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

周伟洲

 

提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弘农华阴杨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文献及出土杨氏墓志记载颇多。本文即以活动于北朝及隋初的杨氏家族成员杨文思的墓志为主，结合相关史籍及墓志，首先探索其家世与身世，论述其祖钧、父宽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茹茹）的关系；其次据《杨文思墓志》等资料，论述北周时今四川西北獠、獽、党项等族的分布及与北周的关系，以及今山西一带稽胡及其他胡族活动的情况；最后探讨杨文思为何让爵位于弟杨纪的“袭爵”问题。

关键词：《杨文思墓志》北朝民族 民族关系 袭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弘农华阴杨氏一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从两汉历魏晋北朝，至于隋唐，绵延不绝，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而为历代史家所瞩目，仅在中国史籍正史中就多有关弘农华阴杨氏一族活动的记载。自近代以来，由于有关弘农华阴杨氏家族成员的墓志不断出土，对历史上弘农华阴杨氏一族的研究更是绵延不绝。

关于墓志或墓志铭的研究，因墓志一般从古代墓葬中出土，铭文反映了墓主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看，其史料价值很高。自近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史家均十分重视对出土墓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与墓志相关的研究，首先主要采用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方法，对出土墓志进行整理、点校和初步的考释，其中包括对一部分墓主有记载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正史），则两者结合，互证互补。以上方式和方法应是墓志研究中最基础、最必要也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之一，在今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墓志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此，事实上，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相关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利用墓志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使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得以推进和创新。正如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及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推动了各代历史研究发展一样，中古墓志的研究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也是国内外墓志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做基础研究，或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大有裨益，两者也无高下之分，而是缺一不可的。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史学界进一步利用墓志进行综合研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视而不见，抓住墓志基础研究特别是墓志与传世文献对勘及其出现的一些问题，贬低或批评一些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认为墓志研究是在某种程度上“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提出希望“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古时期墓志研究中流行的 ‘史志对勘，以志证史、补史’的方法与庸俗化版的‘二重证据法’颇有暗合之处”，并提出要采用将墓志作为“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的新方法。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墓志作为新的史料进行录文、标点、考释、考证是墓志研究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史学分析、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上述对墓志的进一步综合研究，即是“墓志的史学分析”，两者均有存在的价值。至于所谓从墓志本身研究的“新方法”，也不过是墓志综合研究的内容之一而已，它决不能替代或代表整个墓志研究发展的方向或趋势。

本文选择出土的隋代弘农华阴杨氏家族中的《杨文思墓志》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此志，是因笔者从事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而《杨文思墓志》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北朝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内容，故欲在对“墓志”相关内容考释的基础上，阐释有关北朝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并附带对杨文思的家世与身世等一些问题做一些考证。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杨文思的家世与身世

《杨文思墓志》（以下简称《文思志》）出土时间不明，据王其祎、周晓薇编《隋代墓志铭汇考》（以下简称《汇考》）记：此志出土于今陕西华阴县，志石长86.5厘米，宽87厘米，铭文43行，满行43字，正书，有方界格，现藏于河南新安千唐志斋博物馆。又据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以下简称《专辑》）一书中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赵跟喜所撰“前言”所说，包括《杨文思墓志》在内的周隋之间弘农华阴杨氏墓志40方，系在洛阳古玩市场陆续访得。因此，上述《专辑》和《汇考》均录有《文思志》完整的铭文（见图一）。

关于杨文思的家世，即其族的世系及活动，已有王庆卫、王煊撰《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隋代弘农杨氏续考——以墓志铭为中心》两文先后发表。两文引《新唐书》卷71《宰相世系表中》及正史有关杨氏专传和出土墓志铭等，已梳理出隋代属杨氏“越公房”一支华阴杨氏的世系，并做了一些考释。因此，本文仅就以《文思志》为中心，对其家世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考释。

