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废存之争的逻辑基础

关于中西医的论争，资料浩如烟海。中西医论争不仅是对医学方面的论争，更重要的是在医学论争背后的科学文化理论之争。综观国内学者们争论评述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立论的如下几个主要视角。

一 从科学主义理论优位的视角看中医理论内在逻辑困境

从纯科学主义的立场看，如果坚持狭义的、正统的科学哲学观点，理论处于优位，那么中医缺乏牛顿科学所要求的那种逻辑严谨性和明晰性，以及经验可检验性，因而将被排斥于“科学”之外。

中医“伪科学论”。持“伪科学论”的学者们认为中医不具备科学的本质特征，完全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当予以废除。“反伪科学”人士方舟子等人在他们主办的“新语丝”网站和其他媒体，不断发表中医药是“巫术”和“伪科学”的短文。我们不妨看看“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题目：《中医——中国最坑人的专业！》、《卫生部、中医药局在搞国家流氓主义？》、《作为巫术的中医》、《毛主席才是中国最牛的中医》、《中医让我爸爸更痛苦地离开》、《我也批批中医》、《中医骗子》、《中医自“四人帮”时代“得气”并泛滥，留下祸根》、《证明中医理论荒谬非常简单》、《中医骗子混蛋郎中》、《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中医确实就是伪科学》、《中医国际化是痴人说梦》、《为什么不敢相信中医》、《在这个悲哀的国度》、《中药静脉注射剂残害中国人民达三十年之久》、《中医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这样被你毒死》、《专访方舟子：我为什么不相信中药疗效》、《骗子的祖师爷——也谈扁鹊》、《全方位批判中医是当务之急》……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而且提出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不但需要废医，更需要废药。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医经过近两千年的摸索，具有一定的用药经验，属于经验学科范畴，可以对其用药经验加以保留，而废除中医药理论。“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废医验药”是发展中医药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提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反伪科学斗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何祚庥院士全盘否定中医，认为“中医90%是糟粕”。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千百年来维护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却又出现了取消中医的闹剧。那么，对于中医“伪科学”论者，他们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中医“伪科学”论者在列举了种种中医不“科学”的表现之后提出中医应该废除的观点，其隐含的完整表述是：中医不具备18世纪以来实验自然科学发展中所确立的可重复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逻辑自洽性的特征，是不科学的，因此中医应当被废除。这里内在蕴含着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二是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决定中医存废的标准。笔者认为，他们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从经典科学哲学出发，以物理学为模式，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科学理论的本性，其判断什么是科学的标准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因此，他们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逻辑经验主义源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维也纳学派。该学派认定物理学就是标准及规范的科学，以还原方法为主的物理研究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而物理学语言就是科学的标准语言。如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强调：“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通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

按照中医“伪科学”论者的标准，科学理论逻辑上首先是自洽的，即本身能做到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前后矛盾，并且其理论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好了退路，也就是要符合“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者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只是空想，而且检验的结果必须可以被别人独立重复出来。

不管“伪科学”论者承认与否，他们典型的是从经典科学哲学的立场评价中医的科学本性，人们可以在“伪科学”论者对中医的批判中，寻找出清晰的烙印。

张功耀就认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伪科学论”思想根源或哲学根基，就是典型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他们强调科学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和理论的可检验性。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类比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在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 ‘五味’（辛、甘、苦、咸、酸）和 ‘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持“伪科学论”的学者认为，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者，却充斥着许多不可靠的谬论，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本草纲目》“雨水”条）。

二 从非经典科学哲学实践优位视角看中医治疗实效性

一些学者从非经典科学哲学理论（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实践哲学）来分析中医的本性，强调中医治疗的实效和“地方性”，强调中医治病的文化性。

当前国内不少学者开始以一种人类学或者科学实践哲学的方式将中医作为个案来研究，不再从普遍意义上来探讨科学的标准，而把原有的标准搁置起来。其中以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为代表。

吴彤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它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的结构和变化的主要特征做普遍性研究。在这个研究方向下，对科学理性的理解要求我们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为分界，而对科学理性的主要特征做出各种经验研究。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科学命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的目标就是提出更好的理论。

在实践哲学来看，科学研究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它根植于对专门构建的地方性情境的技能性把握，同时它也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科学是从属于此在的一项活动，是一种能在行为上自我决定的解释自我和事物的社会方式。根据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中医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来的，是基于人类学家对土著居民的田野考察得来的一种知识划分模式。从中医起源的地域性与文化性的特点来看，可以说，中医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现在的问题是，按照传统的观点，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那么这种知识如何能存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如科学家波兰尼曾指出：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再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于个人经验的难言知识（或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普遍化或者明确表达出来的。但不能因为它无法准确表达或者普遍化，就否定这种知识的存在。

