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孝子报恩的原因
一些史料证明，流传近千载的《二十四孝》是元代学者郭居敬所撰辑，
主要节选了上古至宋代流传的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这是对孝子孝行的大检阅（见表1）。
表1 二十四孝
注： [1] 主要记录了舜“以孝”闻名，其孝感动天地的故事。
[2] 记录母子心相连，母痛子知的故事。
[3] 记述闵损孝敬继母的故事。
[4] 讲述郯子“顺承亲意，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中，取鹿乳以供亲”的故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5] 记录仲由“为 （父母）亲负米百里之外”的故事。
[6] 讲述老莱子嬉戏以逗亲欢喜的故事。“戏彩娱亲”的故事可见于《初学记·孝子传》《艺文类聚·列女传》。
[7] 记录了文帝母“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的故事。
[8] 记录郭巨“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乃去子”的故事。
[9] 讲述董永卖身葬父遇贤妻的故事。
[10] 记录姜诗“舍侧甘泉出，日跃双鲤，诗取以供母”的故事。
[11] 讲述丁兰“幼丧母，刻木为像，事之如生”的故事。关于此故事有两种说法：（1）丁兰“幼丧母，刻木为像，事之如生”，据说有邻人张叔，醉骂木像，以杖击其首，兰还，奋击张叔。吏捕兰，兰辞木像，像为流泪。（2）丁兰妻以针刺其指，木像见兰垂泪。可见都是传说故事。
[12] “振”通“葚”。讲述蔡顺“黑葚奉母，赤者自食”的故事。
[13] 讲述江革“贫穷裸跣，行佣以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毕给”的故事。
[14] 讲述了陆绩母性之爱橘，于是绩从袁术那拿橘给母吃的故事。
[15] 记录了黄香“躬执勤苦，事父尽孝。夏天暑热，扇凉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温其被席”的故事。
[16] 讲述了王裒母，存日，性畏雷，死后，每遇风雨闻雷，王裒即奔墓所，拜泣告曰：“裒在此，母勿惧”的故事。
[17] 讲述孟宗“母老疾笃，冬月思笋煮羹食。宗无计可得，乃往竹林，抱竹而哭，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持归作羹奉母，食毕疾愈”的故事。
[18] 记录吴猛“虽多蚊不驱，恐去己而噬亲”的故事。
[19] 讲述王祥继母不慈，但祥至孝。“母欲食生鱼，时值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裂，双鲤跃出，持归供母”的故事。
[20] 讲述十四岁的杨香，不畏惧虎，救父于难故事。
[21] 记录庾黔娄尝粪辨父病轻重的故事。
[22] 讲述崔山南照顾曾祖母长孙夫人，至亲致敬，不敢怠慢的故事。
[23] 讲述朱寿昌弃官回家照顾母亲的故事。
[24] 讲述了黄庭坚“身虽显贵，奉母尽诚。每夕为亲涤溺器，无一刻不供子职”的故事。
从这二十四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统计：（1）二十四孝中，汉代的例子占9例，占据了1/3强；（2）从舜至黄庭坚24例中，有帝王、官宦、平民三个阶层的划分，说明孝通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3）在平民出身的18人中因孝道而做官的共有9人：舜本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因孝行感动天地等原因，后来被选为尧的继承人；仲由后为蒲邑大夫；姜诗后为汇阳令，卒于任上；陆绩后为太守；江革累官至谏议大夫；黄香官至尚书令；王祥，于司马炎称帝后拜为太保；孟宗，后为吴令，官至司空；庚黔娄后任蜀郡太守，为官清廉……也就是有一半的人入仕做官，似乎这也与其孝行有很大关系。（4）在侍奉双亲的故事中，孝子单报父恩的占据了4例，单报母恩的占据15例，而孝子侍奉双亲的例子有5例。由此看来孝子报母恩和父恩的比例大致是4∶1。
下面我们就从以上四点，作一分析：从前三点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不管是皇室家族还是平民百姓，大都注重力行，从而造成了孝道观念由家庭伦理放大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且汉代一朝还存在以孝入仕的选官制度，所谓“举孝廉”，更使孝道观念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汉代社会公开倡导全国以“孝道”为基，使原本只在宗法伦理范围内的孝道思想走入了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德国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提出：“中国纯粹建筑在（孝道）这一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这些学者都认识到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
关于“孝”思想的研究，学术界有大量的讨论，像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孝道精华》《中国孝文化漫谈》《中国孝道文化》等都是其代表。论文方面的力作有《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汉代“孝”的观念变化》10《论汉初的“孝治”》1；另外，郑阿平的《汉代“孝”观念的传播及其意义》、李珉的《汉朝“以孝治天下”管见》、徐玲的《汉代孝治文化研究》等也从不同程度论述了汉代孝文化。
鉴于以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汉代孝文化产生的原因或许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汉代以孝治国重要的意识形态保障；先秦时期孝文化思想的铺垫作用是汉代孝文化成形的重要原因；孝治天下适合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等。汉代孝文化产生的原因并非笔者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看孝文化对后代子女产生的影响如何？
（一）诗书教育使孝道观念深入“童心”
