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族乐府活动主体构成分析
提要：代表着唐代文化高度繁荣的唐代乐府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许多乐府曲调来自周边民族，特别是西北地区。诗人、艺人、边将、使者、皇帝共同促成了这一繁盛局面的形成，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唐代 乐府 民族 主体构成
唐代有许多乐府作品来自周边民族，太常寺设有专门表演民族音乐作品的胡部，十部伎中有九部直接以周边国家或民族命名。据《通典》卷144“乐悬”条记载：“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一曰燕乐伎，……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其中《燕乐》是中原汉民族传统乐舞，除此之外，全部是周边民族音乐作品通过和亲、战争、进贡、自然流传等多种形式传入唐。从十部伎的名称上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周边民族主要来自当时的西北部。如西凉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龟兹是古西域大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安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一带，疏勒在今新疆喀仁噶尔及疏勒一带；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康国在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到底有哪些人促成了这些作品的传入，在其创作流传过程中有哪些人参与其间？学界尚无人对此专门论述。笔者经初步考察后发现，乐府作为宫廷音乐作品，其活动涉及面非常广，很多人都参与了乐府歌曲的传播活动。言其要者，主要有诗人、艺人、边将、使者、帝王五类人员。
一 诗人
曲辞是乐府诗的核心构件，民族音乐作品中同样需要汉语歌词创作，因此诗人是这些民族乐府创作第一主体。在这些诗人中有少数民族诗人，也有汉族诗人。
唐代少数民族诗人在乐府诗创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数人认为李白族属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元结、元稹则属北魏拓跋氏后裔。他们在唐代乐府诗创作中分别起着领导者的作用。李白提倡“古乐府”，元结作“系乐府”，元稹提倡“新乐府”，这些都是唐代乐府诗学中的核心概念。没有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唐代乐府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诗人在民族乐府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李白对来自边疆或国外的曲调很感兴趣，作有《高句丽》《舍利弗》《摩多楼子》《于阗采花》等乐府。其《高句丽》诗云：“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生动地描写了该舞蹈的服饰特征。《舍利弗》诗云：“金绳界宝地，珍木荫瑶池。云间妙音奏，天际法蠡吹。”舍利佛为佛之弟子，该曲应该是从印度经西域传入，诗之内容也是写佛界的庄严美妙。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李白对这些外来曲调很熟悉很喜爱。
又如元结《系乐府》中有《颂东夷》，诗云：“尝闻古天子，朝会张新乐。金石无全声，宫商乱清浊。来惊且悲欢，节变何烦数。始知中国人，耽此亡纯朴。尔为外方客，何为独能觉。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将学”，称赞东夷人反倒能够保全金石全声。
元稹新乐府中的《法曲》《驯犀》《立部伎》《骠国乐》《胡旋女》等都涉及民族题材。如《霓裳羽衣曲》就是来自印度的舞曲，初名《婆罗门》。《唐会要》卷33“诸乐”条云：“天宝十三载，《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玄宗特别喜欢这首曲子，但安史之乱后，《霓裳羽衣曲》逐渐散落，据记载元稹曾帮助白居易整理此曲。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诗云：
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眼前仿佛睹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图写出。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
根据诗中白居易“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和元稹“题作霓裳羽衣谱”等诗句可知，白居易多次为霓裳羽衣歌填词，作诗歌咏，甚为喜爱；元稹则亲自制作霓裳羽衣舞谱赠白居易，投其所好。总之，元、白在《霓裳羽衣曲》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活跃在盛唐和中唐前期的康洽更是一个以写作乐府著称的少数民族诗人。盛唐诗人李颀作有《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
识子十年何不遇，只爱欢游两京路。朝吟左氏娇女篇，夜诵相如美人赋。长安春物旧相宜，小苑蒲萄花满枝。柳色偏浓九华殿，莺声醉杀五陵儿。曳裾此日从何所，中贵由来尽相许。白夹春衫仙吏赠，乌皮隐杌台郎与。新诗乐府唱堪愁，御妓应传
鹊楼。西上虽因长公主，终须一见曲阳侯。
安史之乱以后，李端曾作《赠康洽》，诗中有句云：
黄须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流年恍惚瞻西日，陈事苍茫指南陌。声名恒压鲍参军，班位不过扬执戟。……同时献赋人皆尽，共壁题诗君独在。
根据诗题《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可知，康洽是进京向朝廷献乐府的诗人，他是“黄须康兄酒泉客”的少数民族诗人，所作“新诗乐府唱堪愁”，其乐府诗篇“御妓应传
鹊楼”，其诗作受到了广泛欢迎。他来到京城，游走于上流社会，与台郎、仙吏结交，所谓“平生出入王侯宅”，通过王侯贵主，向朝廷进献乐府，引起了玄宗的重视。多年以后，其乐府诗的成就使其“声名恒压鲍参军”，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独步一时。
康洽的这一传奇经历也被元人辛文房生动地写入《唐才子传》。传云：
