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与启示

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点关注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构建合理的金融体系、实施合理的金融政策、发挥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经济学出现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系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并没有，只有在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中介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体现出一些关于金融发展的思想。

一 金融发展理论的起源：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关于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和争论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在产生以后的数百年内一直占据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地位。由于当时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时期，货币、信用成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银行的出现使资本的积累与流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理论界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价值决定等方面，其对金融业的研究也处于货币经济阶段。

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其主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并且他充分肯定了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方面，古典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以市场无摩擦和完全信息为基础，采取“二分法”的金融观，将金融简单地抽象为“货币”，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除了在瞬间起交换媒介作用外，其对经济不发生实质性作用。在传统阿罗-德布鲁研究范式中，企业和家庭是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除了市场这个联系纽带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中介。

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市场失灵现象增加，传统“萨伊定律”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现实。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塞尔（K. Wicksell）通过累积过程理论，首创货币经济理论，开启“货币均衡”和“商品世界均衡”关联分析，把货币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大、实质性影响，他向传统货币数量论和“萨伊定律”提出挑战，这结束了长期主导西方经济学界的“两分法”局面。他提出的市场机制的非完美性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奠定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尤其是《通论》，可以说是沿着维克塞尔的“货币均衡”论所创建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在维克塞尔的理论体系中，货币通过利率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首先影响相对价格体系，继而影响物价水平。但累积过程理论分析的是货币变化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说明货币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它还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

熊彼特（1911）首次将金融中介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强调了银行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认为银行是介于想要形成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企业家和具有生产手段的人们之间的中介主体，虽然其不能直接主导生产要素组合，但可以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熊彼特还强调银行的信用创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这个术语，但在事实上阐明了金融交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是后来麦金农和肖金融发展理论乃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Fisher（1930）发现在缺乏外部交易情况时，每个家庭的消费效用将会在两个时期间效用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内部“生产”边际转换率时达到最佳，但如果引入消费信贷会使家庭消费储蓄发生改变。这实际上凸现出了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作用，金融中介通过信贷活动会改变家庭的总效用。Fisher的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

凯恩斯在吸收维克塞尔关于货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认为市场交易不存在完全信息，市场摩擦是普遍存在的。利率在凯恩斯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引起利率变化，利率变化会影响实体经济。货币是非中性的，利率和货币供给量是政府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论”，凯恩斯货币非中性论思想是货币与经济关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一直是世界主流思想。受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影响，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无论在发达国家的战后恢复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我们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凯恩斯货币经济关系理论过分注重货币市场的作用，忽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产出之间的潜在关系缺乏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虽然金融行业的发展很迅速，但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化的金融理论，只有相对系统化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货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一直停留在货币、银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货币经济学也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分支，货币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金融变量。

二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这些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发展本国经济。因此，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一批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者，逐渐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重点研究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资金短缺，一些学者开始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格利、E. 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和罗纳德·麦金农为代表，他们先后出版了以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

格利和E. S．肖在1955～1967年先后出版了三本代表性著作，分别是1955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在以上的经典文献中，格利和E. S．肖建立了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和多元化金融机构为内容的货币金融理论，将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围在原有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进行拓展，将货币理论拓宽到金融理论，将银行理论拓宽到金融机构理论。另外，格利与肖还重点关注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发展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金融制度迈进，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金融业的基本功能，金融发展能够提高资金分配效率，提高社会生产投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

雷蒙德· W ·戈德史密斯1969年出版了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这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现象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质是该国金融结构发生变化，金融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发现决定一个国家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他在对比了世界上35个国家百余年的金融史料与数据以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建立了包括金融相关率、金融中介比率、金融机构发行需求的收入弹性、变异系数等指标在内的用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得出了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这为后来的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方法，其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受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影响，当时主流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集聚。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被视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认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加速资本形成。因此，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资本积累，但由于民众储蓄率低下，引进外资难度很大，所以很多国家由政府出面建立了国有金融机构，希望借此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资本匮乏的问题，但结果事与愿违，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迟缓，过多的政府干预导致金融业发展滞后和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E. S．肖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问世，被视为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形成。麦金农和肖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存在错误，政府对金融活动实施强制干预，人为压低利率，导致利率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资金短缺程度。一方面，它们在较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施利率上限，使实际利率成负数，降低民众的储蓄意愿，与刚性的借款需求对比，这使全社会出现资金需求大大高于供给，金融机构只能实施信贷配给，这滋生了腐败和资金投机机会，少数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或与国有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企业能获得资金，大多数企业只能寻求“地下”金融市场和高利贷，广大农民和小工商业者的贷款需求更难以满足，这导致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皆停滞不前，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抑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外汇市场严格管制，高估本国货币汇率，出现金融抑制。罗纳德·麦金农和E. S．肖提出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解除金融抑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深化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动态发展。一是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规模扩大。二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机制逐步健全。金融深化的关键是提高实际利率，放开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加强投资者和储蓄者之间的金融中介活动，改善投资平均收益和投资结构，并调节收入、储蓄、投资和就业四者的关系。

