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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与牟利企业：来自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考

刘世定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第13卷

第3～19页

©SSAP, 2017

摘要：本文着眼社会企业与牟利企业的关系，以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何以可能为主线，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探讨了一组相关的问题，包括：双目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何以可能、价值目标不完全被社会认可的双目标企业如何得以生存、竞争企业群内无规范保障的社会企业是否会被牟利企业排挤、社会企业是否会跌入软预算约束企业的陷阱、社会企业经营者对社会价值目标追求的稳定性具有怎样的辅助激励、社会企业是否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怎样的产权结构使社会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社会企业的发展可能对牟利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关键词：社会企业 牟利企业 双目标企业

一

自20世纪末期以来，社会企业话题受到实践者和学界日益增多的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应然、规范性的，实然的理论研究还十分缺乏。本文试图从经济活动中常见的牟利企业的分析入手，以此作为参照，梳理、提出若干和社会企业的性质有关的理论问题。

为了方便展开后面的讨论，有必要对社会企业的特点有一个基本把握。然而，文献阅读使我们看到，“社会企业”的概念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尚存诸多歧义。

在实践中，根据Ridley-Duff与Bull在2011年出版的《理解社会企业：理论与实践》中的梳理，欧洲社会企业和美国社会企业有不同的起源、发展脉络和内涵。欧洲的社会企业根植于合作社，并以合作社制度为其主要的组织基础；而美国的社会企业则根植于慈善传统，以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制度为其主要的组织基础（参见于跃门，2014）。这两种组织制度基础虽有共同之处，但差异是明显的。

在学术研究中，有关社会企业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Hor-ton认为，只要融合了商业与社会正义双重净收益的企业就是社会企业；Jeffrey Robinson认为，社会企业是以社会使命为目标的营利企业或具有获利导向的非营利企业；Emerson认为，社会企业是那些可以接受更大风险或降低金融利润以追求社会及环境价值的组织，因此也可以称为双重或三重净收益企业、非营利产业化企业、具有社会使命感的营利企业等（参见汪浩、翟本瑞，2014）。

尽管学术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对于以下特性似乎争议不大：社会企业既追求某种社会价值目标以使某些社会问题得以缓解，也追求利润以保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即如果较多地实现社会价值目标将较少地实现利润目标，如果较多地实现利润目标将较少实现社会价值目标。这种替代关系的存在对社会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如果两个目标之间是完全互补的或正相关关系，即利润获得越多，社会价值目标实现越多，那只需要传统的牟利企业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以特殊的社会企业来发挥作用。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从双目标企业开始，逐步提问，以思考和社会企业有关的理论问题。在即将讨论的若干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中，我们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何以可能？

二

1．问题一：双目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吗？

前面讲到，社会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同时追求某种价值目标和利润目标。这种形态的企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企业在实现其盈利目标时进入的是竞争性市场，那么是否会被该市场中追求单一利润目标的企业排挤？提问的理由似乎很清楚：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追求单一利润目标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利用更多的利润可以更好地进行企业的技术提升、组织改善等活动，从而把在利润获取上居于劣势的社会企业排挤出竞争性市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拟直接回答，而是首先讨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双目标牟利企业模型。这个模型给我们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框架。需要预先说明，我们所说的牟利企业并不等同于利润最大化企业，而是可以追求（但不一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按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理解，牟利企业不可能是双目标的，而按照我们的理解，牟利企业与双目标追求可以相容。

和经济学的以货币利润为单一目标的企业模型不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有的经济社会学者建构了双目标的牟利企业模型（刘世定，2011: 153～159）。这个模型假定，牟利企业的具体目标是双重的，包括：①货币利润；②关系建立和维护的净收益（简称关系净收益）。企业则在双重目标的权衡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为：