《文思志》记其家世云：“祖钧，魏侍中、司徒公、使持节、都督雍华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临贞文恭公。父宽，魏侍中、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周大将军、小冢宰、大御正、华州刺史、华山元公。”文思祖杨钧，《魏书》卷58《杨播传》有附传，传记其“卒，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华州刺史”。而出土的《杨钧墓志》则明记其在正光五年（524年）卒后，“可追赠使持节、侍中、司徒公、都督雍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临贞县开国伯”。志首还有“车骑大将军”衔。据《魏书》卷113《官氏志》“临贞县开国伯”仅第三品，《文思志》记钧为“临贞文恭公”，为从一品。两者爵位为何不同？查杨钧第三子《杨俭墓志铭》云：“荆恒雍华五州刺史、七兵尚书、行台仆射、侍中、司空公、临贞恭侯钧之第三子”，俭卒于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正月。也就是说，杨钧卒后，北魏追赠其爵为“临贞县开国伯”，到西魏时，因钧诸子之功，朝廷又追赠其为“临贞恭侯”（二品）；至隋代时又如《文思志》所记，追赠为“临贞文恭公”。

文思父宽，《周书》卷22有专传，《魏书》卷58《杨播传》、《北史》卷41《杨敷传》有杨宽简约的附传。其墓志未被发现。据《周书》本传记，杨宽在西魏、北周时，曾先后进爵“华山郡公”（正九命，即一品），封侍中、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正九命）、开府仪同三司，小冢宰，大将军（正九命）等。卒后“赠华陕虞上潞五州刺史。谥曰元”。因此，《文思志》所记父宽所任官爵基本相符。

令人感兴趣的是，传、志所记文思祖、父与北方民族柔然（茹茹）的关系。上引《杨钧墓志》记：“会茹茹内乱，旁黎播越，绥来观衅，事委深筭，遂除散骑常侍、假镇北将军、抚军将军，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怀朔镇大都督。”茹茹，又作蠕蠕、芮芮（南朝史籍），自号“柔然”。据《魏书》卷103《蠕蠕传》（此传系宋人据《北史》卷98《蠕蠕传》补）记：“蠕蠕（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据学者考证，柔然族源系“一个主要由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组成的多氏族、多部落的部族”。正如《南齐书》卷59《芮芮虏（柔然）传》所云，其为“塞外杂胡”。北魏天兴五年（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统一漠北，建立政权，自称丘豆伐可汗，与北魏长期征战。到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内乱，其可汗阿那瓌投归北魏，入朝洛阳，后要求返回漠北，朝议许之。二年，阿那瓌从父兄婆罗门杀阿那瓌族兄示发，众推其为可汗。在这种形势下，《北史·蠕蠕传》内记时任“安北将军、怀朔镇将”的杨钧上表称：“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同年十月，因婆罗门为高车击败，在凉州也降北魏，柔然众议迎阿那瓌。于是朝议如何安置阿那瓌：“计沃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苏独仑根场古城）、怀朔（今内蒙古固阳白灵淖圐囵村）、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乌兰不浪土城梁子）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明宗从之”。《周书·杨宽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时为怀朔镇将的其父杨钧及宽本人在正光二年末至三年初，护送阿那瓌北返的情况，内云：“属钧出镇恒州（治今山西大同），请从展效，乃改授将军、高阙戍主。时茹茹乱，其主阿那瓌来奔，魏帝遣使纳之，诏钧率兵卫送。宽亦从，以功拜行台郎中……”

接着，在正光四年（523年），爆发了以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为首的“六镇起义”，攻围各镇，杨钧战死。上引《杨钧墓志》亦云：“镇竖构逆，遂见攻围……公亲当矢石，婴城固守……以正光五年八月廿九日，遘疾薨于镇所”，志未直接云其战死。上引《周书·杨宽传》则记：“时北边贼攻围镇城，钧卒。城民等推宽守御，寻而城陷，宽乃北走茹茹。后讨镇贼，破之，宽始得还朝。”西魏大统三年（537年），时柔然阿那瓌复兴，东魏、西魏争相为婚好，西魏文帝迎娶阿那瓌长女，即后之魏悼后，而所派使臣即与柔然关系密切的杨宽。

