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互联网技术风险隐患

如果将社会生活划分为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是比较好理解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三者之间会形成相互适应的配套关系，三者间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较大改变，剩下的两个因素也必然做出相应的调整，直到三者重新匹配，社会才会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动荡后重新稳定下来。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工业技术的发展似乎一直走在制度和文化的前端，并因此引发了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以及我们一直提到的核危机等技术风险。前文中我们讲述了互联网在帮助人类应对种种风险时能够起到的正面作用，却没有进一步地揭示，它在这个对固有风险进行防范甚至解构的过程中，也必然对现有的制度条件和文化习惯形成挑战。固有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在对新兴技术方式的约束力上显得无力和滞后，新技术的破坏性作用得到体现，此间也必然引发出新的制度或文化上的风险，直到经过重重博弈达成新的平衡。所以说，新技术在解决旧有问题时总是显得游刃有余，因此才产生迷惑性，使人们沉醉其中而对新技术的破坏性和催生出的新风险熟视无睹。我们在为互联网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为人们提供的便利欢呼雀跃的时候，也一定要警惕同时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 即时性引起风险传播失控

许多学者都对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进行了研究，不论是技术风险还是社会事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互联网的即时性技术特征在第一时间揭露风险的过程中，也存在过度传播、引发风险传播失控的现象。事实上，绝大多数风险引发的物理性后果是通过媒介扩散成为社会性后果的：作为公众关于风险的信息来源，媒体总是站在事件和争论的前端，试图引导、把握甚至控制舆论的走向。那么，如果说媒体自身的观点存在偏颇，或者媒体在报道内容上处理不当，就很容易起到负面引导作用。这个时候，如果这种媒体是互联网，具备在短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的即时性信息传递效果的话，就相当于将负面作用在刹那间扩散到全社会。以前段时间知名音乐人左小祖咒发布遭遇强制拆迁的微博引发大规模网友声讨事件为例，作为一个微博名人的左小祖咒，以一条不足140字的微博简述了家中遭遇政府强拆的过程，在许多微博名人的带动下，这条微博迅速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群众在无声的声讨中进入一种类似狂欢的集体愤怒中，完全不接受来自官方的解释。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之后，关于食盐可以防辐射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并在人群中口口相传，引发抢盐风波。这些都是因为片面的信息传播过于迅速，导致人们在没有辨别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前就匆忙作出决定导致的社会混乱。

二 互联网上海量信息易导致风险信号被淹没、负面信息过度

数字化的好处是信息容量不断扩大，种种资讯无所不有，坏处则是将人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有人说，信息社会中，媒体要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信息传播者，而是信息的整合者，要为受众筛选、挑拣、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指导人们如何在信息海洋中获得自己真正需要的内容。也就是说，媒体的把关功能不断强化了。如此一来，关于风险的信号有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被淹没：其一，风险信号的发出者过于渺小，发出的信号过于微弱，以至于尚未到达其他人眼中、把关人手中，就已经被后面接踵而来的更大信息流覆盖了；其二，风险信号抵达部分受众，但因为主流媒体在把关过程中判断其新闻价值不足，而使之在极少数人的关注中湮灭了。近年来中国地震灾害频发，有一则关于地震的传闻是这样说的：民间有极少数爱好者自发组成了地震监测兴趣团体，他们成功地预测了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并将测得的数据提前公布到了网上，但是完全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注意。目前，笔者暂且无法判断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但我可以确定其描述的信息丢失现象却时时刻刻在互联网上发生着。

信息海洋的另一负面效应是可能导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一方面，受众在互联网上比较容易感知社会阴暗面，从理论上来说是因为负面新闻的确比较容易唤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许多新闻机构在传统媒体版面、时段受限制的情况下，也喜欢将未能刊登或播报的新闻放上网络，这样的新闻中负面消息的比重稍大。因此，在网络上，大大小小的暴力事件、食品卫生问题和击鼓鸣冤的个人案件总是层出不穷，有些引起了较大关注的事件还会被深度追踪、持续发酵，这些情绪累积起来，就有可能伤害到网民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某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总是会导致对大众情绪的过度消费，比如地震灾害中铺天盖地的悲伤情绪，实际上是不利于人们正确地帮助灾区和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的。

三 开放性容易引起风险恐慌或者风险麻木

开放性意味着言论的自由性，而我们说过，面对风险时，人类有出自本能的共识依赖心理，互联网上自由表达的意见很有可能不分正误地被公众接受，从而造成风险恐慌或者风险麻木。

风险恐慌，首先是源自于对专家团队的信任缺失，这种信任缺失我们已经分析过，主要是研究领域限制、专家间意见冲突、政治因素等原因导致了公众的不信任；其次是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言论未经判断就发挥作用，且和生活中的口头传播紧密联系，具有强大的社会辐射力。那么，当负面消息传播过度或感知到风险时，如果网上的言论过于杂乱，或者当时形成的主流意见有误，就会很容易造成从网上到网下的群众性恐慌。抢盐、抢口罩、抢板蓝根等哄抢行为，都是群众在过于开放的环境下被误导的现实事例。

进一步来说，人们多次经历了“恐慌—辟谣”的过程后就会产生信息麻木，即在不知道互联网上信息真假正误时一律在思想中自动过滤掉相关内容，并对某一些风险的发生习以为常。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对同一个接受主体而言，相似事件随着发生次数的增多，其新闻价值是不断递减的，甚至渐渐成为引不起什么波澜的一颗小石子。现在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关心，却淡定了许多，难道不是互联网上相关新闻过度传播后人们的一种逃避表现么？还有生活中日日听见于是习以为常的交通事故等。在传统媒体控制的时代，人们也会慢慢表现出对某一类风险的麻木，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某一事件引发关注后总会有大量相似新闻充斥，使人麻木得更快、更明显了。

