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改组前夕，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仅有400余人的中共，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各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国共合作之初，中共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忌而有所自我约束，但在1924年5月以后，中共渐取积极发展路线，迅速展示自己在组织方面的明显优势。

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

孙中山自称：“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登报开除。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高下之分。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份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份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

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一些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晚阅C. 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邵在日记中明显流露出对共产党的羡慕和对国民党的失望。

“包办”

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融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400多人的小党被分散吸纳到一个号称20万党员的大党中，很可能被湮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

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呈逆转之势。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 “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虽有浮夸的成分，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经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加强了。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陈独秀1926年11月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共产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 M. T.（引注：即中国国民党）就是李守常（引注：即李大钊）”。另据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 P.（引注：即中国共产党）”。“还有许多负民校（引注：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其“包办”情形可见一斑。

其时，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人均感叹：“K. M. T．不行了，革命还是C. P. ”; “K. M. T．没有力量，还是C. P．力量大”。同样的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党报传媒上流露出来。如1926年12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翌年1月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 ‘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有些别有用意的人们，听到这种呼声，实有意似无意的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有了总章，并且有了由区分部上至中央党部的系统组织了，怎说没有严密的组织’。诚然，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更有的愤激地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的也配不上。”

两种反应

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国民党内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西山会议派主张“分共”，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 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

当然，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亦与后者的有意吸纳有关。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发展持比较谨慎态度，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罪名”之一即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 Y．和C. 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 P．的很少很少，比较C. 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 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言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 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青年团。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了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总数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 Y．的预备学校，C. Y．是C. 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党员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1925年以后，中共党员已很少加入国民党。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党团

中共内部，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中共并没有提交。蒋介石感叹：“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中共党员身份的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深感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回敬”中共。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也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但国民党的“党团”无法对付中共。

反客为主

国民党很快发现，它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但其组织内聚力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国民党左派甘乃光声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将“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关系开始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 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 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回想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不愿与“毫无所借”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对此非常自信。然而，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的严密政党，另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分子，这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终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容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容共”政策。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万不得已不敢贸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丧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可见蒋虽早有“分共” “反共”之心，只因不敢冒“违教”之险，不得不勉强维持“合作”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后，无疑坚定了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了。

北伐时期，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

但中共在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