汉代，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和读书两方面。汉代儿童识字教材有秦代丞相李斯编著的《弟子职》《仓颉篇》，赵高编著的《爰历篇》，以及汉代史游的《急救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等，这些都是汉代相当有影响的字书。特别是《急就篇》，是自汉至唐的主要识字教材，内容涉及日常生活、自然和社会人事等各方面的应用字，以七言为主，间有三言、四言句，全文押韵，按词类性质组成句子，并非字的机械组合，而且能尽量减少重复字的出现，因此十分适合幼童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它介绍了许多蕴含孝道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如“诸物尽讫五官出，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当时流行的蒙学著作《弟子职》里面也有关于“孝道”的记录，诸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中国古代儿童诵读的教材主要是学习《孝经》和《论语》。儿童接受教育的入门课程就是《孝经》，从帝王之家至平民百姓，都无例外。其中《孝经》中涉及大量关于孝内容和具体行为的记载。如关于孝的含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而把孝当做道德教育和教化百姓的根本；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孝的具体行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王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家庭教育在封建道德教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统治者的“孝治”思想。再看《论语》中关于“孝”的介绍：如《论语·学而》言：“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为政》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孔子认为孝不仅要赡养父母，还要尊敬父母；如果不尊敬父母，那与养犬马无异！
综上这些都使汉代儿童染上了孝的思想。当然，汉代儿童自幼接受经学教育的事例也很多。如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范升“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童子逢盛碑》赞曰：“至于垂髫，智惠聪哲。过庭受戒，退诵《诗》、《礼》。心开意申，闻一知十。”
这里重点说明的是：汉代规定，唯有学习《论语》《孝经》后，才能入仕，而汉代几位皇帝也明文规定学习《孝经》：
西汉时，自文帝开始置《孝经》博士。
昭帝始元五年，诏令举贤良文学，治《孝经》。
宣帝地节三年，立《孝经》为小学课本。
平帝元始五年，征召天下，为请授《孝经》等诸经者供给轺传车辆，遗送京师。
自惠帝以后，皇帝的谥号中都加一个“孝”字。
东汉光武帝下令宫廷卫士必须学习《孝经》。
明帝要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章句。
汉代就这样利用其教育系统，使孝道观念深入落实到每个童心之中，继而汉代的儿童在幼年时期就深深的受到孝道思想的影响，孝观念在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二）尊赐、褒赏制度使得人人争做孝子榜样
汉代为使人人能“孝悌”，采取了尊赐、褒赏制度，这是汉代实行孝治最常用的措施之一。
首先，孝悌者免除他们的徭役。孝者免除赋税是惠帝时创制的，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免除孝者一户的徭赋。至武帝元朔元年仍见“复孝敬”的诏令：“故旅耆老，复孝敬。”这对当时贫穷的小农户来讲可谓大照顾了。
其次，对孝子贤孙实行赏赐制度。汉代统治者重视对孝子的赏赐，如文帝十二年赏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文帝临死前还颁布了诏令“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到了西汉盛期，对这种赐帛奖赏更为重视，如武帝元狩元年、元帝初元元年以及五年都有赐孝悌者布帛的举动。而西汉诸帝中又以宣帝奖励孝悌者最为突出，元康元年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四年再次“加赐。”此外，个别地方也对孝子进行加赐，多不胜举。
最后，大力扶植并宣传孝子榜样。汉代一朝，朝廷更加重视对于各地著名孝子的宣传，并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和推行孝行的工具。孝子江革曾多次受到朝廷赐谷并“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乡里著名孝子死后，朝廷会直接以“孝子”提名墓碑，如《都乡孝子严举碑》注。通过这种颂扬孝行的措施对世人进行孝道教育。另外为了提倡孝道，汉代还利用其他一些载体如民间绘画等宣扬孝道、孝行，传播孝子故事。如东汉时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中宣传孝的内容有16副，占全部画像的大多数。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孝道观念中孝顺父母、报恩承欢的重要思想，而东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孝子故事一直是墓葬中艺术装饰上的常用题材，足见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注都乡孝子严举碑（延熹七年五月）载：都乡都里孝子严君，父讳（马）字子顺。结发治身，非义不行。阙郡入州居（阙二字）孝，位至蕃车。产生三女，绝嗣无男。愤然阙恐阙户孤寒。宗族（阙二字）收集孤（阙二字）以作后。礼，为人后则为人子，举（阙十字）尤勤和颜阙以阙终制阙行阙忉怛愤泣，憔悴消躬。阙乱不阙不（阙六字）母老（阙三字）请然后为，稽然后行。（阙十一字）孝顺行则闺门阙积行慎心。德刑州里，莫不称阙歌（阙二字）慈仁其（阙二字）前世官贤有秩，长思褒大其义，造（阙八字）善慕类君子之伦，共立碑表，勒石述叹，以章其芬。颂曰：（阙四字）炎翟隆恭。徂德配神，广彼明察。化及黔首，施流润（阙九字）慈顺博爱，九族和睦。事继若真，行为表式。殊性异，曾（阙三字）克谐阙勋，无德不阙勒石示后，后生惟则。乱曰：休哉休哉，（阙二字）君（阙三字）施（阙二字）兆民勒石表义（阙三字）镇。君明臣孝，行著成兮。玄丘报德，奂焕荣兮。贯洞祗灵，永阙又兮。阙示万基，阙施阙兮。延熹七年五月辛未朔十一日辛巳，临江长恺丞杜谓都阙言，孝子严举，为父行丧，服制逾礼，追思慕义。阙表门闾，有书贤明。宰卿阙应，风生是以。天阙仁人，孝弟之至，通洞神祗，盖淑阙赏则庶民劝。今阙书到（阙二字）勉加劳来，以究言如诏书。参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100。
