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生命叙事、疗愈与培力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台湾乐团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唱的那一首《小时候》，歌曲讲的是青峰与父亲的故事，歌中他回忆着小时候与父亲的一些生活片段，讲述与父亲的关系和对父亲的看法。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
好难跟他说心事
小时候/每个周末
爸爸都会骑着车
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
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
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
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
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
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
爸爸突然叫住我
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你……要加油喔……
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
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
录下了DEMO/这样放给他听
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
我们的脚步很轻快
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
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
我们的距离被拉开
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
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
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柔软
放下了父子的身段
知道时间太晚/不要躲/不要散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
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当我仔细回想/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
是你载着我/叮咛我
要我抓牢你身旁/安心在你背后飞翔
记忆中/我们的一切
随着你老去的脸/成为永远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产生一丝伤痛的情绪。听青峰和他父亲的故事，我不禁想起我父亲。不禁问：怎么在大部分华人家庭，父子的关系和互动都会是这样的呢？不是没有爱，却常常有一种无法彼此理解的痛，只有到某一天、某一刻，我们才发现自己就是父亲的某个部分，切割不掉的部分。
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像父亲，也许说心底有一种排斥去像他，不喜欢他的严肃、沉默寡言、有时突然爆发的脾气……
父亲在我到香港理工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就因为急性肝炎去世了。往后的日子，我一点点地发现他，发现我原来是如此像他。有一次，因为我家卖房子的缘故，母亲在收拾房子的时候翻出了父亲的一些遗物。那一天，我正在家工作，母亲敲我房门，递给我一个鞋盒，说里面是父亲生前的东西，让我来保管。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些父亲在内地工作时的工作证和照片，还有他在军队退役的证明。细看证明的内容，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的政委在给他一些好评之后，还给他提出了一点儿批评，那就是“爱打扮，有小资情调”。哈哈…… 这不就是我父亲吗？他真的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要求，每天都要穿得美美的，甚至在家的时候，当有客人到访，他都必定要穿得很整齐。还记得，他年老的时候，因为脸上多了皱纹，拍照时都不喜欢拍大头照，每次都让我们站远一点儿。我常在想，什么样的家庭造就了他这样的特质呢？
在盒子里，我还发现一些笔记本，打开一本看了一下，也把我吓了一跳。里面细致地记录了一些明细账，哪年哪月哪日，我姐从美国回来，给了他多少钱，还有哪年哪月他给了我哥多少钱等，非常清晰。“不愧是会计出身”，我心里冒出了这句话。
翻阅父亲的遗物，我思潮起伏。在回忆父亲时，我突然间意识到，那不就是我吗？爱漂亮、爱整洁、做事细致，通通都是我的特质，原来我跟他是那么像。
你认识每个部分的自己吗？你爱自己的每个部分吗？你是否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问一些属于自己的问题呢？
当我们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寻问自己生命的每个部分时，过去的回忆会渐渐涌现，一个人生命的形成与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生命从胚胎着床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故事，“生命即故事，故事即生命”（life as story, story as life），说故事就是一种生命的展现。
生命叙事
每一个叙事都有关过去与回忆。台湾学者余德慧和李宗烨讲过这样一段话：“人所说的童年往事，只不过映照着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与所谓的过去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过去’永远缺席。既然如此，那为何人还是不停地叙说往事？我们要如何看待‘历史的过往’？……过去不可能再现，它只是以‘作为某事’（being as…）的方式带入语言。往事只有在以情节化的方式被说出才能显示它曾经发生过。人在现在所说的往事，对于过去只是一种类比，类比既包含了相同，也涵括了差异。换句话说，人所说的往事并非是过去如实地重现，但也不是毫无意义地随手可抛，而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观点、某种隐喻。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放下了以为‘过去是实在的实体’之实体论或表象论（过去可以被复制表象出来），我们认为人说的往事是他现在之光循着故事的方式照亮了混沌的过去。”（余德慧、李宗烨，2003: 200）
这段话把叙事的内涵讲得非常清晰，我归纳为叙事的社会性、叙事的政治性、叙事的疗愈性。
叙事的社会性