洽，酒泉人，黄须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安，谒当道，气度豪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贵主之宅，从游与宴，虽骏马苍头如其己有。观服玩之光，令人归欲烧物，怜才乃能如是也。后遭天宝乱离，飘蓬江表。至大历间，年已七十余，龙钟衰老，谈及开元繁盛，流涕无从。往来两京，故侯馆谷空，咸阳一布衣耳。于时文士愿与论交。李端逢之，赠诗云：“声名常压鲍参军，班位不过扬执戟。”又云：“同时献赋人皆尽，共壁题诗君独在。”后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见矣。
可见康洽来自酒泉，一表人才，留着黄色胡须，具有典型西域胡人特征。他很可能来自康居国。当时来自西域的艺人多以康为姓，如康昆仑等。陈寅恪也曾据此考证判断说：“以洽之姓氏容貌生地年代及事迹观之，盖为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亦李谪仙一流人也。”可惜康洽乐府诗作没有一首流传下来。
当然唐代汉族也曾为民族乐府曲调写作歌辞。如《乐府诗集》载《婆罗门》曲辞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其实这是中唐前期诗人李益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唐后期诗人王建专门作有《霓裳词十首》，其一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散声未足重来授，直到床前见上皇。”说明王建对该曲的表演情况也很熟悉。
二 艺人
（1）艺人传授。唐朝社会开放，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吸引了众多少数民族艺人来到京城献艺谋生，而频繁的战争也在客观上加快了音乐文化传播的速度。正如王建《凉州行》有诗句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亦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旧唐书·音乐志三》云：“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从上可知，唐代战争等因素导致胡乐广泛流行，但可以想见其中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艺人的传授。
（2）艺人表演。唐诗描写饮宴娱乐场景中多见胡姬身影。如李白《前有一尊酒行》其二云：“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诗写胡姬跳舞。《醉后赠王历阳》: “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诗写胡姬唱歌。贺朝《赠酒店胡姬》: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章孝标《少年行》: “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这些乐府诗都是描写胡姬从事歌舞表演的情景。而有些少数民族艺人会到宫廷表演，初唐武平一《谏大飨用倡优媟狎书》记载了表演的场面：
伏见胡乐施于音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可见在宫廷音乐表演中，“妖伎胡人”参与其间。他们的表演非常大胆，或模拟后妃公主情貌，或直呼王公大臣名讳。《新唐书·武平一传》交代了这次武平一上谏书的背景：“后宴两仪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潮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 ‘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生动记述了胡人在宫廷表演的活泼场面。这些文献记载反映了少数民族艺人在宫廷从事音乐表演的面貌。
（3）艺人来源。参与乐府表演的少数民族艺人或是从民间选拔而来，或是由少数民族政权贡奉而来。《新唐书》“西域康列传”记载：“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元稹《胡旋女》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胡旋舞》从西域康居国传入，在唐代非常流行。《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开元年间，康居国曾向唐朝进献胡旋女子。外国在进献乐曲同时，往往连同乐工一起进献。如《旧唐书·音乐志二》云：“《骠国乐》，贞元中，其王来献本国乐，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一次进献乐工多达三十五人。
三 边将
边将在胡汉交往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身居边地，方便接触民族文化，在其欣赏民族歌舞的同时，也会想到把这些音乐作品献给朝廷，以取悦皇帝，博得封赏。
唐玄宗酷爱音乐，所以开元天宝年间边将进献音乐也最为频繁。《乐府诗集》《婆罗门》解题引《乐苑》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伊州》解题引《乐苑》曰：“《伊州》，商调曲，西京节度盖嘉运所进也。”《凉州六首》解题引《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这些在唐代非常流行的大曲都由边将所献。
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献《骠国乐》事在史书中记载得更为细致。《新唐书·礼乐志》曰：
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蔟，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钟，徵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阅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
十七年，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声曲不隶于有司，故无足采云。
边将韦皋先作《南诏奉圣乐》进献给朝廷，继而在贞元十七年逢“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韦皋于成都“复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将《骠国乐》整理后献给朝廷，演奏也“大抵皆夷狄之器”。而《骠国乐》也是同时期元、白等新乐府诗人喜爱并相与唱和的乐府诗题。