值得注意的是，《杨钧墓志》内称柔然为“茹茹”，在拙著《敕勒与柔然》一书中，笔者详细讨论了柔然的称号问题。《北史·蠕蠕传》称“柔然”系其自号，“后太武（太武帝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后来柔然贵族投北魏者甚多，耻用“蠕蠕”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族称，而改为“茹茹”。拙著详细论证这一族称的改变时间大致是北魏后期，引证大同云冈石窟的《茹茹造像题铭》、北魏《元恭墓志》、《闾伯昇暨妻元仲英墓志》等。但这些资料只能证明北魏后期柔然贵族自己改称，而不能证明“茹茹”一名的改称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又罗新撰《茹茹公主》一文，引《杨播墓志》，考证“蠕蠕”改称“茹茹”，大致在北魏宣帝在位的最后六七年间（510-515年），为朝廷所认可。杨播葬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杨钧卒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其墓志明称柔然为“茹茹”，可见在北魏末年“茹茹”这一族称，至少也为社会上层所认同，为朝廷所认可。

此外，与杨文思家世有关的是，其父杨宽四子：文思、纪（字文宪）、矩（字文懿）、文愻皆有墓志出土。而除矩、文愻外，其余两人在正史中均有附传。这为研究周、隋越公房杨氏一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上引王庆卫、王煊撰《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隋代弘农杨氏续考——以墓志铭为中心》两文对此已有梳理和研究，不赘述。

关于杨文思个人身世，其传、志均有叙述。下面仅对《文思志》中一些有关其身世问题做一简要释解。《文思志》云：“后魏二年，时年十有一，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隋书》《北史》本传记文思十一岁前，有“在周”两字，误也，应以志“后魏二年”为确。“后魏二年”又为何年？按，南北朝文献中有类似的纪年，如《庚子山集》卷14《豆卢永恩神道碑》云：永恩于“后魏元年改封龙支县侯。三年，朝廷使大将安政公随突厥（讨）吐谷浑，归国”。安政公即史宁，此事《北史》卷60《史宁传》、《资治通鉴》卷166均系于恭帝三年（556年），则后魏元年当指恭帝元年。故文思志云“后魏二年”当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然而，文思生于大统八年（542年），十一岁当为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则志云“后魏二年”应为废帝二年。事实上，关于“后魏”的纪年，过去史家夏鼐、冯承钧先生就各执有西魏恭帝、废帝纪年之说，看来两者均可，但需参酌其他史籍而定。

又《文思志》记大业二年（606年）, “征授民部尚书，三年，授纳言，北斗南宫，喉唇切要。其年改授右光禄大夫，从新令也。新都例蒙给宅，特敕为公营造”。内云大业三年炀帝改官制之新令，在《隋书》卷28《百官志下》有详细记载，改授之“右光禄大夫”，为从二品；“纳言”如《隋代墓志铭汇考·杨文思墓志》附考所云：“乃避文帝父讳改以代 ‘侍中’职”；大业十二年“又改纳言为侍内”。文思在新都洛阳所营造之宅，上引《汇考》附考引《唐两京城坊考》卷5洛阳“宣风坊”安国寺下小注云：“寺在水南宣风坊，本隋杨文思宅……”则洛阳文思新宅，即在唐东京洛阳宣风坊安国寺。

二 《杨文思墓志》与西魏、北周民族及民族关系

第一，《文思志》记：“天和元年（566年），周赵王任益州总管，以公贵胄华宗，值王临蕃出牧，盛简僚佐，增荣府朝，寻教治武都太守。七年，十姓獠反，遣公随机致讨，应时克定。其年又命公将帐内三千，歼其余党，仍教治翼州刺史事。四年，西山党项、左封羌等逆命，公讨平之。五年，资中、武康獠，六年，隆山郡獠，又东山獽，恃险反叛，并公擒殄。”

周赵王宇文招，“保定中（561-565年），拜为柱国，出为益州总管”，天和元年其仍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任内，由其推荐文思任武都太守，武都治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志文中的“七年”，疑有误，因志文下有“其年”，后又有“四年”“五年”“六年”之纪事，一般志、传叙事，不会倒记；且文思传均记其任武都太守，讨十姓獠，复任翼州刺史，是在“天和初”。故志文中“七年”，疑为“七月”或“其年”之误。

