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

我以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在教堂里睡觉的——为使作者和读者之间尽快相互了解，我提请大家注意，我的这种说法既不限于年轻人，也不限于小人物，而是适用于各式各样的人物：小人物和大人物，年轻人和老年人，正在成长的人或已经衰老的人。我不是说在天气暖和的日子做礼拜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睡个一两觉也无妨）。我是说在夜里，而且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在大白天，许多人对我这种见解会感到十分惊讶。可是这适用于夜晚。必须到夜里来争论这个问题；我可以保证，任何对手要是愿意在指定的任何一个狂风呼啸的冬夜，单独同我在一个古老教堂门前的墓地里会面，并且事先同意我把他锁在里面[2]，如果他愿意，一直锁到第二天凌晨——那我包管能够取胜。

因为，夜里的风会在教堂周围恶作剧。它在回旋时发出呻吟，用无形的手推动门窗，寻找可以钻进去的缝隙。等它钻进屋里，又好像没有找到它要寻觅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呼啸着，吼叫着，想要重新钻出来。它不甘心只在走廊中徘徊，在圆柱间盘旋，使风琴发出低沉的声音；它飞上屋顶，竭力想把屋梁震裂；然后又绝望地坠落到地面的石板上，咕噜噜地滚进地窖。一会儿它又偷偷地钻出来，沿着墙壁爬行，似乎在低声念诵献给死者的碑文。在一些碑文面前，它似乎在尖声发笑；可是在另一些碑文面前，它仿佛又在为哀悼死者而呜咽啼泣。这黑夜的风在祭坛上发出鬼叫似的声音，好像在狂热地歌颂犯罪和谋杀，歌颂受人崇拜的歪门邪道，而蔑视那块看上去十分美好和光亮，实际上却非常破旧的刻着摩西十诫[3]的石板。哎哟！上天保佑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旁吧！深更半夜，在教堂里呼啸的风，声音真够吓人的！

可是，在高耸入云的尖塔上呢！狂风在那里呼啸！在高耸的尖塔上，它可以在许多通风的窟窿和气窗间自由穿梭，在转梯上来回冲撞，把风信鸡吹得呜呜作响，把塔身吹得摇晃、颤抖！在高耸的尖塔里——钟楼一般就在那儿——铁栏杆已经生锈；由于风霜雨雪的侵蚀而变形的铅板和铜板，在这非同寻常的狂风袭击下，悲怆地呻吟着；鸟儿把寒碜的窝巢筑在老朽的橡树梁椽的角落里，到处是陈年的灰尘；花斑点点的蜘蛛因为长期平安无事变得既懒且胖，它们随着钟的震动，懒洋洋地荡来荡去，从不离开它们那座丝网织成的空中楼阁；遇到紧急情况时，或者像水手那样向上爬去，或者掉在地上，仓皇逃命！夜晚，在古老教堂的高耸的尖塔里是阴森而可怕的，因为它高高地耸立在这万家灯火和人声鼎沸的城镇上空，又远在那漫天飞驰的云彩底下。我要说的那些钟，就在一座古老教堂高耸的尖塔里。

说实话，这都是一些古老的铜钟。许多世纪以前，主教曾给这些铜钟施过洗礼，取过名字。但是年代已经太久了，人们早就找不到记载这一命名仪式的注册簿了。因此，无人知道它们的名字。这些铜钟都曾有过它们的教父教母（说起来，我自己宁愿做一口钟的教父，而不愿做一个男孩儿的教父），而且肯定还有自己的银杯。但是，时光夺去了它们的教父教母，亨利八世[4]又把它们的银杯熔化掉了。现在这些钟只好兀自挂在教堂的尖塔里，既没有银杯，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可是，这些铜钟并不是哑巴。远非如此，它们有着清晰、响亮、富有活力的大嗓门。顺风时，这钟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不但如此，它们还很刚强，不需要依赖风的恩赐。因为遇到逆风，它们会英勇搏斗，忠诚地把欢乐的声音送进有心人的耳朵里。每当暴风雨的夜晚，为了非要让守护着病儿的可怜的母亲或者由于丈夫漂泊海上而孤身独处的妻子听到钟声不可，它们每每要击退那狂吼的西北风，就如托比·维克所说的，把它“打得一败涂地”——虽然人们管他叫托罗蒂·维克，可他的名字还是托比，如果没有国会的特别法令，没有人能改变它（除非称他为托拜厄斯[5]），因为当年他是经过合法命名的，就如同这些大钟一样，不过没有那么隆重，那么大规模庆祝罢了。

拿我来说，我承认我同意托比·维克的信念，因为我相信他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正确的信念。所以，托比·维克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而且我支持托比·维克，尽管他确实是整天只待在教堂门口——这是一种很吃力的工作。实际上，托比·维克是一名有执照的脚夫，他是在那里找活干。