三 金融发展理论的拓展

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后，其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定金融政策和实施金融改革都运用该理论。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对金融与经济的发展提出新的见解，对罗纳德·麦金农和E. S．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1．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一代拓展

20世纪70～80年代，卡普尔、加尔比斯、马西森和弗赖伊等人对罗纳德·麦金农和E. S．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①卡普尔在1976年第一次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研究金融发展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价格稳定化模型，通过数字模拟货币当局降低货币增长率和提高名义利率这两种政策产生的影响，得出采取“提高名义利率”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要好于“降低货币增长率”政策产生的影响的结论。②加尔比斯在1977年发表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一种理论方法》，补充和修正了麦金农的“一部门模型”——基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分割的假定，认为欠发达国家存在落后低效部门和现代化先进部门，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来研究金融中介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果，并以此来研究欠发达国家利率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尔比斯认为提高存款的实际利率有利于减少落后低效部门的低效率投资从而增加现代化先进部门的高效率投资，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抑制使低效部门的资源无法向现代化先进部门转移，这导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是阻碍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把存款实际利率提高到均衡水平以上。③马西森在1980年发表论文《发展中经济的金融改革与稳定化政策》，研究在解除利率管制时如何破除名义利率上限。为避免金融机构在解除利率管制初期大量破产，政府应该“渐进式”解除利率管制。在社会公众的理性预期下，货币增长率与存贷款利率上限两项政策应该是“骤然变化”和“逐渐变化”的结合。我们首先应该提高存贷款利率使金融机构获得一定利润，其次把货币增长率降低到低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以下的水平，而且贷款利率变化比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化应该要快些。由于该研究是一个基于封闭经济环境的模型，马西森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发展中经济的金融改革与资本流动》，提出了一个开放经济模型，对自身的研究进行了拓展，认为名义存贷款利率的提高和实际汇率的下跌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与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观点是一致的。④弗赖伊在1978、1980和1988年分别撰写论文对麦金农和肖的模型进行拓展，运用数理模型对利率刺激储蓄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分析，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构建动态金融发展模型。他把实际经济增长率分为正常经济增长率和周期性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存款实际利率正相关。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通货膨胀率只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长期的通货膨胀会使实际存款利率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一代拓展在前人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吸收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建立了宏观经济模型，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模型的分析视野和政策使用范围，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实践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应用做了补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能盲目推行，其应该首先具备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的条件，这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二代拓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E. S．肖创立的金融深化理论及其追随者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实践，但该理论的实践效果不好，特别是在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其以失败而告终，这引起了经济学界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继续深入研究。另外，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来看，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没有体现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发展中不断得到改变，金融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1986年，Romer在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Romer和Lucas将金融因素嵌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二代拓展模型也在此时开始出现。