志文中的“十姓獠”或“獠”（因此字带有蔑称，故以下改写为“僚”），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南蛮”之一种。关于僚人的族源，过去学者有谓出于古代的巴人者，有说出于骆越者。从僚人早期居地在今贵州、云南一带及其风俗看，其源于壮侗语族的骆越更近于事实。郦道元《水经注》卷20“漾水”记：“李寿之时（即十六国成汉李寿时，公元338-343年），獠自牂牁（今贵州贵阳东北）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可见，蜀本无僚，是十六国时从贵州迁入的。《北史》卷95《獠传》亦云：“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今四川卭崃一带）、笮（今四川盐源一带）、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据学者研究，到南北朝时，四川僚人总数不下三四百万。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宇文泰（周文帝）取梁、蜀之地后，基本上沿前代对蜀地僚人之政策。正如《北史》卷95《獠传》所记：“及周文平梁、益之后，令在所抚慰，其（僚人）与华人（汉族）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志文云文思镇压僚人的反叛，当属此种“压獠”的性质。天和元年（566年），文思镇压武都一带的“十姓獠”（非指只有十姓，表示众多僚人）。接着，这批僚人向南入蜀境，文思又率军三千追歼，故朝廷复任其为僚人众多的四川西北翼州刺史，翼州，治翼针（今四川茂县西北），始置于天和元年。志文所云之天和五年，文思所镇压的“资中、武康獠”、六年镇压的“隆山郡獠”的居地：资中，属周置资中郡，治磐石（今四川资中北）；武康，即周置武康郡，治阳安（今四川简阳东）；隆山郡，治隆安（今四川彭山）。以上诸郡皆在今成都以南、岷江下流一带，说明在北周时，这一带仍有众多僚人居往其间。至于志文中所记被镇压的“东山獽”，东山与西山相对，西山指岷山，东山当指岷山以东之山。獽（以下改为“儴”）也与僚人相似，为南蛮之一种。《隋书》卷82《南蛮传》序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迤，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上引《文思志》内记，“（天和）四年，西山党项、左封羌等逆命，公讨平之”。西山，如上述，指今岷山。党项为羌之一种，《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专传，其来源“应是汉魏后居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在文献中，“党项”一名最早见于记载的即是上述《北史》《隋书》的《杨文思传》。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三部分“散见资料编年辑录补遗”第一条即引《隋书·杨文思传》，依文系于周武帝天和元年。而《文思志》则系于天和四年，当以志为确。“左封羌”，据《隋书》卷83《附国传》记，附国（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或云吐蕃）“其东北连山，緜互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北周曾设“左封郡”，治今四川黑水东南色尔古。此郡内当为大、小左封羌主要聚居地。

综上，《文思志》的记载较之各书文思本传更为详确，可能志文引自杨氏家族谱牒。志所云天和元年至六年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及四川西部聚居着僚、儴及党项、左封羌族；其中僚、儴诸族的分布极广，甚至成都以南岷江下流等地均有。正如《文思志》此段后记文思转战之地：“岷江似带，峨岫（峨眉山）如眉，玉垒（指玉垒山，在今四川茂县）天险，铜梁（铜梁山，在今重庆合川）地绝。”众多的僚、儴族人多与华人（汉族）错居，并逐渐汉化。《隋书·南蛮传》序所说：“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编户齐民），不复详载。”

第二，《文思志》云：“（建德）六年（577年），寿阳人刘叔仁假窃名号，作校参墟，公随总管清河公战于塼井驿，在阵执之。其年，又随总管柘王谊破贼于鲤鱼栅。”《北史》《隋书》之文思本传记载略同。“清河公”即宇文神举之爵号，《周书》卷40《宇文神举传》记此事云其任并州刺史时，“所部东寿阳县土人，相聚为盗，率其党五千人，来袭州城。神举以州兵讨之”。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杨文思传》对其中“寿阳刘叔仁作乱，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之”一段，《校勘记》[五七] 引《周书·宇文神举传》及《隋书》卷30《地理志》等，认为文思本传的“寿阳”当为“东寿阳”（治今山西寿阳）。故志“寿阳”当作“东寿阳”; “塼井驿”“鲤鱼栅”应在东寿阳境内。刘叔仁称“东寿阳土人”，且姓刘，可能也为山居胡人。