托比·维克知道得很清楚，冬天待在这个地方风很大，身上要起鸡皮疙瘩，鼻子冻青，眼睛冻红，脚趾冻僵，牙齿会打战。寒风从拐角上猛扑过来，特别是东风，似乎从大地的尽头冲着托比猛吹过来。而且这风吹到他身上，看来往往比它自己预料的要快。因为，它拐过墙角，吹过托比身边后，往往还会突然折回来，好像在呼喊：“哎哟，他在这儿呀！”马上，他的白色小围裙给吹起来，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的衣裳那样盖在脑袋上；那根不结实的小手杖在他手中东扭西歪，两条腿也战战兢兢，这时托比斜着身子，一会儿脸朝这面，一会儿脸朝那面。他给吹得东倒西歪，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人给推来推去，弄得十分难受。有时，双脚都离开地面，简直差一点就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的身子会像一堆青蛙、蜗牛或者其他便于携带的动物有时遇到的情况那样，给吹到半空中，然后又从空中降到世界上某个遥远的、没见过有执照的脚夫的地方，使当地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

刮风天尽管如此折磨托比，但却像他的节日一样。事实如此。在刮风天，他似乎不用像别的时候那样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挣到六个便士。他要全力以赴地同狂风搏斗，这迫使他在感到饥饿和沮丧的时候振作起来。要是遇到严寒或是大雪天，那也是一件大事，似乎对他也多少有点好处，尽管很难说清这是怎么回事，托比呀！就这样，刮风、严寒、大雪天，或者下大冰雹，都是托比·维克的节日。

雨天是最糟糕的。又冷，又潮，湿冷湿冷的雨水，就像一件湿漉漉的大衣，把他裹住了。这是托比所能占有的唯一的一种大衣，不过没有它倒还舒服一些。下雨天，密密麻麻的雨点硬是不停地缓缓地往下淋来，街口和他的喉头一样，都给这雨雾堵塞了。冒气的雨伞来回穿梭，犹如无数的陀螺在旋转。这些雨伞在拥挤的人行道上相碰时，洒下令人不愉快的雨水。水沟在喧闹，积满雨水的阴沟洞在哗哗作响。雨水从教堂的突出部分滴滴答答地落到托比身上，他脚下的那捆稻草一会儿就变成一团烂泥。那样的日子才难过呢！确实，在那样的时刻，你可以看到托比在教堂墙角旁的避雨处焦虑地向外张望着，烦闷而郁郁不乐。这避雨的地方实在小得可怜。夏天，它的阴影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最多像一根比较粗的手杖。但是，过一会儿，他出来活动取暖，来回跑上十几圈，这时，他精神就会振作一点，再回到墙前面去，似乎也高兴一些。

人们管他叫托罗蒂[6]，是因为他老爱一溜小跑步。他本想以此来加快点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他走起来倒还快一些，这是很可能的。可是，要不让托比小跑步，那他会卧床不起，并且死去的。在道路泥泞的日子里，他一跑起来，就溅得浑身是泥，这给他增添好多麻烦。要是走起来就可以轻松多了。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小跑步这样爱好。托比尽管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小老头儿，可总以为自己是个十足的海格立斯[7]。他总想挣点钱——托比很穷，所以不肯轻易放弃他的爱好——总喜欢认为自己很能干。当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或一个小包裹，可以挣到一个先令或是十八个便士的时候，他那平时就鼓得很足的勇气，变得更大了。他就会一面小跑，一面叫嚷着，要他前面那些走得很快的邮差让路。他确实认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追上并撞倒他们的。他还信心十足，以为别人拿得起来的任何东西，他都能搬动。只不过没有经常试验而已。

因此，即使在下雨天，托比从墙角里走出来使自己暖和一些时，他也要小跑的。他那双漏水的鞋，歪歪扭扭地在泥泞的地上留下一道道脚印。他哈着气，搓着冰冷的双手。那双旧的灰绒线手套，只有大拇指是分开的，其他几个指头都连在一起，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他微微地弯着腿，把手杖夹在腋下，小跑着。每当教堂响起钟声，他到马路中间去仰望钟楼时，也是要小跑的。

每天，托比总要去仰望几次钟楼，因为那些钟是他的伙伴。他一听见钟声，总喜欢抬起头来，看看它们居住的地方，猜想着它们是怎样移动的，是什么样的钟锤在敲打它们。他非常想了解这些铜钟，也许，是因为它们和他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无论什么天气，不管风吹雨打，这些钟总是挂在那里，它们只能遥望着家家户户屋外的情景，永远也不能靠近从人家窗户里反映出来或从烟囱里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也无法尝到人们一再从门口或栏杆外递给胖厨师的美味食品。一张张面庞在许多窗口时现时隐，有的年轻、漂亮、可爱，有的却恰恰相反。托比站在街头闲待着的时候，经常注视着这些日常琐事。但他却不见得比那些钟知道得多一些，这些人打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一年到头，当他们翕动嘴唇时，曾否说过一句同情他的话？

托比不是一个诡辩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并不想说，当初，在他对这些铜钟发生好感，并且把同它们的邂逅之交结成某种更亲密更微妙的感情时，他已逐一考虑了这些理由，并且在脑子里进行了一次正式检查，或盛大演习。但是，我想说，而且我确实认为，托比身体上的机能，例如他的消化器官，都是自动运转，通过许多活动达到某一目的，而托比对这些活动却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他倒会感到十分诧异的。同这些机能一样，托比的智力也没有得到他本人同意，就开动了所有机件和其他成千的部件，使他对这些铜钟发生了好感。

