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魅“另类”史学
在近年来的历史阅读中，一批“另类”历史读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青睐和追捧。这类史学作品以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代表，包括同为海外史学家的唐德刚、史景迁等的系列作品，以及国内作者撰写的《帝国政界往事》（李亚平）、《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赵柏田）、《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茅海建）等。
和以往一些叫好不叫座的史学作品相比，这些“另类”史学作品刷新了这一出版现象，不仅叫好而且叫座，可谓名利双收。它们中的很多长期盘踞在畅销榜前列，大有成为常销书的势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更是被《新周刊》和《书城》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最近中华书局还为该书出版了增订纪念版，而三联书店出版的该书，版权页上的注明已是第22次印刷，总印数已经达到了29万册，对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来说，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正是这些另类史书，第一次将历史著作带进了畅销书的行列，这是“亘古未有之事”。
那么，这些史学著作“另类”在何处？它们凭什么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其内在魅力何在？这正是本文所要试着解读的悬疑。
一、历史的文学化演绎
“春季时分，邻近白雁处，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及其大如拳的小鹤，各有所宠。麋鹿、麂驯卧山坡，若以竹篙击之，麋鹿、麂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园内所种玉兰、腊梅岁岁盛开，牡丹国色天香，绛桃、白丁香一望参差，黄刺梅娇艳欲滴。兰菊架连绵数亩，有黑、白、紫、绿诸种，皆自哈密进贡。”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打湿了。在余姚县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气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在船舷上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
阅读这两段文字，你一定会以为摘自两篇散文，事实上不是，第一段摘自史景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第二段摘自赵柏田《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这是“另类”史学作品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史学的文学化表达。
翻阅这些风格各异的另类史学作品，读者都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好看。细致入微、惟妙惟肖的场景描写，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层层推进、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悬念迭起、设置精巧的文章结构，这些文学意味极强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如同在阅读一部精彩的历史小说。
好看，也就是可读性强。在我们的印象里，传统的历史作品与“可读性”似乎一直无缘，在那些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传统历史似乎只是一门纯资料性和知识性的学问，不需要用“好看”不好看的标准来衡量。另类史学颠覆了这一陈旧的表达传统，它们对历史进行文学化的演绎，为史学叙述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同时为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文史不分家，这是中国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创立的历史叙述传统，但承接这一传统并能加以传扬的后继者寥若晨星。将文学与史学恰到好处地糅合到一起，用文学的表现手法赋予历史以肌理和血肉，以史学的研究观念和方式，保证历史的准确与可信，既不偏离历史事实和常识，又能通过文字演绎其精彩和华丽。当然这需要史家既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又有出色的文字驾驭和表现能力，这也正是另类史学的好看和精彩之处。
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他的《康熙》一书中，有这样的场景描写：“在春季，一群顶上有毛的白鸭嬉戏水上，在它们附近的另一边则是孔雀、雉、鹌鹑、鹦鹉和没有拳头大小的幼鹤。鹿躺在斜坡上——淡黄白斑的小鹿和雄鹿——如果你拾起一根小枝条去刺它们，它们会站起来并瞪着你。花园里盛开着牡丹、紫丁香、野梅，盛开的桃花和木兰花，以及几亩地的哈密葡萄”。如此清新自然、宛若天成的笔墨趣味和表达技巧，很难让人想象是出自一位历史学家之手。也正是因为这种杰出的才能，史景迁曾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一笔奖金，基金会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而史景迁之所以取这个汉语名字，就是取“景仰司马迁”之意，而其学术研究也正如其名，采撷《史记》中文学性的史学叙事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来撰述作品，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还原，有人、有事，有情有景，其本身是生动和丰富的。只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很多真相和细节已经湮没在烟云深处，如何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原貌和神采，勾画其走向和流程，使历史“活”起来，“另类”史学著作借助文学找到了一条捷径，凭借文学的想象力，在不偏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还原历史，演绎历史，如同中国画的传统工笔技法，精雕细琢，展现历史的精彩和蕴含的趣味。