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认为，“从科学实践哲学的维度和地方性知识观的视域出发，我们将会看到中医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它不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魅力的文化，而且称得上是一门与西方医学比肩而立的独特科学”。约瑟夫·劳斯认为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而且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境的规则。因此，生活在不同环境中、带有不同情境和文化的人们，必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传达和解释他所处的世界。中、西医学也是如此，它们必然会根据各自的特定情境、价值观或立场，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人们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可以说，不仅中医学是地方性知识的产物，西医学同样也是地方性知识的产物。以一种地方性知识评价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所谓好坏、价值大小、是否真实有效，是缺乏合法性的。采用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科学的一种。以医学来讲，同其他各民族医学一样，现代意义上的西医也只是民族医学中的一种。“生物医学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 ‘客观的他者’（Objective other），‘科学的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它是受到文化和实践的推动，并且和传统的民族医学体系一样是变化和实践的产物”。比如，在不同的民族中，对于身体、健康、生死等都有着不同的观念，因此，在一些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地人对于疾病、治疗等的不同观念，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地方性的医学史作出有效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一样，都只是民族医学的一种，凸显着“地方性”特征，都作为地方性知识而存在。

三 从文化视角的研究看中医文化的合理性

中医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或它的一个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文化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客观”理由能使人们宁愿选择科学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传统，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告诉我们，所有文化都有它们各自喜欢的“客观”理由。所以文化之间不仅可以共生、共存，还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而交流和合作“不一定要共享意识形态”，人类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与科学，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与科学的殿堂。正是因为各种文化相互的差异，才更具有共同存在的客观合理性。文化虽然多元，价值标准也各异，但应该“和而不同”。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标准来评判中医之是非，不能说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认为，“诞生于古代中国的中医药学，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化的关系同根同源，本为一体”。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认为，“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我国中医政策历来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说这是比较科学的态度”。

中医学是一种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又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我们要了解中医，不仅要了解它的理论及其诊断、治疗疾病的技艺，还要了解它的文化气质和品格。我们要发展中医药学，也必须弄清楚我们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医学和西医学各注重生命本质的一个方面。它们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各有得失。两者具有不同的风格，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当前，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又有复兴的趋势。李约瑟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这里说的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医文化。

四 复杂性后现代科学视角

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自复杂性科学诞生之后，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研究者发现，医学研究的涉及面广，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在当前生命、信息、材料等众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大科学背景下，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也不断呈现新的动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临床医学注重从经验模式向以证据为基础的循证模式转变，医学、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正从20世纪的还原论研究转向21世纪的系统论研究。以整体性研究为特征的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成为“21世纪医学和生物学的核心驱动力”，并朝向了预测（Predictive）、预防（Preventive）及个体化（Personalized）的新医学模式。以上趋向既是医学、生命科学长期积累的结果，又是其发展的必然。总结起来，科学的发展是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的，现在叫作“还原论”的思想。而我们中医的思想是“整体论”思想。现在所要采取的“系统论”，就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的统一。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研究中医药是近年来在中医学界兴起的新的研究热点。中医药研究中引入复杂性科学研究、非线性科学研究方法，它将为中医药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促进中医药与多学科的碰撞、交融，并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应用复杂性科学原理和方法，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中医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共同开拓了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普遍地应用了复杂性科学的一般原理，普遍认同人体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

（一）什么是复杂性？

回顾20世纪，人们将会观察到一方面经由相对论和量子论以及另一方面经由进化论到不同形态的复杂性理论的因果世界观的变化。什么是复杂性？让我们回到拉丁文词源“complexus”，它意味着“缠绕的”（entwined）或者“拥抱的”（embraced）。这可以下面的方式诠释：为了拥有一个复杂的事物，你需要：（1）两个或者更多相异的部分；（2）它们以这样的一个很难分开它们的方式结合。在这里，我们发现部分之间的根本的二元性，这些部分同时是相异的和相连接的。因此，单独分析的方法将使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复杂的事物，因为拆开组成要素将破坏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元素是相互缠在一起的，以至于在一个元素里的变化将会通过一系列与其他元素的相互作用而传播，这转而甚至将影响更远的元素，包括最初开始这个过程的元素。这使很难根据它的元素去追踪系统的整体行为。不像由经典力学研究的“台球一样”的简单系统，复杂系统是惯常的情况而不是例外的事物。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活细胞，一个社会，一个生态系统，互联网，天气，一个大脑，以及一个城市。这些全都由大量的元素组成，元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一个整体的行为，这个整体行为不能还原为它们的分开的组成要素的行为。