既然我说他爱这些钟，我就不会收回这个看法，尽管这也难以表达他复杂的感情。因为托比仅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把这些钟看成某种奇异而庄严的东西。它们是这样的神秘，经常听得到但从来都看不见；它们站得那么高，那么远，音调又如此深沉、洪亮。这使他对它们产生了某种敬畏的心情。有时，当他仰望钟楼上黑洞洞的圆窗时，真有点以为，某种东西会向他招手，那不是一口钟，而是他经常从钟声中听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如此，托比仍然很气愤地斥责一些流言蜚语：说什么这些钟是着了魔的，可能是不吉利的。简而言之，钟声经常在他耳边萦回缭绕，也经常在他脑中浮现，但他对它们的评价总是好的。他每每张着嘴仰望钟楼所在的尖塔，把脖子弄得酸痛不堪，事后不得不来回多跑一两趟来消除酸痛。

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托比正在一股劲地小跑，十二点钟敲响了，那最后一下钟声的袅袅余音就像一只很大的，但绝非忙碌的蜜蜂所发出的悦耳的嗡嗡声，从尖塔的四面八方传布开来。

“啊，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托比一边说，一边继续在教堂前面来回跑着，“啊！”

托比的鼻子冻得通红，眼皮也冻紫了。他老是眨巴着眼睛，肩膀几乎要耸到耳根上去了。两条腿也冻木了。总的看来，他显然是冷得够呛了。

“啊，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托比又说了一遍，他把右手的手套当成一只小的拳击手套，捶打着胸脯，似乎在责备它不应该这么冷，“啊！——”

接着，他又默默地小跑了一两分钟。

“没有什么东西。”托比说着又重新跑了起来。但他突然停住了，脸上露出十分关切而又有些惊恐的神色，小心翼翼地朝上摸了摸鼻子，但只摸了一会儿（因为鼻子不大），很快就结束了。

“我以为它掉了呢，”托比说着又跑了起来，“不过这没什么。如果它掉了，我也肯定不会责怪它的。在冷天，它本来就是很难过的，而且也盼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是不闻鼻烟的。就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可怜的家伙，日子也不好过啊。因为就是闻到香味（这是少有的），一般也都是从别人的午饭，或是从面包房里飘过来的。”

这些想法又提起了他尚未结束的念头。

“没有什么东西，”托比说道，“能比吃午饭的时间来得更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午饭来得更不准。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悟出这点道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哪位老爷认为值得为报馆或国会收买这点见解！”

托比不过是在说笑话，因为他在自嘲地使劲摇头。

“真的，天哪！”托比说道，“报上有形形色色的见解，国会里也是一样。这里有一张上星期的报纸，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脏的报纸，拿得远远的。“什么样的议论都有，真是五花八门！我跟大伙儿一样，想知道一些新闻。”托比慢吞吞地说着，一边把报纸叠得小一点，又塞进了口袋，“可是，我现在不愿意看报了。看起来简直叫人害怕。我不知道我们这些穷人会落个什么下场。上帝保佑，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中能过上好点的日子！”

“哎，爸爸，爸爸！”旁边传来了亲切的叫声。

但托比没有听见，还是照样来回小跑着。他边跑边想，而且还在自言自语。

“我们这号人看来总是做得不对，干不了什么好事，也改不好了。”托比说道，“年轻的时候我没有上过几天学，也弄不清我们该不该降生到世界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用处的。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大概有些碍事儿。有时候，我简直闹不清，拿不准，我们身上还有没有一点好的地方，还是我们生来就是坏的。我们好像很可怕，给人家带来很多麻烦。人们总是埋怨我们，防着我们。报上也是这样、那样地议论着我们。就说新年吧，”托比伤心地说，“在大多数时候，我能够跟大伙儿一样忍受；比起好多人来，更能忍受一些，因为我壮得像一头狮子，别人可不是这样。不过，要是我们真的没有过新年的权利——要是我们确实碍事儿——”

“哎，爸爸，爸爸！”又传来了那亲切的叫声。

这一回，托比可听见了，他吃了一惊，愣住了。他的目光原来是向着遥远的地方望去的，仿佛真想在新的一年中找到一点启示。这时，他把目光收了回来，才发现他正望着自己的孩子，亲切地看着她的眼睛。

这是一对明亮的眼睛，要看很久很久，才能量出它们的深度。这对乌黑的眼睛映得出旁人望过来的眼睛。它们不是光芒四射的，也不是她有意的，然而射出一种清澈、安详、耿直、坚忍的目光；这目光可以同天堂射下的光芒媲美。这是一对美丽、诚实的眼睛，充满着希望——如此清新、欢乐的希望，那么朝气勃勃、活跃而光明的希望，尽管它们曾阅尽二十年来人间的劳苦和贫困。此时此刻，它们似乎在对托罗蒂·维克说：“我想，咱们是有权利在这儿的——有一点儿！”

托罗蒂双手捧着红润的脸颊，吻了吻这对眼睛。

“啊，宝贝，”托罗蒂说，“有什么事吗？今天我没想到你会来的，梅格。”

“我也没想到要上这儿来，爸爸，”姑娘点点头，笑着说，“可是我来了！还不是空手来的，不是空手来的！”

“那你是不是说，”托罗蒂好奇地望着她手里提着一只遮着布的篮子，说道，“你……”

“好爸爸，你闻闻，”梅格说，“只要闻闻就知道了！”