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二代拓展模型不再采用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基本假设，在引入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信息不对称和存在监督成本等一些与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相悖因素的基础上，从效用函数入手，重点解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这也通常被称为内生金融理论。①内生金融中介理论。Bencivenga和Smith（1991）在论文《金融中介和内生增长》中认为金融中介的重要功能是能够有效防范未预期的消费需求产生的流动性冲击，金融中介使得国民经济能从整体上有效管理流动性风险；Dutta Jayasri, Sandeep Kapur（1998）在论文《流动性偏好和金融中介》中提出，人们为了应付未来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而持有现金等流动资产，流动性偏好诱致了金融中介的产生。因为在金融中介形成以后，人们可以持有存款这种流动资产，而且存款比政府债券和现金在流动性服务上的效率更高；Leland H. E., Pyle D. H.（1997）在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与金融中介》中将金融中介看作“信息共享联盟”，可以低成本地搜寻和判别“好”的投资项目而且具有规模效应，为了降低搜寻信息的交易成本，金融中介应运而生；Schreft S. I., Smith B. D.（1998）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空间分离和有限沟通导致金融中介的产生，空间分离使当事人面临迁移风险，而迁移在发生时需要变现当事人持有的资产，为规避迁移风险，当事人需要通过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随后，Allen F., Santomen, Anthony M.（1998）从功能观、风险管理和价值增值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机构的内生生成。②内生金融市场理论。Greenwood Jeremy, Bruce D. Smith（1997）在论文《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中，认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运行需要固定成本，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市场交易能支付这个固定成本以后，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固定成本构成了金融市场形成的“门槛”。Boot Arnound W. A., Anjan V. Thakor（1997）在论文《金融体系构造》中认为金融市场在信息搜寻和汇总方面具有优势，这个优势使金融市场得以形成。

3．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三代拓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三代拓展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研究制度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①产权制度与金融发展。Stijn Classens和Luc Laeven 2003年研究认为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会减少公司的外部融资，导致公司不得已以次优的方式分配资源；Johnson, McMillan和Woodruff于2002年提出“产权与金融”的理论命题，产权得不到保护使企业家不愿进行外源融资，不愿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明晰的产权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前提；Daron Acemoglu和Simon Johnson 2003年在使用多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产权制度对金融发展十分重要。②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简称LLSV）在1998年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金融是一组合约，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界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投资者保护越充分，越有利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Levine, Ross（1999）研究发现有效的法律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金融发展；Demirgüc-Kunt和Levine 2001年实证研究发现大陆法系国家的企业外部融资障碍明显高于普通法私法国家的企业，这体现出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利于金融发展。③文化传统与金融发展。这主要强调宗教、语言以及信用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Guiso, Sapienza和Zingales 2000年从文化视角分析文化传统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认为市场主体之间的高信任度使投资者更多投资于股票而不是大量持有现金，其容易得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信用，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金融的发展。Stulz和Williamson 2003年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及语言习惯对法律执行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与金融发展有密切联系。

四 金融约束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理论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定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自由化速度太快而出现了金融危机，如1997年，泰国爆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不得不引起经济学家的重新思考。从经济学理论发展来看，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早期发展经济学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早期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金融深化理论就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整个理论思想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主体行为最优化”的假设基础之上。其在政策上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主张自由竞争，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主导的政策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而会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出现，重构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其理论思想建立在“市场非出清”和“工资粘性”的假设之上。新凯恩斯主义在金融政策上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修正金融市场的失灵，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发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导致市场化金融政策难以有效执行，这需要政府出台权威制度以保证市场作用机制的发挥。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实施市场准入限制，直接对市场竞争进行必要性管制，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既防止出现金融压抑的危害，同时又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调动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压抑只会产生租金转移，租金机会的“创造”与租金转移是完全不同的，金融约束为民间部门尤其是为金融机构创造租金机会，使竞争性的活动出现递增的收益。在政策上，金融约束理论主张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资产替代，限制银行业竞争。

五 金融发展理论的启示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发展理论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早期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即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问题争论很大，甚至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本书的研究无意介入这种争论之中，我们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金融发展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真正形成并获得了很大发展。从前文我们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的梳理和评述中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进行提炼以后就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从金融抑制理论到金融深化理论再到金融约束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金融发展理论有不同的主流思想和观点。

本书重点研究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成长模式，重点关注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应该如何成长壮大。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信贷支持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成为各方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并不具备货币中性的条件。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在前期的成长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帮助农村小型金融组织成长的系统性思路、方针和政策建议。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在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让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在未来能够健康成长，并真正发挥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本书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思路展开的。从金融发展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成长需要逐渐打破金融抑制，这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通过简单的自由化和放任竞争来实施金融深化是完全不行的。金融约束理论为农村小型金融组织成长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和方向，但金融约束理论只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居民创造获取租金的机会要具体落实到农村小型金融组织的成长中，这是比较抽象和困难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具体政策落实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展开，特别是需要结合农村金融理论的研究。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农村小型金融组织成长不仅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经济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宏观层面的社会性问题，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需要吸收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及精髓，结合农村金融领域的相关理论和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