式（1）中，Ui表示企业i的效用，π表示企业i取得的货币利润，R则是该企业的关系建立和维护的净收益。

我们借助图1来说明企业在双目标权衡中的效用最大化决策。

在图1中，纵轴表示利润（π），横轴表示关系净收益（R）, π0到R0间的直线为预算约束线，U1, U2, ……为企业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组。凸向原点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组表示企业在货币利润与关系净收益的效用评价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利润与关系净收益间权衡的双目标企业的效用最大化均衡点，位于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处。该均衡点对应的利润水平为π1，关系净收益为R1。如果企业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它将获得的利润为π0，高于双目标企业获得的利润π1。纵轴上π0和π1之间的距离表示两类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即期利润差。对双目标企业来说，虽然即期获得的利润水平较低，但却得到了关系净收益。

在存在竞争的条件下，双目标企业会被单一利润目标企业驱逐吗？答案是：不会。之所以不会，重要的原因是，单一利润目标企业比同时追求关系净收益的双目标企业有更差的周边社会环境，而周边社会环境影响着企业的长期生存和获利，因此单一利润目标企业在持续获利方面并不占优。

与上述模型同构，有研究者建构了一个既追求利润，又追求某种社会价值目标的社会企业模型（那威，2014）。社会企业经营者的效用函数为：

式（2）中，SVi为社会企业经营者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

为便于比较，我们将社会企业决策模型用图2加以描述。与图1不同的是，在图2中，横轴表示的是企业追求的社会价值（SVi）。与图1相同的是，社会企业因为追求社会价值，而放弃了某些即期利润。

与上述对双目标企业的阐述同理，如果社会企业所追求的社会价值能优化企业的获利条件，那么这样的社会企业就不会被单纯的牟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排挤。当然，并非社会企业所追求的任何社会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能优化企业的获利条件。这和社会价值目标的性质、其实现所依赖的社会群体、其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有关。因此，一概判定社会企业不会被单纯的牟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排挤显然是不正确的。这里将引申出社会企业生存的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加以讨论。

2．问题二：价值目标不完全被社会认可的双目标企业可能生存吗？当着眼于社会价值目标和利润具有替代性的理论模型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贝克尔曾研究过的歧视型雇主模型正是这样一个模型，不过其“社会价值目标”即社会歧视，不具备普遍的社会认可程度。而研究贝克尔歧视型雇主模型以及衍生出的问题，恰好可以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价值目标不完全被社会认可，那么这样的双目标企业可能生存下去吗？

贝克尔将歧视界定为一种个人偏好，具有这种偏好的个人宁可放弃一定的物质收益，也不愿意和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打交道。例如，即使有色人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白人不分高下，即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低的价格，一个歧视有色人种的雇主宁可放弃一定的利润，也不愿雇用数量较多的有色人种工人。歧视型雇主模型就建立在这样的歧视概念基础上（Becker, 1957；桑那托斯，2000）。

歧视型雇主模型受到了和前述双目标企业类似的质疑：既然歧视型雇主因其偏好放弃了更多利润的获得机会，那么，如果他们遭遇非歧视型雇主的企业的竞争（这些企业不会因为歧视而放弃部分利润，从而可以积累更多的发展资源），岂不是会被排挤掉？按此逻辑，歧视型雇主的企业应该是短命的，但是现实中，歧视型企业为何又曾长期存在？此间的道理是什么？

阿克洛夫从群体规范的角度对这一质疑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如果歧视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习俗或规范，那么不遵守这一规范的人就会在该群体中付出声誉代价甚至被逐出，这对他们将构成损失。这样，在一个遵循社会歧视规范的群体中，某些非歧视型雇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虽然在短期内能得到较高的利润，但是却要付出声誉代价和被驱逐出去的风险。当对这一群体中的成员来说，声誉的损失和被驱逐的损失足够大，那么遵守歧视规范的行为就会持续下去（阿克洛夫，2006: 35～50页，79～88）。

关于歧视型雇主和非歧视型雇主间竞争的讨论，就直观的内容而言，似乎和本文意欲讨论的社会企业与牟利企业的关系无关，但其内在的逻辑却有重要关联。它不仅如上所述，涉及追求利润和某种社会价值（这里姑且不对这种价值做何种伦理评价）的双目标企业是否会被仅追求利润的单目标企业排挤的问题，而且进一步启示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价值目标的社会认可程度如何？后面这个问题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涉及有社会价值目标的企业和单纯利润目标企业的关系问题。