托罗蒂匆匆地想马上揭开盖在提篮上的布。可是她调皮地把手挡了过来。

“不，不，不！”梅格孩子气地说，“再等会儿！让我把角上掀开一点儿，你要知道，就这么——小一点儿。”梅格说着，她的动作恰恰是她所说的那样，轻轻地把布揭开一点儿，她说话声音很轻，生怕给篮子里的东西偷听去似的。“好了！你说，是什么呀？”

托比尽快地在篮子边闻了一下，十分高兴地嚷道：

“哎呀，还是热的！”

“滚烫的呢！”梅格大声地说，“哈哈哈！热得烫手呢！”

“哈哈哈！”托比高兴地大笑着，“热得烫手呢！”

“可这是什么呀，爸爸？”梅格说道，“好了，你还没有猜出是什么！可是你一定得猜。等你猜着了，我才拿出来。别忙！等一会儿，我再掀开一点儿，现在猜吧！”

梅格生怕爸爸一下子猜中，她把篮子刚递到他跟前，马上又收了回来。她一直亲昵地笑着，美丽的肩膀往上一缩，一只手堵耳朵，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让托比猜出来。

这时，托比双手扶着膝盖，低下头去在提篮的遮布旁深深地吸了口气，在这过程中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渐渐地泛起笑容，仿佛正在吞服一剂笑药似的。

“哎呀！是好吃的！”托比说，“这不是……我想这不会是腊肠吧？”

“不，不不！”梅格高兴地大声说，“根本不是腊肠！”

“不是，”托比又闻了一下，说道，“它……它比腊肠香。真香，而且越闻越香。一定是猪蹄，对吗？”

梅格可乐坏了。简直没有比猜猪蹄更离谱的了——如果不算他刚刚猜的腊肠的话。

“猪肝？”托比自言自语地说，“不，味道比较淡，不像猪肝。猪爪吗？不，不像猪爪那么淡。它又没有鸡头那种筋。我知道，这不是红肠。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是小肠！”

“不，不是！”梅格高兴地嚷了起来，“不，不是！”

“哎呀，我瞎猜些什么呀！”托比说着，突然尽量恢复起直立的姿势，“再待会儿我会把自己的名字都给忘了！是牛肚！”

“就是牛肚！”梅格非常快活地说，再过半分钟他就会说这是炖得最好吃的肚子！

“好吧，”梅格说着，得意扬扬地摆弄着她的篮子，“爸爸，我马上就铺桌布。因为我是把肚子盛在盘子里拿来的，还用一块手绢包着盘子。如果我想摆一下阔气，把它当成桌布铺起来，就叫它桌布，也没有法律能阻止我的，是吗，爸爸？”

“我想是没有的，亲爱的，”托比说道，“可是他们老是在提出左一条右一条的新法律。”

“根据我那天给你读的报纸，爸爸，那个法官说什么，我们穷人应该懂得所有的法律！哈哈！这是多大的错误！老天爷，他们把我们看得太聪明了！”

“是的，亲爱的，”托罗蒂说，“我们这号人当中如果有人真懂得所有的法律，法官们会很喜欢他。这个人也就能从他的差事中捞到不少油水，邻近的那班老爷都会欢迎他的，真是这样！”

“不管是谁，要是有这么香的午饭，吃起来胃口一定是挺好的，”梅格兴致勃勃地说，“快点吧，这里还有一个热土豆，瓶里有刚打的半品脱[8]啤酒。爸爸，你在哪儿吃？在木墩上，还是在台阶上？亲爱的爸爸，我们多阔气！有两个地方好挑选！”

“今天在台阶上吃，我的宝贝，”托罗蒂说，“晴天在台阶上，雨天在木墩上。在台阶上总要方便一点，可以坐下，不过雨天容易得风湿病。”

“那就在这儿吧，”梅格忙碌了一阵，拍拍手说，“好了，都准备好了！多好看呀！吃吧，爸爸，吃吧！”

托罗蒂自从发现了篮子里的东西以后，便一直心不在焉地站在那儿望着她，口中也在说着些什么。可是，尽管他想着她，看着她，甚至连提篮里的肚子都顾不得了，但他看着和想着的不是她现在的模样，而是在大致描绘她未来的生活。听到她快活的叫唤时，他正想忧伤地摇摇头，但马上抑制住这种心情，碎步跑到她身边。他刚想俯身坐下，钟声就响了起来。

“阿门！”托罗蒂说着，摘下帽子，仰望着这些钟楼。

“爸爸，你对钟说阿门？”梅格嚷道。

“亲爱的，这钟声就像饭前的祷告，”托罗蒂边说，边坐了下去，“我相信，如果能行的话，它们一定会好好地为我祷告的。它们对我说过许多好话。”

“爸爸，那些大钟会说话吗？”梅格笑着，把盘子和刀叉摆到他面前，“真的吗？”

“我的宝贝，好像是的，”托罗蒂说着，蛮有胃口地吃了起来。“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它们说不说，是无关紧要的。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托比用叉子指着钟楼说道，吃着午饭，他情绪更高了。“有多少次我听见那些钟说，‘托比·维克，托比·维克，不要灰心，托比！托比·维克，托比·维克，不要灰心，托比！’有一百万次，还不止呢！”