叙事虽然是讲个人的生命故事，但这些个人的故事却不是孤立和与他人无关的。其实每个人的“自我”的形成，都是在与他人相遇和互动中形成的。就像周志建所说的：“‘自我’其实是在一次生命的遭逢与经验中，靠着自身与人们、社会、际遇的互动，逐渐‘长’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得透过‘关系’，透过‘他者’的映照……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人与社会互动、对话、行动中长出来的东西。”（周志建，2012:83）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自我是社会建构的。所以，一个人的故事，也是社会的故事。
虽然叙事强调个人经验和差异性，但个人的经验并非完全抽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个人与他人都有重叠（overlap）及不重叠的时间、共享的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因此，个人的生命故事亦可以反映其所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从不同的故事中，我们亦可以了解个人与大历史之间互为交错的关系。那就是说，大历史如何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个人又如何回应历史的变迁，如何与历史角力交涉（negotiate）从而创造自己的生命空间。
每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除了与大历史分不开之外，与家庭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生命历程分析就是要我们看见个人生命历史线索（individual time）与家庭历史线索（family time）和大历史线索（historical time）相互交错的关系，以更深地理解个人生命形成的路径与脉络（Hareven, 1982）。从故事者自我述说的故事中，可以了解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生命历程。从她/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个人经验有关而被忽略的生活范畴，明白构成不同生命历程的多种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例如，社会行动者所处的政治经济脉络、家庭生活、社会关系、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打算等，都形塑着不同的生命历程。
叙事的政治性
声音是有政治性的，说话代表一种权力。社会上，说话的权利被有权力者占据，弱势者的声音常常被隐没，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或者被代言着。
像福柯（Foucault, 1980, 1988）所言，主流话语的建构是权力的运作，它是一种压制与暴力。权力通过知识和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建构出主流的文化价值，带出好坏对错的论断，形塑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主观性，subjectivity），使人们接受主流社会的意识和价值，接受现时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安排。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人们自愿接受某种特定的思考和行动模式，不仅仅自我要求改造、驯服于规训，更主动要求社会上的其他各人也同样思考和行动。当我们无法做到社会价值标准时，就会被排挤，就会感到羞愧（恐惧），觉得自己很糟糕。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不如意和伤痛，是因为活在众多偏见的压迫中，这让我们活得很辛苦，喘不过气，不得翻身。
长期以来，农民被建构成无权势者和失声的群体（Marx, 1987; Gorky, 1987; Fanon, 1987）。在学术或者一般的论述中，农民都被看成被动的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所赋予他们的要求和意识形态。他们没有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说话。主流话语不断地形塑着农民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当她/他们接受别人赋予自己的身份标签来否定自己时，就会觉得无力，觉得改变不可能（古学斌，2003）。
说故事是一种发声，它是一种声音的政治。叙事提供一个途径和空间，让弱势群体发声，讲述自己的历史、生活经验以及对现时生活光景和未来的看法。叙事是一种走出来（come out）的行动，通过说故事，我们有机会揭开主流叙事的压迫内幕，看见自己（与他人）如何处在这脉络当中的艰辛与生存的力量。说故事的过程也可以达到赋权（empowerment）的功效，它让我们产生力量，让我们的改变变得有可能。叙事可以释放主流论诘（mainstream discourse）以外的声音，发掘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让每个小人物重新拥有发声的权利，挑战主流的话语和文化的宰制。透过聆听个人讲述她/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大历史以外的多元声音。
叙事的疗愈性
叙事也是一种自我探究和疗愈的过程。每个叙事者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都有机会重拾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用叙事治疗的说法，说故事是一种再说（re-telling）和再经验（re-experience）的过程，说故事帮助我们转移视角，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产生新的意义（White, 2007）。像周志建说的：“当讲故事得以‘再经验’时，就会帮助我们找到过往创伤经验的‘新意义’。意义是重要的，人是一个有意义的动物。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白白发生的，每件事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意义。我们需要找到意义，生命才能往下走。但这个意义不会自己跑出来，它必须透过叙说与重新理解，当我们‘反复叙说’（telling and re-telling）时，意义才会现身。找到意义，生命就有了出口，伤痛就得以疗癒，于是我们就得以从旧伤痛中脱困，释放自己，生命不再拉扯。”（周志建，2012: 79）
说故事也是“认回”自己的过程，当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就不再用旧眼光看待自己。说故事，是一种“转身”，自我看见，一种反身自照。当我们“再说”故事时，我们开始以新的观点、角度，来看待过去、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叙事过程中，我们看见人的社会文化脉络，明白什么形塑了今天的自己。当过去的经验有机会被‘翻新’，并带出‘多元’而非单一的新诠释与感受，也就是叙事治疗所说的新的故事版本时，我们对自己与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学会以爱与慈悲来看待生命，也让我们开始拥抱自己与别人的痛与软弱。因为拥抱，我们变得柔软，这种拥抱具有疗伤的力量，让内心的伤痛得以消融。