至于志记之“总管柘王谊”，《北史》本传作“王谊”。上引《汇考》文思志附考云：“‘柘王谊’即 ‘拓王谊’，亦即王谊，《隋书》《北史》有传，然本传未言其赠姓拓王氏。”此说是。按，“拓”字中古时有三音：慧琳《一切经音义》卷52、卷82等云拓，他各反或汤洛反、他洛反，读作tuò；又云与摭同之，之石反，读作zhí；《集韵》拓，一读作达各切，一作摭（zhí）。又《隋唐·经籍志》云：“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王建《原上所居诗》: “古碣凭人拓。”此“拓”字读作榻（tà）。其中“之石反”（zhí）音与“柘”音同，故可互通。《北史》卷61《王盟传附谊传》记：盟，大统中“赐姓拓王氏”；《元和姓纂》卷19“拓王氏”条，记盟父罴赐姓拓王氏。王谊为王盟从孙，其沿祖姓拓王氏亦有可能。而王盟一族赐姓之“拓王氏”，祖籍为乐浪人，即高丽人也。

第三，《文思志》云：“宣政元年（578年），稽胡贼刘库历围乌突城，公共柘王谊破平之。其年，突厥代勤吐屯至三塠，公随总管清河公追破之。公髻发从戎，捐身徇国，赤狄白狄，执路子之婴儿；左贤右贤，走匈奴之老上。砂场空幕，羯虏弃其王庭；塞垣卧鼓，爟烽罢其边候。其年，检校朔州刺史、时伪齐范阳王……”

上引《汇考》录文一段中，标点似有可商榷之处：“稽胡贼刘库历围乌突城”，《汇考》将“刘库”作人名，欠妥，应将“刘库历”作人名，稽胡刘氏一般均为三字姓。“婴儿”亦为人名，系春秋赤狄联盟“潞子”之首领，应标出。“突厥代勤吐屯至三塠”, “代勤”“吐屯”均为突厥官号，不应将“代勤吐”作人名。“其年，检校朔州刺史”后顿号欠妥，应为逗号或句号。

志文记“稽胡贼刘库历”中的“稽胡”为北朝后期至隋唐活跃于秦、晋等地的“杂胡”。《周书》卷49、《北史》卷96有《稽胡传》。关于稽胡族源主体，中外学者对此有很大分歧。笔者认为，稽胡应是以内迁南匈奴五部后裔为主体，融合了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汉族）而形成的杂胡。它的形成大致在十六国末、北魏初，史籍中第一次出现稽胡之名是在北魏末；而山胡之名则早在十六国初期已出现。其分布地是：“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北）以东，方七八百里，种落繁炽。”此后，其分布地有所扩大。志文所说稽胡刘库历所围的“乌突城”，即北周曾置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乌突郡治所乌突，今山西临县西，在上述稽胡聚居区内。故王谊《北史》本传仅记此事：“汾州（后魏未置，北周改为介州，治今山西隰县）稽胡乱，谊击之。”则攻乌突城之稽胡即邻近汾州（介州）之稽胡。

志文记其年，文思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追击进入三塠（当在石州北）的“突厥代勤、吐屯”，代勤，应为“特勤”之异译，“吐屯”为官号。《通典》卷197《突厥上》记：“其子弟谓之特勒（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吐屯……”又《周书·宇文神举传》记此事云：“时突厥与稽胡连合，遣骑赴救。神举以奇兵击之，突厥败走，稽胡于是款服。”文思当系参加此役。

至于志文所记“赤狄白狄，执路子之婴儿；左贤右贤，走匈奴之老上”，是指春秋时，晋国击败赤狄、白狄之潞子联盟首领婴儿，西汉击走有左、右贤王的匈奴老上单于。以此两事赞文思击破稽胡、突厥之功绩。

第四，《文思志》记：“大象二年（580年），从元帅郧公讨尉迟迥，迥周朝密戚，位重势倾，见周氏天禄稍移，人谋咸改，招聚败军之卒，扇动亡国之民，毒流漳滏，祸延赵魏。高祖文皇帝奉上灵之征，从下民之欲，虽绍术僭强，凌俭放命，吕嘉终获，田横竟斩。贼帅万纫于勇、大莫干儁围逼怀州，公共大将军宇文述攻破之。”此段文记大象二年，周宣帝崩，宰相杨坚（隋文帝）辅政，有篡立之迹象。尉迟迥起兵，多有州郡响应。杨坚遂以郧公韦孝宽为元帅讨迥。此事正史叙之甚详，不赘述。