“哎呀，我可从来没有听见过！”梅格嚷道。

实际上她已听过不知多少次了。因为这是托比经常的话题。

“在情况不妙的时候，”托罗蒂说，“我是说，实在糟糕的时候，几乎是最坏的时候，它就说，‘托比·维克，托比·维克，活儿快有了，托比！托比·维克，托比·维克，活儿快有了，托比！’就那么说。”

“这么一来，终于有活儿干了，爸爸。”梅格说道，她那快活的声调略略带上了一丝忧伤。

“总是这样的，”托比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从不落空。”

托罗蒂一边同女儿谈话，一边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吃着摆在他面前的香喷喷的食物。他切一块，吃一块，边切边喝，边切边嚼，就这样忙个不停，从牛肚到热土豆，又从热土豆到牛肚，油腻腻地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这一回，他偶尔抬头望望周围的街道，看看是否有人从门口或窗口招呼脚夫。当他把目光收回来时，看到梅格正坐在他对面，两手交叉着，脸上堆着幸福的微笑，聚精会神地看他吃。

“哎呀！上帝原谅我！”托罗蒂说着，放下了刀叉，“梅格，我的小鸽子，你为什么不说我是个畜生？”

“爸爸，你说些什么呀？”

“我坐在这儿，”托罗蒂懊悔地说道，“又塞又吃的，可你坐在我面前，根本不动手，也不要，而——”

“我已经吃过了，爸爸，”女儿笑着插嘴说，“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瞎说，”托罗蒂说，“一天有两份午饭，这是不可能的！你还会对我说，会有两个新年同时来临，或者说我生来就长着一个金脑袋，而且从来没有换掉过。”

“你再怎么说，我也是吃过了，爸爸，”梅格说着，把身子往他跟前挨了挨，“你吃着，我来告诉你，我是在哪儿吃的，怎么吃的，你的午饭是怎么来的，还有——还有别的事儿。”

托比还有点不相信。然而，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劝他趁热吃下去。于是，托罗蒂又拿起刀叉，吃了起来。不过，他吃得比刚才慢多了，还摇摇头，似乎对自己很不满意。

“爸爸，我吃了午饭，”梅格迟疑了一会儿，说道，“是跟理查德一块儿吃的。他午饭吃得早。他来看我的时候把他的午饭带来了，我们——我们就一起吃了，爸爸。”

托罗蒂呷了一口啤酒，咂巴咂巴嘴唇，说了一声：“噢！”——因为她在等他的反应。

“理查德说，爸爸——”梅格想说，又停了下来。

“理查德说什么来着，梅格？”托比问。

“爸爸，理查德说——”又停了下来。

“理查德说得真慢呀。”托比说着。

“当时他说，爸爸，”梅格终于抬起眼睛，说了下去，虽然声音有些颤抖，但很清楚，“一年又要过去了，看来，我们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比现在好多少。这样一年一年等下去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现在很穷，爸爸，将来我们还会很穷的，但我们现在还年轻，光阴却会不知不觉地使我们衰老起来。他说，我们这样的人要等下去，看清楚我们的出路，那这条路将是很狭窄的，通常的出路就是坟墓，爸爸。”

比托罗蒂·维克勇敢的人，一定会鼓足勇气来否认这一点。可是托罗蒂却没有作声。

“爸爸，我们要是就这样衰老死去，老是想着我们本来可以相互帮助，过得更快活一些，那该多痛苦啊！像我们这样相亲相爱的人，一辈子痛苦地分住在两处，眼巴巴地望着对方辛辛苦苦地劳动，人渐渐衰老，头发慢慢变白，这又是多么痛苦呀。就算我能克制一下，把他忘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唉，亲爱的爸爸，要让我心中现有的满腔热情一点一点地消逝，而没有任何幸福的婚后生活的回忆来支持我、帮助我、安慰我，又该是多么痛苦啊！”

托罗蒂一动不动地坐着。梅格擦擦眼泪，神情舒展了一点，就是说，她时而微笑，时而哭泣，时而连哭带笑地说道：

“所以，理查德说，爸爸，由于他的工作昨天已谈定了，可以维持一个时期，而我又爱他，爱了足足三年了——唉，比那还要长呢，只是他不知道罢了！——所以他要我在元旦那天嫁给他。他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几乎肯定会带来好运气的。这太突然了，是吗，爸爸？——可是我不像大户人家的那些小姐，需要安排家产，做婚纱，爸爸，对吗？他讲了很多话，就像他平时那样，讲得那么热烈，那么诚恳，态度老是那样体贴，和蔼。所以，我说，我来跟你讲一讲，爸爸。加上今天早晨，他们给了我工钱——这确实是很意外的，你又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吃多少东西，我很想使这一天不仅成为我的幸福美好的日子，也成为你的一个节日，爸爸，所以我就买了点东西来请你吃，让你也意外地高兴一下。”

“可是，你却看着他把它放在台阶上凉着。”另外一个声音说道。

这就是那个理查德的声音。他在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来到跟前，站在父女俩前面，低头望着他们。他红光满面，犹如他那粗大的铁锤每天要敲打的烧得通红的铁块。他是一个身材匀称、漂亮和健壮的小伙子，一双眼睛就像熔铁炉中喷出的火花，闪闪发光，鬈曲的黑发稀疏地散在黝黑的额前，还有那满面的笑容，足以证明梅格赞扬他的谈话方式，是有道理的。