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第一层次是，在具有竞争关系和潜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群内部，某种社会价值目标的社会认可程度；第二层次是，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某种社会价值目标被认可的程度。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层次问题。对贝克尔歧视型雇主模型的质疑和阿克洛夫的解释，就理论的基本假定来说，可以简单地看作两个极端。前者假定歧视仅仅是个人偏好，而无社会规范性，或者说无社会认可，因此随时会受到非歧视型雇主的竞争挑战；后者则假定歧视已经成为雇主和潜在雇主们共同的社会规范，在竞争企业群中有完全认可度，因而不按规范行动的非歧视型雇主将被逐出。

如果撇开极端假定，考虑更复杂的有限认可这种中间状态，那么程度就成为一个核心关注点。如果假定，在具有竞争和潜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群中，有相当部分的企业行动者只是有限地接受了某种价值目标规范（如歧视规范），而他们是否在企业经营中宁可放弃某些即期利润而实现此种目标，要取决于在该企业群中有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实际遵循这种规范，那么，在这个企业群中价值规范的实现状况就取决于实际遵循规范者规模能否达到某个临界值。谢林在讨论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格兰诺维特在讨论集体行动时采用的临界规模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程度问题（谢林，2005: 74～89；格兰诺维特，2007: 38～66）。我们借助图3来说明。

图3中描绘了在有n个竞争者的企业群中企业行动者遵守价值规范的状况。这些竞争者存在二元选择，即他们既可能遵循某种群体规范（为此要付出一定的即期利润代价），也可能不遵循该规范（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即期利润）。横轴为企业行动者遵守价值规范的临界规模，其取值为从0到n。所谓遵规的临界规模是指，使单个企业行动者采取遵规行为的其他遵规人的最小数量。每个企业行动者的临界规模可能不同，这使他们有不同的行动起点。纵轴是实际采取遵规行动的企业行动者数量。横轴和纵轴间的曲线是企业行动者遵规频次累积分布曲线，它表示的是，在由小到大的各临界规模点上，积累了多少可能采取遵规行动的企业行动者。

在图3中的纵轴和横轴之间，有一条45°线（用虚线画出），这条线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即在这条线的每一点上遵规临界规模和实际采取遵规行动人数相等。在其左侧部分，实际采取遵规行动的企业行动者数量大于遵规临界规模。这意味着，企业行动者的遵规行动必定被引发出来。在45°线的右侧部分，实际采取遵规行动的企业行动者数量小于遵规临界规模，从而企业行动者的遵规行动不能被引发，只是潜在地存在。

图3中的遵规频次累积分布曲线在a点穿越45°线。0-a部分在45°线右侧，这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对任何一个企业行动者来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采取遵规行动的人来引发他们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遵规行动不会实际发生。也就是说，虽然许多企业行动者都具有追求某种价值目标的内在倾向，但是没有人会如此行动。a点以后的部分都在45°线左侧，这意味着，只要遵规的企业行动者达到a点规模以后，该群体的企业行动者都有足够的现实社会动力去采取遵规行动。

可见，a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量。依具体情况，a可能是一个绝对量，也可能是一个比例，但这并不影响这里的讨论。无论如何，它和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群内部社会价值目标被认可程度有密切关系，并影响着具有社会价值目标的企业能否在该企业群中生存下去。

遵规临界规模模型给出的提示是，在竞争企业群中，当某种社会价值目标尚未形成共同的社会规范时，群体压力的分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会引起对何种因素将影响群体压力分布问题的关注。

这就将我们引到第二层次的社会认可，即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某种社会价值目标被认可程度的问题上去。当竞争企业群不是一个封闭的群时，在更大范围内某种社会价值目标被认可程度的变化，至少在较长时段中会渗透到竞争企业群中，并影响其群体压力的分布以及企业行为。伴随反歧视的社会运动，歧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合理性受到日益广泛的质疑，进而影响到竞争企业群中的价值目标，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实例。