四 个性化和关系化网络具有分裂公共领域的风险

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互联网上的关系也发生了从以信息为纽带向以关系为纽带的变化，这种特征的可能的负面作用是分裂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被分裂，一种可能是各种意见难以统一最后上升为非理性的对抗，另一种可能是不参与。由于主张不同、意见不同而产生的骂战，在网络上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这种非理性的对抗只能使参与其中的人获得生理快感，并不能为围观者提供任何精神营养，也无异于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公共领域的一种资源浪费。不参与的情况，要比非理性的争论更为严重。我们知道，网民很多，但真正热心公共事务的却不多。很多网友开通空间、博客、微博，也玩贴吧、社区，但通常是晒一晒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熟悉的人进行交际，或者关注一些不具有太大价值的娱乐八卦之类。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但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和扩展实在不利。应当这样讲，个人化、关系化的网络环境有更多娱乐化的表征，这种娱乐化损害了公共领域里的意义的发生。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互联网上极端个性化的环境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以及现实中人际关系的网络化、现实关系与网络关系的重叠，使得社会原本的连接纽带开始失效，班级、家庭、地域等“社团”的力量被削弱了。对虚拟世界的投入，多少是阻碍了我们感受生活本身的。

五 网络技术漏洞成为新风险

没有完美无缺的技术，技术也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只能说，某种技术的漏洞和缺陷一旦为不怀好意的人所掌握和利用，就会给他人、社会带来危害，互联网技术也是如此。当危害可能发生的时候，网络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风险。

网络技术漏洞引发的风险有许多已经现实发生过了。早在2000年时电脑病毒就已经开始肆虐，比如病毒可能使个人电脑陷入瘫痪、数据丢失等，现在人们采用种种安全软件和防火墙来抵制病毒入侵，安全技术的发展却始终无法超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速度，人们始终只能被动防御。比如黑客，利用计算机高级知识攻击互联网或未经许可非法访问他人文件，严重影响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安全，破坏了公共秩序。还有知识产权侵犯、洗钱等经济犯罪，宣传邪教、恐怖主义等政治阴谋……

当然，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还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些新技术引发的新风险，除了以技术对抗技术，难道没有更好、更实际的应对和解决办法？这实在是比旧风险更令人担忧的话题。

六 人与互联网主体间性关系中自我的迷失

人的异化，是互联网引爆的最大最危险的风险。它并不是完全由互联网技术导致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标准化生产的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人的机器化，使人们开始注意并反思这个问题。

人类失去自我的风险，在三个层面上发生。

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我们早就进入了个体追赶技术的时代，有时甚至个人已经完全被当作一种工具来对待。技术的创造，本意是解放我们的时间，但现实生活中有如此优厚的技术条件，我们却活得越来越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也是为了让信息流通更为通畅便捷，让人的生活更自由，可是现实情况是人被固定在电脑面前，非但没有减少工作，反而加大了工作量、恶化了工作环境。更严重的情况是，一些人开始用计算机设计出控制他人作业的程序，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一颗标准化的零件。因此，像波兹曼那样责怪“技术的侵略性”，是特别冷漠而真实的，我们为了方便社会管理而创造的种种工具，很多时候也成为我们自己的桎梏，而且这种关系要打破、替换起来相当困难，人们往往一边抱怨，一边屈从现实。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便捷的通信工具，我们却迷失了幸福感。互联网技术令人着迷，但沉迷其中却会使得人与人的交流难以深入心灵，将人从群体中剥离出来，并且把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贴心的纽带削弱了。在网上可以谈笑风生的人到了现实中却不一定敢大声讲话，在网上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回到家也许不知道楼下邻居的名字。技术发展的好处是有的，但并不能因此粉饰社会信任的流失、互助精神的减少。

就人与自己的关系而言，互联网剥夺了我们认识自己的机会。互联网的高速度，让我们“对文化进行快速消费”，技术正改变着我们思想的方式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学者所说的微博的思想碎片化、浅表化，更是整个系统思维、关照全局的能力的失去。何况，能力的失去之上，还有理想的失去，所谓技术对生产力的解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物欲极度膨胀的现象，给人设定出虚伪的“人生追求”，使人心甘情愿为物所奴役。

本质上来说，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也是具有自主性的。在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计算机、网络的过分依赖，互联网技术在生活中过分膨胀，其自主性渐渐扩大，慢慢获得了与人类平等的主体性地位。人和计算机形成的就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这种互为主体关系中，机器对人最致命的控制是在思想上，假以科学的名义，使人的思维也异化为程序化的操作过程，失去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能力。

此外，互联网的全球性还可能引发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风险。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在21世纪被奉为经典，他认为的文化冲突将成为新阶段各个国家和地区间主要矛盾的观点，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似乎已经得到印证。只不过，同样为网络的全球性所影响的还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新风险。简单来说，互联网上的商业诈骗是一种风险，恐怖分子通过网站发布恐怖视频、威胁信息等也是一种风险的激化。

总而言之，互联网技术的风险隐患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机制的失控导致的原有社会风险的放大或发生，另一类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新的风险。不论是二者之中的哪一种，本质上都是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所以解决问题的核心也就集中在我们所持有的理念上。我们需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习惯和形式，保留一些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东西，以保留我们对人类感性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不使权力和资本假技术之名，不使技术假科学和自由之名，不使外物戕害人类生存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