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从1986年进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随容观琼先生学习人类学以来，屈指数来也有30年的时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又到北京大学跟费孝通先生读博士，读博士期间，又经费先生推荐给日本中根千枝先生，让我到日本东京大学跟随末成道男教授学习文化人类学。在北京大学留校后，我一直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其间在日本学术振兴会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在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做客座副教授，和渡边欣雄教授一同从事关于中日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至此，我对于日本大学的人类学教育体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在北京大学时，正好遇上中国的学科重新定位，费先生一直强调学科建设对于学术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从做费先生的博士生开始一直到留校工作，经常耳濡目染受到先生的教诲，这使我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创新，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多的领悟。2004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在中山大学十余年间，我主要负责本科和研究生的工作，对于培养何种人才，给学生什么样的人类学学科养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30年来，我从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成长为一位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老师。本文所收集的文稿主要是我在不同时期写的关于学科建设和人类学学术发展的思考文章，也反映了我个人的学习和教学心得。而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离不开全球化的影响。本书的核心，主要也是在不断思考人类学学术发展中的全球意识。
我们一般习惯把人类学视为关于“他者”（the others）的学问，源于人类学形成初期对遥远的部落社会（相对于欧美社会）的他者的思考。如今，我们也从整体观的角度来反思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与同质性。人类学所讲的“他者”不仅仅指向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other cultures）。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是在试图解决本文化与他文化接触时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评价问题，而晚近以来的人类学家是在运用他文化和他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者性”来反观诠释与重构本文化。通过他者的文化与人性的内在特点和发展困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传统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从理解他者文化的角度，利用诸如政治、经济、亲属制度、科学、宗教、生态、艺术等工具，来分析所研究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析所采用的一套语汇，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已被证明过于机械，需要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定位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总体上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中叶前的欧美国家，由于其殖民扩张，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的认识和记述，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特点。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认识“他者”世界和文化的两个学科，一为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志（ethnography）或称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一为20世纪后半叶的地域研究（area studies）。
近几十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形成广泛的研究兴趣。由于简单社会或者封闭的原始社团的消失和被同化，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去研究那些更为复杂社会中的亚文化现象，并开始研究现代生活类型及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这两大领域，又被整合在一起，以重新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理念。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与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大多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自觉、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应用人类学与发展的困惑、全球化与地方化等。希望读者能从中读出人类学的全球意识已经渗透到学科和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