3．问题三：存在长期非营利价值目标且竞争企业群内无规范保障的社会企业会被牟利企业排挤吗？

前面的讨论揭示出，如果企业所追求的社会价值能优化企业的获利条件，或者竞争企业群中有规范保障企业的非营利目标追求不会受到挑战，那么这样的社会企业就不会被单纯的牟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排挤。于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如果上述条件不存在，那么社会企业会被牟利企业排挤吗？

从已有的研究看，如果说在上述条件都不存在时社会企业仍不会被牟利企业排挤，那么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在社会观念因素对成本计算的影响下，社会企业能够比牟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运作。已有研究指出，在不同社会因素影响下，生产同类产品的不同生产者的成本计算项存在差别，致使一些生产者可以比其他生产者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承受更低的市场价格（刘玉照，2009）。将这一思路用到社会企业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如果在社会企业中从事活动的经营者和员工具有这样一种价值理念，即为实现某种社会目标愿意在企业活动中接受较在牟利企业中更低的报酬，以保持社会企业对牟利企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如同聚集在社会企业中的志愿者用自己可以在牟利企业中获得的报酬补贴了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实现。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有特殊效用的。

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否会因为有社会企业中的这批低报酬劳动者的存在，而使得牟利企业也能压低在牟利企业中工作的员工报酬，从而使社会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呢？

问题在于，当牟利企业压低劳动者报酬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劳动供给。且不论在社会成员中是否有足够多的愿意为某种社会目标实现放弃自己一定报酬的人（在其偏好体系中，在某种社会目标和个人报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使有足够数量的这类劳动者存在，他们也不可能愿意为不追求其认可的社会目标的牟利企业扩张而接受较低的报酬。对他们来说，当符合他们认可的价值目标追求的社会企业支付较低报酬时，可以接受，但牟利企业仅提供这样的低报酬，他们就不能接受。所以，当牟利企业提供和社会企业同样低的报酬水平时，不能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它们必须提高报酬水平以满足劳动力需求。也就是说，当牟利企业面对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时，不存在比照社会企业劳动者低报酬而成功压低牟利企业劳动报酬的逻辑。

然而必须看到，即使在社会企业中存在某种低成本，也未必能保证其足以弥补追求社会目标而放弃的部分利润，因而也未必能保证其足以完全化解来自牟利企业的排挤压力。当社会企业因社会目标而放弃的潜在利润大于企业低成本运作而带来的利润补偿时，牟利企业对社会企业的排挤压力就仍旧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非市场资源的吸纳就成为使社会企业不致被牟利企业排挤的条件。

非市场资源可能来自社会成员个人、社会组织的捐赠，也可能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

4．问题四：社会企业是否会跌入软预算约束企业的陷阱？

考虑到社会企业对非市场资源的吸纳，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企业是否会跌入软预算约束企业的陷阱？因为软预算约束企业也具有以下两个特征：①吸纳非市场资源；②试图实现某种非利润目标。如果说不会，那么是怎样的机制使之避免这个陷阱？

软预算约束是科尔内在分析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当企业经营不善时，不必以自身收入承担损失，而是有其他的保全来源。保全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支持、银行支持、价格转嫁等。其中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支持起着主要作用（科尔内，1986，第2章、第13章）。

社会企业是否会跌入软预算约束陷阱，取决于非市场资源提供方和社会企业之间制度安排的特点。这里可能存在多种情况。下面列举三种基本情况。

（1）如果政府、社会组织甚至某些掌握大量资源的个人对某社会企业给予高度支持，对其在经营中出现的不良财务状况提供完全的资源弥补，那么该社会企业就成为极端的软预算约束组织。事实上，这样的“社会企业”已经近乎丧失企业特性因而也丧失了社会企业的基本特性，成为可能实现着某种社会价值目标但不必遵循市场规则的组织。

（2）如果非市场资源提供方总是会酌情向那些经营出现问题的社会企业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但不予完全保障，而且支持的资源量不是预先确定的，社会企业也知道这一点，那么社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软预算约束的特点。和上面那种情况相比，社会企业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仍得以保留。

