不问”作为“外引内联”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市“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大会上宣布，随后在计划、工商、规划、城建等部门组织实施。
这些改革措施施行后很快收到效果，“超常规发展北海、用改革精神促进开放开发”成为全市共识。在探索中推进改革的大胆构想，促使一系列创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提出“所有投资者都是北海主人”的口号，在简政放权上，赋予各开发区招商和社区管理职能，让他们在不违背城市总体规划前提下自我招商，自我开发；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技术水平、投资规模、项目选择、速度效益方面的竞争。
这些体现“打开大门，欢迎投资者”的改革措施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一时间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1992年当年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北海热”。这一年，外商投资项目246项，投资额8.6亿美元，国内各地到北海市兴办内联企业3785家，注册资金148.6亿元。
1993年，尽管遇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全市国民经济仍然保持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8.9%，乡镇企业总收入比增150%，农业总产值比增19.2%；全市审批“三资”项目545个，合同投资总额36.35亿美元，审批内联企业2606家，注册资金88.94亿元。两年多时间，北海引进内外资企业4500家，内联企业注册资金149亿元，外资企业合同资金额4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批人才百鸟投林般涌入北海，市区人口由1992年的20万人增长到1993年的49万人。
由于内外资及人口涌入，突破了北海原来的规划和布局。为了顺应时势，市委在1993年制定“一二三四”战略，即一个中心：市区；两翼：廉州和铁山港；三区：铁山港大工业区、涠洲岛综合开发试验区、南流江下游农业综合开发区；四带：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带、市区至廉州工业带、廉州至山口乡镇企业带、沿海滩涂养殖带。城市规划由市区一个点扩大到市区、廉州、铁山港三个点，规划面积由48平方公里扩大到300平方公里，并迅速筹办建立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中心商贸区、铁山港工业区、北海工业开发区及涠洲岛、星岛湖旅游度假区，北海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城市大发展，生活更美好，是北海人的期待。过去曾有多次机遇，都因没有抓住而错过，搭的是“末班车”；这次真正抢上了“头班车”，成为那一轮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沿海开放城市。
“四不问”有力推进北海城市开放开发的实践引起广泛注意，新华通讯社《经济参考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专稿赞“四问”改为“四不问”为“解放思想去框框”；《中国青年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文：“四问改为四不问，外引内联路上北海撵虎”；《广西日报》两次在头版介绍北海改“四问”为“四不问”的具体做法和收效。《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西南工商报》等很多有影响的报纸、杂志都辟出重要版面推介北海开放开发“四不问”经验。
1994年，市委把“四问”改为“四不问”作为全市改革的重要经验加以总结，并写进当年的市委工作报告。这些都为促进北海开放开发，提升城市知名度、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从“四问”到“四不问”，实现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从“四问”到“四不问”这一综合了观念、政策改变的“问”和“不问”施行并产生效果后，我自己做了总结，首先一条就是从“四问”到“四不问”，我们多做了什么没有？回答是：没有！
我们不仅没有多做一件事，恰恰是少办了四个手续，“少办事”而又实现“多干成事”，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我后来写了一本名为《逐潮集》的书，在书中“改革是开放的先导力量”一节中谈到根由：第一，政府不能管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政府对企业干预越少，企业越是由市场引导就越有生命力。第二，按照计划经济制定的许多规定是市场经济的桎梏。减少政府干预过多和服务不到位问题，解放了市场，打破了桎梏，这才能使有“优越区位”价值的北海产生巨大吸引力。第三，“四不问”解决了体制机制中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积极性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实行“四不问”，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了良好环境，这种改变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回归和尊重。“四问”改为“四不问”的整个探索实践过程再一次证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多么适时和正确！
改革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我们务必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过程中探索新路，拓展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我钦羡现在的人们有了这么好的投资环境，有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好的《决定》，还有了全面深化改革这么好的措施，这些都必将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也必将为北海经济和社会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作者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