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江源是我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但在近几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三江源地区草地植被退化严重，已经使源头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并已直接威胁到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国家自2005年开始在三江源地区大规模实施生态移民和限制放牧等工程以缓解草地退化的局面，并逐渐恢复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三江源生态保护及补偿工作至今已开展十余年，源区草地植被和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态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问题，其中依赖草地资源而生存、三江源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主体——牧户的福利和发展是尤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牧户的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而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计划的前提是他们的福利不下降或得到科学合理的补偿，在补偿不到位或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牧户参与三江源生态保护行为将极有可能使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生活陷入贫困，这样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又容易挫伤牧户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影响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的效果。因此，研究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福利内涵及变化情况，以牧户福利得到改善为目标制定补偿标准和调整补偿机制，激励牧户继续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对最终持续推进三江源地区中后期的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和维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结合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千年生态系统报告的核心思想，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中人类福利的内涵，并对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在牧户福利优化的基础上核算了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的补偿标准，并以行政区划为界线提出了各县的补偿次序、不同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和不同的发展保护模式。

本研究结合森的能力框架探讨了福利的内涵，即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的自由选择和能力，而贫穷指可行性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利的下降。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将严重威胁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的福利）。关注强烈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贫困人群的福利，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才能激励生态保护的行为，进而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福利改善的双赢。本研究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的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参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移民和参与草地限制放牧的牧户为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生活、健康、安全、社会关系、环境、社会适应、自由、生活实现和幸福感等9项功能的状况，并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确定了不同层次功能的权重，认为福利各功能之间是递进关系，即低阶功能的实现会促进高阶功能的实现，最后分别评价了三江源移民和限制放牧的牧户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前后的福利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移民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失去草地使用权后导致收入下降，资源使用和参与环境管理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影响，移民以前在草地放牧生活中形成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被割裂使社会关系的支持功能下降，移民的生存技能未得到提升进而影响到了如社会适应、生活实现和幸福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牧户参与限制放牧后的福利水平略有提升，是由于牧户限制放牧后虽然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的下降，但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等各功能的提升使生活、健康、安全和社会关系、环境等各项功能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并且牧户使用草地的权益比移民受限程度小，牧户并未大规模迁徙因而社会适应能力受损不明显。可见，牧户参与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使其收入水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收入水平能维持日常的生活所需时，牧户其他福利功能的改善能使他们的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当收入水平下降显著，而牧户的其他生活能力未得到提高和其他福利功能尚不能实现时，他们的福利往往会明显的下降，生活甚至会陷入贫困。因此，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牧户的收入能力和自然资源产权承载的其他福利功能都是牧户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补偿过程中均应该被重视、被补偿，尤其应该在低阶福利功能（如收入）被补偿的基础上，关注自由和生活实现等高阶功能的补偿和提升。

本研究通过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均衡分析发现，要使牧户的福利水平不下降或改善牧户的福利水平，则必须提高补偿标准和减少牧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因此，在提高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更要考虑如何通过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提高牧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层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牧户的就业技能和可行性能力，让牧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帮助，通过非放牧式的生计方式转变和其他多种途径经营来获取经济收入，获得比放牧收入更高的收入才有可能逐渐带动牧户减少和放弃对草地的依赖与利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形成牧户的可行性能力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生态补偿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意愿和福利损失的基础上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界定利益相关方和区域的生态保护责任，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福利均衡，才能引导牧户实现主动参与式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人类福利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本研究基于三江源地区2002—2010年的气候因子数据，模拟了近十年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后的植被覆盖度（NPP）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核算了自2005年实施保护以后三江源各县的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增加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在2005—2010年表现出先缓慢下降而后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行为在逐渐产生效益，体现出三江源草地生态由降低退化的速度演变为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及改善的趋势特征；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在区域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恶劣和退化严重的区域草地生态恢复比较慢、保护效益增加值比较小，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甘德县，单位面积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086万元/平方公里，唐古拉山镇和曲麻莱县的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量分别为0.221万元/平方公里和0.637万元/平方公里，增加量最小；自2005年实施保护以来的5年中，三江源区每单位面积草地的保护效益增加值为0.902万元/平方公里，并拟将各县的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量作为激励三江源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奖励性补偿标准。

本研究分别计算了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因草地资源使用权被禁止或被限制而在实际和理论上损失的经济收入（机会成本）和各项参与成本。牧户的福利损失是理论上应该补偿给牧户以保持福利均衡的，三江源移民和限制放牧牧户实际机会成本损失分别为4.2846万元/户和1.6478万元/户；基于草地理论载畜量而核算得到的三江源牧户平均参与成本为3001.63元/公顷，平均机会成本损失为750.458元/公顷，由于海拔、草地退化程度和交通通达度不同，因而三江源各县的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补偿的过程中应该被补偿的参与成本内容和标准各不相同。

本研究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结合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的意愿，研究了他们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为避免使福利受损而应该获得的最小受偿意愿额度，并作为他们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保持福利不下降的参考补偿标准。研究表明，三江源牧户中约66.7%的牧户表示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牧户参与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至少不变或不下降是他们参与保护意愿概率提高的重要保障，区域工作机会较多、生计方式比较丰富和生态保护外部性认知水平高的牧户响应生态保护的意愿较高。可见，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促进生计多样化水平和提升就业水平，让他们的收入水平得以提高，是增进他们保护积极性的关键。三江源生态移民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受偿意愿额分别为1.2886万元/年·户和2.0566万元/年·户，限制放牧的牧户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受偿意愿额分别为0.6733万元/年·户和1.1431万元/年·户，移民因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中草地使用权被限制程度大（被禁止）和损失比较高，因此他们的受偿意愿高于限制放牧的牧户。

本研究以三江源的行政区划为界线，基于草地生态恢复效益和补偿效率计算了补偿优先度，结合三江源草地的生态退化恢复难度而划分了补偿区域的优先次序，并探讨了各区域的补偿标准和发展模式。将保护效益增加最明显和优先度最高的三江源杂多县、达日县和玛多县列为优先补偿区，这些区域通过生态移民来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而移民得到最高的激励性质的补偿标准，即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参与成本之和来补偿，同时应该参照移民的最小受偿意愿额2.0566万元/年·户；将保护优先度最低和恢复难度最大的唐古拉山镇、称多县和治多县划为重点补偿区，同样通过生态移民来保护，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和实施成本作为鼓励兼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并使补偿标准参照移民的WTA；将优先度次之的久治县、班玛县、曲麻莱县和玉树县列为次优补偿区，实施限制放牧，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机会成本之和来补偿牧户的福利损失，并使补偿标准参照限制放牧牧户的WTA，即1.1431万元/年·户；将保护效果疲软的其他区域列为潜在补偿区，可以在限制放牧的过程中适当发展绿色经济，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交易成本之和来补偿，以改善牧户福利和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三江源牧户福利优化为目标，提出了应该对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经济收入损失和各种福利功能进行补偿，并核算了三江源区域可持续的、激励性的补偿标准，以期通过提高补偿标准和实施差异化的补偿，在改善牧户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促进三江源保护区生态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在今后考虑如何提升牧户的可行性能力和加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并构建整个三江源源头和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解决补偿资金不足和实现福利均衡，是实现可持续保护和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