（3）如果非市场资源提供方预先确定向社会企业提供一定量资源，且资源量不足以使社会企业放弃市场经营活动，对社会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失败后果不再予以另外的弥补或保全，那么社会企业虽然得到了一些非市场资源，但是其预算约束仍然是硬的。社会企业必须预先把这些资源和其他资源总和起来，权衡其收益和支出。和第（2）种情况相比，第（3）种情况下的社会企业的特性保持的更为完整。

需要注意，我们在此处就三种情况下的社会企业进行比较时，是假定社会企业实现了社会价值目标，但在利润获取和积累方面较牟利企业处于不利的状态。此时产生了对非市场资源吸纳的必要及与此相联系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所以，这里所讨论的社会企业特性的保持，仅是就社会企业中企业特性保持这一侧面而言的。

5．问题五：社会企业经营者对社会价值目标追求的稳定性具有怎样的辅助激励？

前述图2展示了社会企业经营者如何在决策中兼顾利润和社会价值目标而实现其效用最大化。该模型中假定，社会企业的经营者有内化的社会价值目标，但是他们对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并没有达到完全不计利润收益的程度，而是在利润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间权衡，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虽然内化的社会价值具有稳定性，但是，从该模型也可做出推论，当利润获取条件和价值目标实现条件发生变化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经营者也会相应调整获利和价值目标实现程度的量及之间的组合比例。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社会企业经营者内化的社会价值规范，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将具有不稳定性（见图4）。

图4的基本构造和图2是一样的。在图4中，存在两条预算约束线，它们在社会价值轴（横轴）上的起点是相同的，这意味着获取社会价值的条件没有变化；但在利润轴（纵轴）上，起点有高低的差别，这意味着获取利润的条件有差别：起点较低的预算约束线意味着较差的获利条件，而起点较高的预算约束线意味着较好的获利条件。假定最初的获利条件较差，这时该社会企业的最大效用决策是实现π1的利润和SV1的社会价值；进而获利条件变得更好，预算约束线向上转动，这使得在同样的预算约束下，该社会企业的最大效用决策变为实现更多的利润π2和更少的社会价值SV2。这意味着社会企业的经营者存在着至少在外界看来见利忘义的可能，虽然其内在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表现为无差异曲线组没有变化）。当然，图4中讨论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它要求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以及无差异曲线具有一定的特征——对此我们不详细讨论——但它指出了一种逻辑上可能的变化结果，说明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不稳定性。

当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4还显示出另一种变化方向。如果初始状况是社会企业面对较好的获利条件，此后获利条件变差了，那么按图4中给定的条件，该社会企业的最大效用决策将是实现较少的利润而实现较多的社会价值。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意义读者可以自己考虑。由于本文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企业何以可能，因此对这一现象不着墨讨论。

那么，除了内化的价值目标之外，还有怎样的社会激励使具有赢利能力的社会企业经营者能够稳定地实现社会价值目标？

一个重要的激励是成功经营社会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目标所获得的社会声誉。事实上，社会声誉也是在利润、特定社会价值之外，影响社会企业经营者效用的一个变量。我们可以将社会企业经营者的效用函数扩展为：

式（3）中，SRi为社会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声誉。我们假定社会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是社会声誉的增函数，即社会声誉提高，其效用也提高，社会声誉下降，其效用也下降。由于加入了社会声誉变量，因此在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程度保持稳定的条件下，社会企业经营者的效用仍然可以提高。

由于图4只是二维的，因此无法展示出社会声誉变量加入后社会企业的最大效用决策状况，但并不影响我们在逻辑上的基本结论。如果要进行更为精确的刻画，则需要三维空间图，本文不赘述。

从长期看，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使社会企业经营者获得社会声誉，而且社会声誉作为信号，可以有助于社会企业获取资源和改善经营环境，从而使社会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而社会企业的持续良好发展又使企业经营者保持社会声誉，这里存在积累循环效应。