（三）“以孝入仕”——社会时尚大转型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后，儒家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确立起主导地位，并且与国家入仕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制度，以保证吏治的良好，察举是一种最重要的途径，“孝廉”就是察举中的重要一科。“孝廉”作为选举官吏的科目，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但在汉初，统治者就实行了奖励孝悌力田廉吏的措施。据《汉书·文帝纪》载：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民。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至后来，汉武帝又下令各郡国举孝廉，所以孝廉科目在考试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能及。”以孝廉选举的才子，不需要再经过任何考试就直接被政府任用，无官职者给予小官，已获官职者则加以提升且担任的官职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如《桓典传》：桓典“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庞参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令”。至东汉时更为典型，和帝元年曾让所举孝廉中的30人全部出任县长、侯相。有学者统计，凡察举孝廉者，西汉时期每年约为260人，东汉永元新规定实施前每年大约为189人，新规定实施后每年大约为228人，平均约占总人口的0.0004%（万分之0.04），汉代一朝共举孝廉者约74000余人。从数字上尤其从占全国总数比来看，这个数字算不上很大，“但由此科在面向已仕者的同时还面向未仕者，所以其垂范意义也就特别重大”。所以从这点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二十四孝中平民因孝入仕人数众多这一史实了。
因此，孝道观念自然而然的在社会各个阶层得以有效的传播，它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并成为个人谋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捷径；并且绝大多数人也把孝道奉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恪守孝道，争做孝子贤孙”也继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四）孝观念的利民与愚民
两汉王朝延续了400余年，成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同其以孝为核心建立的新型社会伦理秩序有密切的关系。讲孝行孝的浓郁氛围，使汉代家庭相对和睦，社会秩序相对良好，社会相对稳定，这对人民的生存及生活大有益处；但孝道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它积极影响的另一面也存在着愚民害民的痕迹。兹举几例，可见一斑。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孝的含义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指出先祖、祖父母、父母、宗室、兄长等是孝敬的主要对象，这里说明一下：“老”并不特指父母，而是老年人的泛称；“子”，也不是子女的专称乃是年少者的统称。“孝”字的本义应当为：年少者扶持、奉侍年老之人，尊重并重视父母、长辈和老年人，它包含顺从、执行并照办老人的意愿、维护父母及老人在家庭或社会中的尊崇地位和积极赡养老人的思想。如《汉书·王莽传》记载：正在为儿子办婚事的王莽，一听家人报告其老母不舒服，要饮药，他来不及招待宾客便急忙起身入内为母喂药；如此反复，宴会便因此中断好几次，他的这一举动得到宾客的一致好评。
汉代孝道原则从根本上讲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出发的。汉代孝道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合二为一，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的绝对服从，致使家长的权威不容置疑，对子女人身支配已达到非常严酷的地步。《汉书·韦贤传》言：“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汉代情况确实如此。《汉书·王莽传》载，汉哀帝时王莽罢官闭门自守，他的儿子杀害奴婢，王莽责令他自杀。可见，父母的权力达到可以杀子女而无罪的程度。
于此同时，在政府崇礼、黎民敬爱之中，“孝”大于一切的社会意识驱使人们愈来愈行孝无度，事迹也日见离奇。如孝子江革在王莽叛乱时，努力保全母亲性命，侍奉、供养无微不至；每当县里检验户口，江革担心老母被车马颠簸，自己便在辕中挽车，“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有的孝子为服丧“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有的守坟者“野无烟火，而独在冢侧”；而有的经过三年服丧后“羸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汉代孝治天下的观念虽然一定程度上使百姓养成了尊老、敬老、养老、送老的社会风气，鳏寡孤独者得到社会的救济及爱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味的愚孝，对嗣子精神及肉体上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伤害。孝道观念对嗣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孝子报恩的途径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