“你瞧，他老让东西摆在台阶上凉着！”理查德说道，“梅格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她肯定不知道！”

托罗蒂立刻很兴奋和热情地向理查德伸过手来，就在他急于要同他说话的当儿，大门突然打开，一名马夫险些一脚踩到那盘肚子上。

“滚开，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怎么老坐在我们大门口！你们不能到别家门口去吗？请你们让路，你们到底让不让？”

严格说来，最后的那句问话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呀！”马夫为之开门的那位绅士说着，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迈着不紧不慢的、介乎散步和漫步之间的一种奇特的步子。一位正在安逸地度过下半生的绅士脚踏咯吱发响的皮靴，身穿干干净净的亚麻布衬衫，系着一根表链，不妨迈着这样的步子走出家门。这不仅不会有损于他的体面，还可表明他要到别处去同一位显要的富翁会面。“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你就知道讨饭，跪着做祷告，”马夫厉声地对托罗蒂·维克说，“不准待在我们家门口。你为什么不能离开这儿？你就不能离开这儿吗？”

“好了！算了，算了！”绅士说道，“喂，脚夫！”他朝托罗蒂·维克点了点头，“过来，那是什么？你的午饭？”

“是的，先生。”托罗蒂说着，把它藏到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别放在那儿，”绅士喊道，“拿过来，拿过来。啊！这是你的午饭，是吗？”

“是的，先生。”托罗蒂又说了一声，嘴里尽是口水，眼睛盯着那块肚子，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口佳肴。这时，那位绅士正用叉尖翻弄着它。

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两位绅士。一个是没精打采的中年男子，形容枯槁，满面忧愁，两只手老是插在他那寒酸的带黑白花点的裤袋里，把肥大的裤子弄得鼓鼓囊囊的，他的衣着刷得也不怎么干净。另一个绅士，个子高大，健康，衣着整洁，穿一件蓝色外衣，上面缀着发亮的纽扣，佩戴着一条白色的领带。这位绅士脸色绯红，似乎他体内的血液过多地涌到了他的头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才显得内心相当冷酷。

那位把托比的食物叉起来的绅士，叫住了前面那个名为法勒的绅士。他们两人都走了过去。法勒先生眼睛深度近视，必须把脸贴近托比剩下的午饭，才能看清是什么东西。这下子把托比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可是法勒先生并没有吃它。

“这是一种肉食，市政官，”法勒说着，用铅笔套轻轻地碰了碰它，“我国的劳动大众一般都称之为肚子。”

市政官丘特挤了挤眼，笑了一下，他是个有趣的人，是啊，还是一个狡猾的人！他为人精明，干什么事都精明，谁都骗不了他。他对老百姓的心理了如指掌。丘特是了解老百姓的。真的！

“谁在吃肚子？”法勒先生打量着周围的人们，说道，“肚子无疑是我国市场上所能供应的最不经济、最浪费的食物。一磅肚子煮沸以后要比其他任何肉食多损耗五分之一中的八分之七。应该说，肚子比温室里的菠萝还要贵。我认为，如果光凭牲畜死亡统计表中每年牲畜屠宰量统计，并对屠宰质量较好的牲口所能提供的肚子数量作一个较低的估计，那么煮肚子所造成的浪费就可供应五百名驻军吃五个月（每月按三十一天计算），外加一个二月份。浪费呀，浪费！”

托罗蒂站在一边，吓坏了，两腿直哆嗦，仿佛是他本人使五百名驻军挨了饿似的。

“谁在吃肚子？”法勒先生激动地问道，“谁在吃肚子？”

托罗蒂战战兢兢地鞠了一躬。

“你，是你？”法勒先生说，“那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你吃的肚子是从孤儿寡妇口中抢来的。”

“但愿不是这样的，先生。”托罗蒂轻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会这样干的。”

“市政官，把上面说的那些肚子，”法勒先生说，“按现有寡妇和孤儿的估计数字分配，每人可得一个本尼威特[9]肚子。这个人是一点也分不到的。因此，他是个掠夺者。”

托罗蒂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当他眼看那位市政官把剩下的肚子吃掉，他也无所谓了。不管怎样，去掉了一块心病。

“你认为怎样？”市政官诙谐地问那穿蓝色外衣的红脸绅士，“你听见法勒朋友的话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可说的？”那位绅士回答道，“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种堕落的年代里，有谁会对这样一个人产生兴趣呢？”他这里指的是托罗蒂。“瞧他，什么东西！唉，美好的过去，杰出的过去，伟大的过去！那时候有勇敢的农民，还有其他一些人。实际上，那才是出人物的时代。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唉！”红脸绅士叹息地说，“美好的过去，美好的过去！”

这位绅士并没有说清楚他具体指的是哪些年代。他也没有说明，他之所以对当前这么不满，是不是由于他公正地感到，这个时代产生了像他这样的人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美好的过去，美好的过去，”这位绅士重复地说，“那时候多好呀！那才是唯一的好时光！谈论什么别的时代或议论当代的人物，都毫无用处。你总不能把这些日子称为好日子吧，能吗？我不能。只要去查一下斯特拉特的服装志，就可以看到，在英国古代任何一个兴旺的朝代，一个脚夫是什么模样的。”

“即使年景再好，这样的人身上也不穿衬衣，脚上也不穿袜子。在整个英国，未必能有他张口可吃的蔬菜，”法勒先生说，“这一点我可以用表格加以证明。”