6．问题六：社会企业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吗？

社会企业的存在和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企业经营者、员工、社会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承接者——内化的价值规范有密切联系。而行为规范内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涵。在经济社会学分析中，对人的行为假定包括三个内容：①效用最大化；②他人状态影响个人效用；③有限社会化。这三个假定都有经验基础。从有限社会化假定出发可以推论，社会企业有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例如，隐瞒企业活动的真实信息，欺骗性地获取非市场资源；利用社会企业获得的社会声誉获取资源，但不尽责于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等等，都是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

在给定社会企业行动者有限社会化程度的前提下，对社会企业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有外部约束，方能保证社会企业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因此，对社会企业的慈善资源使用、利润使用、经营者和员工的工资水平，都需要有制度约束，包括广泛的社会监督和法律约束。

7．问题七：怎样的产权结构使社会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

上面谈到的竞争企业群中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的不完全认可、非市场资源的获取、预算约束的软硬、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等，都和产权结构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本身就是产权结构的表现。所以，社会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何以可能问题和怎样的产权结构使社会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问题密切联系。

对于产权，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考察。法学意义上的产权是从法律条文的角度去把握的；经济学更侧重从预期收益的角度把握产权；经济社会学则特别强调从社会认可的角度把握产权。经济社会学将产权理解为得到社会认可的对经济资源的占有。

对于产权结构，笔者曾归纳出三个维度并主张由此去加以把握，这三个维度是：资源占有的排他性方位、使用方式、时限（刘世定，2006）。这三个维度都存在社会认可问题。对社会企业和牟利企业的产权结构比较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展开。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对社会企业和牟利企业来说，给定各自全方位排他占有的资源量，在使用方式方面，牟利企业的可选择集大于社会企业的可选择集。因为社会企业为实现某种社会目标会放弃与此目标相矛盾的一些选择，而牟利企业无此禁忌。这对社会企业与牟利企业的竞争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存在某些组织和个人对社会企业的资源支持，即使这部分资源尚未到达社会企业手中，社会企业也潜在地占有着其中的某些份额。换言之，在这些资源的占有上，那些组织和个人对社会企业具有较软的排他性。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企业又具有牟利企业所没有的权利。所以，在社会企业和牟利企业并存的系统中，要使二者都有生存发展空间，似乎一种交错的产权结构安排是必要的。

产权结构的差异不仅使社会企业有别于牟利企业，而且，在社会企业中，也会因产权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产权结构的社会企业将会有不同的运行特点。

总之，社会企业的产权结构以及界定的社会机制是值得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8．问题八：社会企业的发展会对牟利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现实中，社会企业的发展至少部分是原有的非营利组织引入了牟利企业的某些要素后形成的，此间表现出牟利企业对社会企业的影响。那么，社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会对牟利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前面指出，牟利企业也并非是单一利润最大化的，而同时兼顾关系净收益的获得。关系净收益的获得中隐含着某种局部的社会价值目标。由此可见，社会价值目标并非社会企业所独有。企业价值目标的具体内容、涉及的范围的变化取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企业的社会期待的变化、企业的活动范围的变化等因素。如果社会企业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了社会成员对牟利企业的期待，那么牟利企业的行为也很可能受到影响。

在理论逻辑上可以设想，在社会演进的某一时刻，社会成员对各类企业的价值期待完全相同，此时所谓牟利企业也将承担和社会企业一样的社会价值实现的责任。显然，这时候社会企业和牟利企业的区别也就不复存在。但在理论逻辑上也同样可以设想，即使曾经被社会企业追求的社会价值成为社会要求所有企业都遵循的价值，某些新的社会价值仍然会产生出来，而这些新产生的社会价值，社会成员还没有普遍要求所有企业都遵守。那么此时，社会企业和牟利企业的差异仍然会存在。

三

本文以社会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何以可能为主线，从双目标企业何以可能为起点，提出了八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些可以给出部分答案，有些还只是悬置在那里等待日后的研究，在此仅抛砖引玉。

虽然本文的讨论与经验现实有关联，但讨论本身是纯理论的。这些理论讨论仅仅关注了社会企业的某些侧面。我们相信，社会企业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发现和分析。这就特别需要对社会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仅仅是一个前期的理论准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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