复杂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能在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之间作出一个清楚的区分。大量的关于不同语境的复杂性措施已经被提出，例如，计算的、社会的、经济的、生物的，等等。更多的是没有一般的复杂性定义，因为在不同语境下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虽然如此，如果一个系统由几个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我们能够说它是复杂的，以至于系统的行为将很难从组成部分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当有大量的组成部分时，以及（或者）当组成部分之间有大量的相互作用时，这种情况将会出现。例如，一个细胞被认为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但是符合它的元素不是活着的。生命的属性产生于构成元素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作用。一个系统的属性不在于较低的层次（如生命），而是元素的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有时被称为突现。以黄金为例：黄金拥有温度、柔韧性、传导性和颜色等属性，这些属性从金原子的相互作用中突现，但是原子没有这些属性。

因为它们相互作用的数量和复杂性增长，系统变得更难还原和分离。因为系统的行为依赖于元素的相互作用，一个综合的方法看起来似乎更有希望，完全不同于一个还原主义者的方法。因为相互作用的增加，每一个元素的状态变得更加依赖于其他元素的状态，使分开它们变得困难。

取一个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的常见的例子，在数理逻辑领域里仅有一个变量被考虑，但是通过非线性反馈与自身的相互作用引起对于初始条件很好研究的敏感性以及在实践中的不可预言性。恰好当没有一般的定义或者复杂性测量法时，一个复杂性的相对的概念应该是有用的：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系统的复杂性随着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方式的数量、组成部分的复杂状态，以及联系的复杂状态而增加。即一个系统Csys的复杂性与它的组成部分数量Qe、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数量Qi、组成部分Ce的复杂状态，以及相互作用Ci 的复杂状态呈比例增减 [其中，C表示复杂性，取自“complexity”; Q表示数量，取自“quantity”; e表示组成部分（元素），取自“element”; i表示相互作用，取自“interaction”]。

（二）复杂性理论特点

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复杂性理论放弃经典思维意味着放弃区别守恒性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conservation）。首先，这暗示我们不再能够假设特定的，无变化的区别：一个观察者在一个语境里做出的一个区别对于另一个观察者在另一个语境里也许不再有意义——或者甚至不再成为可能。

这一点在量子力学里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在一些环境里，一个电子像一个粒子一样显现，而在其他的环境里像一个波。然而，根据经典思维，粒子和波是相互排斥的不同的类。在量子力学里，“粒子”方面和“波”方面是互补的：对于描述电子的特征，它们是共同必需的，但是它们从来不能被一起看见，因为用来区别“粒子状属性”的必要观察装置和为了区分“波状”属性的装置之间是不兼容的。海森堡把这个阐释为不确定性原理：我们越是精确地识别粒子状属性，波状属性变得越是不确定的或者不明确的。

一个更直观的不确定性的例子是著名的模棱两可的图形（见图1-1），这个图形有时看起来像一只兔子，有时像一只鸭子。而在图1-1中，两个“格式塔”都是同等地可认出的——像一个量子观察装置——不可能同时地看到它们，并且因此倾向于在两个解释之间来回地转换。互补的属性，像兔子和鸭子的格式塔，是截然不同的然而结合在一起。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属性时，我们不可能同时看到两者中的另外一个！

因为一致性假设，经典思维趋向于混淆事物是什么和我们怎么理解或者知道它们存在（to be）。因此，观察者曾经忙于争论“事物是什么”，与此同时实际上对于怎样模型化或者表征这些事物而意见不一致。当我们谈论一个现象时，对两者都使用动词“存在”（to be），要详细说明是否我们指的是这个陈述或者指的是现象所代表的事物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语言不能作出这样一个区分。为了避免这样的混乱，我们可以建议在“绝对存在”（absolute being）和“相对存在”（relative being）之间作一个本体论的区别。绝对存在指的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实际存在的事物（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相对存在指的是在一个语境里由一个观察者辨认出的事物的属性。因为观察者是有限的并且不能收集完整的信息，所以相对存在是有限的，而绝对存在有一个无限数量的特征。因为新的观察者能够仔细考虑任何来自新的语境的绝对存在，对于任何绝对存在都存在着一个无限的潜在的相对存在。我们可以宣称相对存在是一个模型，而绝对存在是被模型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观察者，所以这点变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相对存在/模型内谈论实在。