志文云文思从韦孝宽讨迥，时有“贼帅万纫于勇、大莫干儁围逼怀州（治今河南沁阳）”，文思与“大将军宇文述攻破之”。“万纫于勇”，应为“万纽于”氏，《魏书·官氏志》记有“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姚薇元撰《北朝胡姓考》云，勿忸于氏即万忸（纽）于氏，后改于氏，并引《金石录》卷22《后周延寿公碑颂跋》引《于列碑》云：“远祖之在幽州，世首部落。阴山之北，有山号万纽于者，公之奕叶，居其原趾，遂以为姓”。“据此，可知此族原居万忸于山，因山为部，复以部为氏也。”志文记“大莫干儁”，《汇考》杨文思志附考云：“‘大莫干儁’即李儁，见《隋书》《北史》之《杨文思传》与《宇文述传》。”此说是。按，《魏书·官氏志》记有“大莫干氏，后改为郃氏”；儁姓李，则“大莫干”当为李儁之赐姓。

综合第二至四点所述可知，西魏、北周时北方的民族众多，志中主要记有稽胡、突厥；而两朝官吏、将帅与皇室拓跋氏、宇文氏一样，多出身于北方胡族，加上西魏、北周的“赐姓”，使整个北方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呈现出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三 关于杨文思的“袭爵”问题

《文思志》及诸书文思传均记载，文思承袭父宽爵位时，让于其弟杨纪，并对此大加赞誉。如志文曰：“公承袭之初，让于弟纪，高抗子臧之节，遥想太伯之风，物议比之近代褚蓁矣。”《隋书·杨文思传》亦云：“文思当袭父爵，自以非嫡，遂让封于弟文纪，当世多之。”《北史》撰者李延寿于《文思传》后赞曰：“文思能以爵让，其殆仁乎”。出土的《杨纪墓志》记其“保定四年（564年），袭爵华山郡开国公，邑二千七百户”，据上引志传知，天保四年文思让爵于弟杨纪，原因是弟纪嫡出，自己庶出。

然而，上引王庆卫、王煊撰《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一文，详细考证杨宽四子生卒年，对照出土《韦始华墓志》《李淑兰墓志》，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是李淑兰不能生育，所以杨宽又娶韦始华为妻……据此，从时间上推断四人（即宽四子）当为韦始华所生……”这与上因嫡、庶出生不同而“让爵”相矛盾。

在辨明上述问题前，必须弄清《李淑兰墓志》所记李淑兰是否为杨宽的正室。《汇考》李淑兰志附考云：“此志所谓 ‘归于杨氏’，盖即前志之杨君名伟字文伟”。杨君志阙名，《汇考》此志附考认为志主为杨伟字文伟。按志文此杨君卒于大象元年（579年），时年五十九岁，如其归于李淑兰，而据其志称，其卒于开皇元年（581年），时年八十一岁，即是说，李淑兰比杨君大二十一岁，作为夫妇似不可能。因此，笔者赞同前引李献奇、周铮《北周、隋五方杨氏家族墓志综考》一文的考证，李淑兰应是杨宽之正室（前妻），则杨纪为李氏之嫡出。李氏志云其卒于开皇元年，而《杨纪墓志》云其在开皇元年“丁艰去任，寻即起复”，也正相合。虽然，李氏在44岁时才生了杨纪，但这也是可能的。而杨宽其余三子：长子文思、三子矩、四子文愻，皆为韦始华所生，为庶出；三子墓志，仅文愻志明确记载开皇七年（韦氏卒年）“母忧去职”。

又上引王庆卫、王煊撰《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一文还论曰：“文思让爵号于杨纪并非只是墓志所讲的孝悌品德，而是与北朝重嫡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联的。”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也正是文思让爵的理由。但是，也应注意到文思虽仅大杨纪四岁，然其从十一岁时，借父荫封官爵甚高，后一直战功赫赫，其袭父爵，朝野归心，然其主动让爵于弟杨纪，而非一般的庶出让嫡出袭爵，故受到朝野人士及史官之赞誉。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