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小岗故事的画外篇
提到中国市场改革的源头，人们自然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又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小小的村庄——小岗村联系在一起。书刊媒体中关于十八户农民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记叙早已深深印刻在当代中国人的脑海中。
1978年11月24日
，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一次秘密会议。
……
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这三位都当过乞丐的汉子，私下商量：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豁出去了，不然，也是饿死！今晚召开这个秘密会议，就是要商量这个事。
茅屋里，人人愁眉苦脸，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六旬的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准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得轻，说不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可就毁喽！”又有一位老人严家芝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一家老小可就成问题喽！”愤懑难抑的村民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3位队干部面对舍身袒护的群众，泪如泉涌。严宏昌掏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条文，声音发颤：“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在富窝里。为混口饭吃，死也值得。我们写了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包产到户’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手印。”“再补上一条！”“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用食指按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印按在16开白纸自己的姓名上。
这封保证书是这样写的：
保证书
一、“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对外说。
二、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做贡献，谁也不要犯罪。
三、如果因“包产到户”倒霉，我们甘愿把村干部的小孩抚养到18岁。
（18个村民的姓名）
1978年11月24日
如今这份“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天长地久，向人们展现着当年中国农村这场暴风骤雨，昭示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汤应武、缪晓敏，1997:231～233）
不同的版本或许在记叙上稍有差异，但18个鲜红的手印、风雨交加的夜晚，以及饥饿驱动下的农民却是不同文本共同着力刻画的意象。由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了中国千百万土地耕作者的声音和愿望，他们迫切希望结束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长期遭到禁锢的集体化生产方式，将土地分包到户，实行家庭经营，改变农民长期以来温饱无法得到满足的生存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顺应农民的呼声和要求，将农民的生存需要置于首位，结束了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人民公社制，在全国普遍推行起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句话，以小岗故事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一场发端于普通农民基于生存需要而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小岗村18户农民齐心协力改变生存窘境的故事简单、生动而有力，它已经成为人们头脑中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形象的一种意象符号，然而这样一种经过加工和提炼后的单一符号却无法涵盖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多重背景和复杂局面，在调查中我们收集到很多无法被人们所熟知的“小岗符号”所涵盖的跳跃的声音和闪动的画面。
画面一
一位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于人民公社轰轰烈烈展开时期的大队妇女干部笑着回忆包产到户初期自己是如何反应的：
那时候农民自己哪敢想啊（笑）。那时候都讲集体化嘛，哪讲什么私干啊，私干那时候就都是资本主义嘛。资本主义道路嘛，哪敢有这个想法呢，是吧？……因为我们都是在大集体的时候入的党，是吧，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脑筋当中，在头脑当中基本上算是扎根，是吧。一开始人家讲，要分田到户喽，都是私干喽，我们都怪想不通的（笑）。（THU071030DJM）
如果说这位基层干部还是由于观念上的原因难以接受包产到户的话，也有另一部分农民反而是出于自身家庭受益的考虑，不愿接受包产到户。例如有些农民由于之前在生产队中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如喂牲口、搞运输的农民），因而缺少农业耕作方面的经验；还有一些农户家里缺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重劳动力，无力单独进行农业生产。
画面二
这是刚刚分地的时候，刚刚分到组的时候。冬天借地，第二年春干就刚分到组。然后旁人讲分到组不如我们就分到户，一人搞一块。都分掉了，就剩我们一组。……我们五六户啊，刚好遇到魏× ×和董××两个大困难户，他们不愿意分啊。那时候我们一个组，讲不分。不分就不分啊，然后我们就讲，那我们就在一块干啊。……怎么干啊？他们是困难户，没人干，老的老，小的小，男的还在外工作，没人干！都是些女的，怎么干？！（THU070205ZSD）
即便有的农民希望能够分田到户，私下纷纷议论“分到户那倒是好极了”，但在三十年的运动背景下，也少有农民敢在正式场合通过制度渠道表达自己的想法。
画面三
1979年冬天借的地，接着上面来人了，有人在我们村里面，那时候叫大队了，不讲村，在大队里面开会。就组织全大队群众开会。就讲，就讨论，现在已经春天了，借给群众的地，油菜和麦子都长得蛮好的。当时大概就是中央来个政策研究中心的人搞调查研究，在我们大队里面，到山南地界，开会，叫群众讲，是集体好一点，还是把田地分到户好一点。当时叫发言的时候啊，就没哪一个讲。但是不发言的时候，在开会之前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讲，分到户倒好极了。后来就是正在开会的时候就是搞记录的时候叫人家讲，人家就是不敢讲。他们那个工作组就是讲看到了，但是最后怎么记录的，不晓得。没哪一个讲签字，注名字，没哪一个敢干的（笑）。（THU090128DJ）
回到故事开头作为包干到户“第一家”的小岗村，已有的田野调查也指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并非发生在集体化控制最严格的时期，而是在当时安徽省委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凤阳县已经开始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背景下，一个自然而然“枝子发杈”的过程。十八户农民先是按照当时的农业政策一个生产队分为两组，接下来两组分四组，四组又分为八组——此时多是父子组、兄弟组，最后干脆从大家庭进一步分到各个小家庭单独核算。
画面四
刚开始不敢分，害怕，哪个队都没有分。就是分组，我们几家一组，像我们西头都是一组的。我们这儿原来是两组，你看那个水塔，就从那儿一劈两半，分成两大组，原来是这样分的。……分开干干又不管了（不行了，干不下去了），组里头还是有人想讨巧，出力不挣钱，出力咋着？……再分小组，又扒一下子，又扒一伙，我们东头三家一组，又按组分。我们三家，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就那也不行，弟兄也要分家啊。西头他们几家一组，原来是一个老坟的。原来是一个村，一个村扒两组，后来又分四组，还是一个队长。又干了一年、半年想想又分了，分到户。（PKU20060225YJL）
上述这些纷杂的声音和画面只是田野中无数鲜活叙述的区区数段，它们如同小岗故事的“画外篇”，是这个相对集中、完整的故事中没有被选入的素材。但也正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画面，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并不是简单、轻易、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饱含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现实中制度、观念和利益的束缚，由多重力量相互形塑、博弈而构成的。
在这些简单的叙述片段中，我们不难得到下面这样一些初步的印象：首先，改革之前的中国农村并不是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由于各种历史或社会原因，农民中一样会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其次，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过程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是一个相对复杂和持久的过程。在上述材料中我们看到农民提到了“借地”“分到组”等不同形式的过渡性政策，以及“中央政策宣讲队”对农民意愿的发动过程。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第三点印象：国家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并非如小岗故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只扮演了“被推动者”的角色，而是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到整个转变过程的始终。
可见，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第一步的中国农村改革并不能简单地被人们所熟知的小岗故事所完全涵盖，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重新回到对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的资料收集中去，通过那些散漫在田野中的口述材料，去重新建构出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第一步的中国农村改革究竟是在何种历史背景和现实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这种转变如何在国家和农民的复杂互动中逐步展开；以及这一重大变革给中国后续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