那位红脸绅士还在一股劲儿地讴歌美好的过去，杰出的过去，伟大的过去。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总是反复唠叨那几句话，就像一只可怜的松鼠在转动的笼子里来回旋转，有时要碰一碰笼子里的机关。松鼠对这奥妙的机关，可能同这位红脸绅士对过去太平盛世的理解差不多。

可怜的托罗蒂对过去那些情景依稀的年代，可能还没有完全失掉信仰，因为他此时感到十分茫然。不过，他伤心地看清了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些绅士的看法在细节上有什么分歧，他在那天上午和其他许多日子里的忧虑，是很有根据的。“不，不，我们总是不对头，也不能干什么好事，”托罗蒂绝望地想道，“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生来就是坏人呀！”

但是，托罗蒂还有一颗慈父的心，不知怎么回事儿，他竟然违反天意，有了这么一副心肠。他不忍心让梅格在她那短暂的欢乐中听到这班聪明的绅士给她算命。“愿上帝保佑她，”可怜的托罗蒂想着，“过不了多久，她就会知道的。”

因此，托罗蒂焦急地向年轻的铁匠打手势，要他把她带走。可是他正在一旁忙着同她温存地谈话，因此等他发觉托罗蒂的愿望时，市政官丘特也看到了。这时，市政官还没有发表议论呢，他可是个哲学家，就是太讲究实际了点！是啊！他是非常实际的，他不想失去他的任何听众，因此喊道：“别走！”

“你们知道，”市政官带着他常有的自以为得意的笑脸，对他的两个朋友说，“我是一个坦率的人，讲实际的人，我要坦率地讲点真实话。这是我的秉性。只要你们了解这种人，而且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跟他们谈话，那么，同他们打交道是没有什么神秘或困难的。好了，你这个脚夫！我的朋友，你总不能对我或任何旁人说，你经常吃不饱，吃不到最好的东西吧，因为我知道得更清楚。你瞧，我尝了你的牛肚，所以你不能‘哄’我。你懂得‘哄’是什么意思吗，呃？这字用得很恰当，不是吗？哈哈哈！上帝保佑你，”市政官说罢，又转向他的朋友们，“只要你了解这种人，跟他们打交道，倒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市政官丘特是老百姓熟知的人物。他从来不对他们发脾气！一位平易、殷勤、有说有笑、懂得人情世故的绅士！

“你知道，我的朋友，”市政官继续说，“有许多人荒谬地谈论什么贫困，就是‘穷苦’，是这么说的，对吗？哈哈哈！可是，我打算取缔这种说法。现在流行着许多有关‘饥饿’的流言蜚语，我要取缔这种说法。就是这么回事！上帝保佑你。”市政官说完，又转向他的两个朋友，“对这种人你什么都可以取缔，只要你知道从哪儿着手就行。”

托罗蒂拉起梅格的手，挽着她的胳膊。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的女儿，呃？”市政官说着，亲切地拍拍她的下巴。

这位丘特市政官对工人阶级总是和气的！他知道怎么样使他们高兴，一点架子也没有！

“她母亲在哪儿？”这位大人物问道。

“死了，”托比说，“她母亲是给人浆洗衣服的，一生下这孩子就见上帝去了。”

“我想，她不会是到那儿去浆洗衣服吧！”市政官风趣地说。

托比也许能设想，他的妻子在天堂里还在浆洗衣服，也许不能。不过请问：如果市政官丘特的夫人到了天堂，市政官丘特先生会不会认为她在那里还会有什么身份或地位？

“你在追求她，是吗？”丘特对年轻的铁匠说。

“是的，”理查德立刻回答，因为他对这种问法很恼火，“我们准备元旦结婚。”

“你说什么！”法勒厉声嚷道，“结婚！”

“是啊，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先生，”理查德说道，“你瞧，我们想快点把这事儿办了，免得这件事首先给取缔掉。”

“哎哟！”法勒呻吟了一声，喊道，“真把这事取缔了，市政官，那你就办了好事了。结婚！结婚！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他们没有远见，没有道德，哎呀，真能——你们瞧瞧这一对！”

怎么啦！他们是值得瞧一瞧的。看上去，婚姻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件正当而合理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活到玛土撒拉[10]那样的年纪，”法勒先生说，“而且一生一世为这些人的利益操劳，他可以把事实堆在数据上，把事实堆在数据上，不断地把事实堆在数据上，确实可靠的材料堆得像一座山那么高。可是，这都没法使这些人相信，他们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结婚，就像没法使这些人相信，他们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生下来一样。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早已把它概括成数学的定论了。”

市政官丘特听得很有劲儿，他把右手食指压在鼻子边上，似乎在对他的两个朋友说：“你们瞧我的！注意瞧瞧我这讲求实际的人吧！”然后他把梅格叫到跟前。

“过来，我的姑娘！”市政官丘特说。

她的那位血气方刚的情人在最后的几分钟内真是怒火中烧。他本想不让她走过去，但克制住了。在梅格走过去时，他也大步跟了过去，站在她身旁。托罗蒂仍然挽着她的手，只是像个梦游者似的，茫然地看看这个人的面孔，又看看那个人的面孔。