边将有时还会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战中，将民族歌舞作为战利品献给朝廷。如《乐府诗集》北周王褒《高句丽》解题云：“唐亦有《高丽曲》，李勣破高丽所进，后改《夷宾引》者是也。”可见《高丽曲》就是作为战利品传入的。《旧唐书·音乐志二》云：“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说的是边将侯君集平高昌收其音乐的事情。
边将有时还会亲自参与到胡乐表演当中。如《旧唐书·安禄山传》云：“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安禄山是阴谋家加野心家，为了迷惑玄宗，亲自跳《胡旋舞》。安禄山能作《胡旋舞》可能是从小习得。其母亲为突厥人，《胡旋舞》可能在传入唐之前就已经在突厥流行，安禄山从小生活在突厥，故能此舞。安禄山以《胡旋舞》迷惑玄宗，其发动的叛乱是唐人心目中难以去除的痛苦记忆。元稹、白居易都曾作新乐府讽喻此事。白居易《胡旋女》云：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音乐也许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野心家投其所好，可能借此实现其野心。
四 使者
如果说边将在传递民族乐舞的过程中不免采用战争手段的话，那么使者将民族乐舞带入唐则完全使用的是和平手段。唐在与周边民族交往过程中互派使者，这些使者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他民族乐舞带到唐。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初唐时期的武延秀带回《胡旋舞》一事。此事在《旧唐书·武承嗣传》中有清楚的记载：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将亲迎默啜女为妻。既而默啜执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还。神龙初，默啜更请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归，封桓国公，又授左卫中郎将。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数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武延秀作为使者到了突厥，谁知被突厥扣留。其间学会了突厥语，能唱突厥歌，能舞《胡旋舞》，回来后竟然靠此博得中宗安乐公主芳心，做了安乐公主继任驸马。可惜安乐公主弄权，武延秀积极参与其间，最终皆死于玄宗发动的政变当中。
使者带回其他民族音乐在乐府发展史上早有先例。《汉横吹曲》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曲经李延年加工而成的。《晋书·乐志》云：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横吹曲辞是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十二类乐府中重要一类，主要由汉横吹曲辞和梁鼓角横吹曲辞组成，部分梁鼓角横吹曲又源于汉横吹曲。因此《汉横吹曲》是横吹曲这类乐曲的源头和骨干，而其正是来自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曲。
五 皇帝
无论是边将还是使者，周边民族乐曲能够成为宫廷表演曲目，即成为“乐府”，其最重要的推动者当然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唐代皇帝乐于接纳少数民族音乐，这是唐代民族乐府兴盛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唐玄宗酷爱音乐，将音乐制作看作比做皇帝更有趣的事情，因此盛唐时也是民族乐府制作最为兴盛的时期，以至于宫廷乐府曲目竟然以胡乐作为主体。据《宋史·乐志六》记载南宋时姜夔所进《大乐议》云：
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
宋乐承袭唐乐，唐乐以胡乐为主。《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这些在唐代非常流行的大曲，都是来自边地的胡乐。
在唐代很多人认为就是因玄宗喜欢胡乐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如白居易新乐府《法曲》云：
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余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交相侵。
诗中自注云：“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玄宗虽雅好度曲，然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诸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深异之。明年冬而安禄山反也。”《新唐书·礼乐志》亦云：“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迷信，但在古人的观念中，音乐与政治有着天然联系，很多人对这种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唐代民族乐府不只上述这些。《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云：
在唐代，这种与边疆有关的曲调特多，仅《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中就有《辽东行》《渡辽水》《凉州》《伊州》《甘州》《渭州》《氐州》《陆州》《簇拍陆州》《石州》《盖罗缝》《昆仑子》《思归乐》《胡渭州》《戎浑》《战胜乐》《剑南臣》《征步郎》《叹疆场》《塞姑》《婆罗门》《镇西》《回纥》《长命女》《回波乐》等。这些虽然不都创于玄宗之世，但以玄宗世为多。
这些乐曲虽然不都是民族乐曲，但绝大多数来自周边民族，尤其是西北民族，而促成这些乐曲进入唐朝宫廷的正是像玄宗这样喜爱民族音乐的皇帝。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代表着唐代文化高度繁荣的唐代乐府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而推动形成这一局面的人员来自各个方面。乐府不是单纯的文学活动，它是一项音乐活动，文学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繁盛的唐代音乐文化建设中，许多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煜：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