在国外，叙事常被应用在长者服务上。长者通常在退休后便被视为无用、等死的人群、社会的负担。长者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亦感觉缺乏能力，加上身体多病，缺乏家人照顾，倍感孤独。在叙事访谈中，长者们有机会讲述自己过往的历史，重新发现自己年轻时的辉煌和精彩，在重拾过去中重拾信心。例如，有的长者回忆参加“二战”的经历，当讲述到自己曾经为国家出力、做过很多伟大和有意义的事情时，突然间他们的脸上发出了光彩，重新找回了自己，重获了自信，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用的人（Thompson, 1988）。这就是一种再说和再经验、认回自己的过程。
我的公益路——书写、培力与成长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开始，不管这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但的确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大量民间公益组织，培育了许多公益人。这些组织和人许多在2008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英雄人物的介绍在地震过后是海量的，学术文章的发表也是不缺的。但是，除了小部分被塑造的英雄人物和名人之外，我们发现那些曾经参与灾后救援、服务、重建的公益人的声音缺少有人聆听。我们作为侧身学院的行动者，亲身参与过灾后重建的工作，面对我们前线的工作人员，能够深深体会他们的艰难，感受他们的痛苦和挣扎。我和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支持这些有心的公益人？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好地陪伴他们往前走？如何使这些年轻的生命能够长出力量，更有韧力地在公益路上走下去呢？
我曾经在贵州山区用叙事方法做苗族妇女的发展工作，真正体验到“说故事”的力量，妇女在参与讲故事的过程被充权，形成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也曾经跟研究生一起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生命的养成与家庭、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有的通过叙事更加明白自己，从而与自己和解，活得更加轻松；有的更加明白家人，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有的因为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变得更有力量。我们这群人因为彼此生命故事的交流激荡，关系更加亲近，成为互相陪伴和支持的力量。
因为看见叙事的力量，我们决定编织一个灾后行动学习网络，鼓励这一群参与灾后重建的公益人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希望大家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中，能够与自己对话，重新梳理自己的生命故事，认回自己，明白自己踏上公益路背后的动力。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勇气面对过去，处理积压的伤痛和问题，找到生命中的出口，得以疗愈，更加有力量地往前走。另外，我们也希望彼此生命故事的交流，能够让这个群体抱团取暖，更加团结，形成一个彼此支持、彼此学习的社区。
这本书我编写得非常艰难，不是处理文字上的困难，而是如何面对一段段让人动情的故事、承载一个个厚重的生命，纠结于类似苏珊·桑塔格（2004）所言的旁观他人之痛苦时在道德上的责难。阅读每一个故事，仿佛就在与作者对话，从他们的生命故事，我看见了公益人在投入灾后重建过程中体现的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也看见了真实的人在现实中的危险、迷惑、困顿及挣扎。他们的故事让我体悟人生的意义、存在的底蕴及为人的价值，理解Kleinman（2006）在What Really Matter（中译《道德的重量》）一书中要探索的人类在晦暗不明、惊涛骇浪的社会变动之际、在危险和不确定的人生中和在灾难面前仍能实践的真实道德（moral life）是什么？一种超越地域性并能引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是什么？
希望每位读者不要轻看这里每一个厚重的生命故事，期盼你们在阅读之际得以看见人性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也同时找到你生活中前进的动力。
参考文献
古学斌，2003，《发展中的“他/她者”：中国农民社会边缘性的形成》，《华人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政策研究中心。
苏珊·桑塔格，2004，《旁观他人之痛苦》，陈耀成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余德慧、李宗烨，2003，《生命史学》，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建，2012，《故事的疗愈力量》，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Fanon, F.1987.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of Our Time, ”in Teodor Shanin edited Peasants and Peasants Societies: Selected Reading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in C. Gordon（edit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oucault, M.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Gorky, M.1987. “The Barbarians, ”in Teodor Shanin edited Peasants and Peasants Societies: Selected Reading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even, T. K.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einman, A.2006. 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1987. “Peasantry as a Class, ”（pp.331-339）in Peasant and Peasant Societies, edited by T. Shanin.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Thompson, Paul.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 M.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