“好吧，我给你一个忠告，我的姑娘，”市政官悠闲而亲切地说，“你知道，向你提出忠告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个法官。你知道我是个法官吗？”

梅格胆怯地说：“知道。”谁都知道市政官丘特是一个法官！哎呀，他还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法官呢！谁不知道丘特是民众心目中光辉的眼中钉呀！

“你们说，你们打算结婚，”市政官接着说，“这对你这个女人来说，是很不体面、很不适宜的事！这个暂且不谈。你结婚以后，会跟你丈夫吵架，成为一个不幸的妻子。也许，你以为不会这样。可是，你一定会成为不幸的妻子的。因为我是这样对你说的。现在我要明确地警告你，我已经决定要取缔不幸的妻子。所以，你不要到我这儿来。你会生孩子，生些男孩儿。这些男孩儿长大起来肯定是不好的，他们会不穿鞋不穿袜，在马路上乱跑。记住，我的年轻的朋友！我将给他们统统定罪，一个也不例外。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取缔一切不穿鞋袜的孩子。也许你的丈夫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这很有可能，扔下你和一个婴儿。那时，你就会给赶出家门，在马路上流浪。到那时，我亲爱的，你不要走近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取缔一切到处流浪的母亲。我已决定要取缔所有年轻的、各种各样的母亲。你甭想拿疾病或孩子当作借口，来向我求情，因为我下决心要取缔所有的病人和孩子——我想你是知道做礼拜的，我担心你不一定知道。如果你不识好歹，产生邪恶和虚伪的念头，想绝望地投河或上吊，我也不会可怜你的，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取缔一切自杀行为！倘若说，”市政官扬扬得意地微笑着说，“我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干一件事，那就是要取缔自杀行为。因此，你不要作这样的尝试。话是这么说的，对吗？哈哈！现在我们相互了解了吧。”

托比看到梅格脸色刷白，松开了她情人的手。这时，他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该烦恼。

“至于你呢，你这个傻家伙，”市政官更加兴致勃勃地、郑重地转过身去对年轻的铁匠说，“你为什么想结婚？你干吗要结婚，糊涂虫？如果我是你这样年轻、漂亮、身体结实的小伙子，我一定不愿意做一个受女人支配的懦夫！真的，当你还刚刚是中年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一个老太婆！那时，你那副模样就好看啦！不管你到哪儿，后面总是跟着一个邋邋遢遢的老婆和一群哭哭啼啼的孩子。”

啊哟，这位市政官丘特是晓得怎么来嘲弄老百姓的！

“好了，你们走吧，”市政官说，“去忏悔吧！不要傻里傻气地在元旦结婚。等不到明年元旦，你就会完全改变主意的。像你这么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小伙子，自有姑娘追求你的！好了，走吧！”

他们走了，没有挽着手臂，没有牵着手，也没有交换一下幸福的眼光。相反，姑娘泪流满面，小伙子愁眉苦脸，垂头丧气。他们还是刚才老托比一见就喜欢的一对情人吗？不，不。市政官——但愿他有福！——把他们给取缔了。

“你刚好在这儿，”市政官对托比说，“给我送一封信去！你走得快吗？你是个老头儿了！”

托比刚才还在呆呆地望着梅格的背影，这时转过身来低声地回答说，他手脚灵便，身体强壮。

“你多大岁数？”市政官问。

“六十多了，先生。”托比说。

“噢！你们看，这个人已经大大超过了平均年龄。”法勒先生大声地插嘴说，他本来似乎还能忍受下去，可是这件事实在太过分了。

“我也晓得，我有些碍事儿，先生，”托比说，“我——我今儿早晨就担心过这一点，我的天哪！”

市政官打断了他的话，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他。托比本来可以得到一个先令，可是法勒先生明确表示，这样一来，他就会夺去一些人的九个半便士，因此他只拿到了六个便士[11]，还觉得能拿到这些钱就不差了。

这时，市政官挽起他两个朋友的胳膊，得意扬扬地走了。可是，他马上又单独折回来，好像忘记了什么事似的。

“脚夫！”市政官说。

“先生！”托比说。

“当心你的女儿。她长得太俊了。”

“看来，连她那美貌也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托比想着，凝视着手中的六个便士，心里还想着那块牛肚，“准没错儿，她把五百个太太的美貌都夺过来了。这太可怕了！”

“她长得太俊了，我的朋友，”市政官重复地说，“我看得很清楚，她不会有好下场的。记住我的话，要当心她！”说罢又匆匆走了。

“我们什么都是错的。什么都是错的！”托比两手一拍，说道，“生下来就是坏的。不该活在这世上！”

他正说着，钟声突然在他头上响了起来。声音洪亮轰鸣，可并不使人感到鼓舞，不，一点也不！

“声音变了，”老人边听边说，“一句令人舒心的话都不说了。为什么要说呢？不管是新年还是旧年，都跟我无关。让我死去吧！”

这音调已变的钟声，还在嗡嗡地响着，使整个太空都在旋转。取缔他们！取缔他们！美好的过去，美好的过去！事实和数据，事实和数据！取缔他们，取缔他们！如果钟声在说些什么，那么这就是它所说的。最后弄得托比头晕目眩了！

他双手捧住迷乱的脑袋，生怕它裂开来似的。这一动作倒很及时，他发现了手中的那封信。这使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他机械地开始了他习以为常的小跑步——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