二、微观视角与人文关怀
微观视角有两层含义，一是开阔的写作视野。另类史学作品中，关注的不再仅仅是皇帝、大臣这些处于权力巅峰的大人物，而是将关注的视野拓展开来，弥散到整个社会层面，既有帝王将相的身影出没，也有贩夫走卒、民女村夫、差役奴仆等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从小人物、小事件来观照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思考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是黄仁宇所一贯秉持的“大历史”观。他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只是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情，但写作的触角却延伸至整个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融入“大历史”的范畴。这种写法不斤斤计较于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以此为由头生发开来，勾画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
这种历史写作观念和技法，脱胎于“微观史学”，向上可追溯到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提倡把历史研究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等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上。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将历史分成三个层次，由深到浅，由远及近，逐渐探入到历史内部，从一粒粒微小的“尘埃”出发，将20世纪中期以来备受关注的政治大事件逐一呈现。
这种史观也是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拨，传统史学往往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巨人等社会精英人物，梁启超在批判传统的史学时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另类史学的史观则不同，他们研究的历史人物范围非常广泛，选择某个历史人物，并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作品的主角。比如在史景迁的作品中，既有雄才伟略的封建帝王康熙、雍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和封建君主忠实的大臣曹寅，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山东村妇王氏等等。
这种史观和写作技法，从细致处着眼，连通的却是宏大的历史背景，在“小历史”中预约“大历史”，“宏大叙事”与“草根”人物和事件交相辉映，赋予了作品以独特的魅力。能在“历史”里读到草根阶层的生活场景和对历史的现实参与，这无疑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作品中此类人物和事情与自身生存处境的天然贴近和亲切感无疑会令读者收获另一重阅读愉悦。
微观视角的另一层含义，是站在平民的视角观察历史、揣摩历史和理解历史。《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将传统观念附着在帝王将相身上的神秘和威严全部剥离，将其“祛魅”成一个普通的“人”来进行关照，设身处地地体谅其现实处境和不同心境，或同情、或感慨，或叹惋，或欣悦。采用这样的叙事手法，作者就是带着读者一起对身处权力高端的王者一起亲历历史，完成一次历史游历和探险。这样的写作思路和技法，使人有很强的历史“在场感”，既满足了读者的“窥奇”“窥私”的心理亲历的期待，同时又因其字里行间隐含的人文关怀情结，而显得亲切平和，“界面”友好，不至让人觉得突兀和隔阂，让读者倍感亲切和有吸引力。在这两个阅读引擎的驱动下，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如同赶赴一场胜景纷纭的游历，精彩之余又令人回味无穷。这是此类史学作品畅销的另一个密匙所在。
三、祛魅历史，返魅“悦”读
在这些史学著作前冠以“另类”，是与传统的史学著作相比而言。传统往往代表着正统，过去的史学作品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写作伦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写作方法到史料运用、观点采信等都已有一套现成的讲究。而这些著作颠覆了传统史学的写作伦理，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他们撞碎了传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写作视角和表达手法。另类史学著作对历史进行了成功的“祛魅”，却“返魅”于阅读，给读者带来了惊喜。
文学是“人学”，历史学更是“人学”。另类史学秉持了“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生存处境的传神描摹，对历史人物命运沉浮的深切关照，以及对历史进程的演进和流变的深入思考，都使得另类史学作品更加富有人性化和亲和度。而文学表现手法的传神运用，更为作品增添了文采，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阅读的吸引力。
另类历史读物为历史的大众化阅读踏勘了一条成功之路。它们使历史走出了“小众”和“学术”的圈子，呼应现代人对历史阅读的需求，对深奥古板的历史作了通俗化的处理。历史通俗化并不是新鲜事，以往也有很多人做过，但其大多是对粗线条的历史做的简化，有点类似于为中学生撰写的历史普及读物，而且写作者时刻不忘把自己置于“专家”的位置，从高处发话，充满说教味道，使得原本生动有趣的历史变得趣味索然，像风干牛肉一样干硬无味。在这个阅读越来越民主化和自主化的时代，这些读物的历史命运自然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另类”历史书们则赋予历史以丰满的血肉和艳丽的姿色。不像以往的史学作品，只提供骨架，追求史料的准确性，不在意“味道”，让人觉得很生硬和无趣，这样的著作阅读口感自然就索然无味了。
对传统史学著述而言，这些另类史学会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还是一个无情的“掘墓人”？虽然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我们还是交给历史去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