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收集了笔者近十年来写的一些有关历史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心的一个重点是前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性质，以及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社会的到来。本书所收文章在汲取西方学术各种养分的同时，也对从进步史观到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种西方学术理论展开了批判，并对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兴起作出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解释。通过这些文章，笔者想传达两个观点。

第一，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统领了19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进步史观，都是西方人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上风后产生的狂妄和对历史的误解。前现代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在有着多方面联系的同时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时间性。这些文明之间差别巨大但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先进和落后。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之所以把西方的一些在进步史观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作为本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其背后原因也只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有着清楚的输赢，因此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向胜利的一方学习，把自己的文化定义为“落后”，并在被迫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第二，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他们中有的误把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财富当作中国的强大，不知道中国在创新能力、高端市场的主导能力、关键性技术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与许多国家相比都还有质上的巨大差距；有的以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殊不知中国的成功主要就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的成功，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两大支柱，或者说是现代化的核心。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产生了很强的带有自大的保守主义情绪，希望中国能回归到某种“传统”。殊不知，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虽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却有着很大的不可逆性。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导致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手段都将难以为继：臣民一旦成了公民，就自然会产生种种权利要求；女性一旦全面走向社会就不可能再回到男尊女卑时代；一个人群一旦产生了族群意识就很难再把它抹去……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诉求和问题，一个时代必须产生与之相应的家庭关系、社区政治、族群政治和国家政治等。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化给了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的价值。如果对这一价值所代表的种种欲望控制过强，经济将严重缺乏活力，政治会走向专制，社会也会产生巨大的反弹。

在维持文章原貌的基础上，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收入本书的文章均作了一定的编辑修订，笔者也对《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一文作了较大修改。《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和《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两篇文章有着不同的主旨，在写作时面对的也是不同的对象，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重叠，为了体现文章的原貌，出版社决定同时收录这两篇文章。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一文由我和我的学生徐进共同完成，《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一文已被《中国学术》录用，其他文章也都在各类报刊发表过，对此文后均作了说明，感谢这些报刊同意将它们收入本书。浙江大学出版社王长刚编辑是本书的倡议者，并在本书的编辑上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没有他的支持和努力，就没有本书，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