我们可以用图画来说明这个抽象的概念，让我们想象一个球体，它的一个半球是黑色的而另一半球体是白色的，正如图1-2所刻画的。假设我们仅仅能从一个视角观察这个球体。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个球将相对是白色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将相对是黑色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球体将相对一半黑色和一半白色，等等。我们怎么能够决定哪个颜色是这个球体的绝对颜色？以平均的方式不能满足，因为它将会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看到球体是白色的，并且我们将推断出它多半是白色的，而实际上绝对是半白半黑的。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是去指出这样的语境，在此语境下这个球体相对是一个特别的颜色。在现实系统内，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绝对存在，因为总是有多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属性（维度）存在。这个任务将好比是当你仅能够看到在一个时间点的一个二维投影时，却要你决定一个无限维度的球体的颜色。

在简单系统里，例如这个三维球体，相对存在的数量是有限的。然而，复杂系统有如此多类型的组成部分和相互作用，以至于观察者拥有的相对存在是如此的不同，因而把它们认作是同一事物的方面显得是不可能的。例如，当实际上有大量的认知的不同方面能够使用不同的范式而被研究时，在认知科学里人们对于认识的“真”本质（象征性的、行为的、神经的……）存在争论。在另一个例子里，组织通过使用隐喻来描述，例如一个有机体，一个机器，一个大脑，一个社区，一个市场，一个政治权力游戏；以及像一个层次体系，一个网络和一个线性输入输出系统一样的模型。对于一个经典思维的决策者，在模型以及伴随的管理类型里的连续的转换是让人困惑的，因为似乎仅仅这些方法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也没有）可以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组织既有机械的方面也有有机的方面，同时既是一个合作的社区又是一个竞争的舞台，既是一个规则束缚的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环境，既是一个分层体系又是一个网络。

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模型，因为不同的相对存在适合于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目的。在一个经典思维方式里，我们能够尽我们一切努力去设法决定这个系统是什么。另外，为了拥有一个系统的更不完全的理解，复杂性思维允许我们在同一时间考虑接受不同的表征。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清楚地知道一个不同问题可以要求一个在表征上的彻底改变，接下来我们能够选择最适合于特定语境的表征。例如，如果我们对于认识的推理方面感兴趣，把认识模型化为一个知识基础的系统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认识的适应性方面感兴趣，那么一个行为基础的系统可能更合适。或者，当解决内部冲突时，把一个公司看作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区网络可能是有用的。

当我们不能发现“绝对真的”模型时，经验将就决定哪些模型对于一个具体语境是更有用的问题给我们一个实用的反馈，即我们并没有正在断言模型是完全主观的。

非线性特性和混沌。根据经典思维，区别不仅越过观察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变的。决定论者因果性原理能够被阐释为“相同的原因有相同的结果”，或者等价为“结果与它们的原因一起共变”。这不过是一个这样的命题，它要求在原因或者初始状态之间的区别必须必然地带进到它们的结果里，并且反之亦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在绝对存在的级别这个原理是真的，即完全的自在之物，它在相对存在的级别一般不是真的，即一个观察者作出的粗糙的、有限的区别。这可以很直接地从确定性混沌的存在推断出来，混沌由表示复杂系统特征的非线性特性产生。

如果结果（输出）与它们的原因（输入）成比例，那么一个系统就是线性的。例如，如果你把2倍的矿石放入你的熔炉里，设备将生产大致2倍的钢。这可以通过质量守恒定律来理解：产出的数量直接依赖于你放入其中的数量（尽管这里必定有少许零星分散的损失）。但是，如果部分输出被重新使用并加回到输入里，那么就会发生什么呢？原则上，下一步的输出将是更大的，因为它既使用了输入也使用了先前的输出，而且因此不再只与输入成比例。例如，一个公司为了增加产量可以再投入一些从它的产品中获得的钱。增加产量带来更多的钱并且因此进一步增加产量，导致输出的一个指数式增长。

因此，非线性可以被理解为因果循环的结果，在因果循环方面，结果或者输出被反馈到过程的原因或者输入。复杂性系统的特点在于这样的因果循环的网络。在一个复杂系统里，相互依赖性是这样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A将影响一个组成部分B，而且B一般也将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影响A。一个单一的反馈循环可以是正的或者负的。一个正的反馈将增强在A里的任何变量，使它以指数的方式增长。结果是初始状态极小的，微观的区别可以成长为宏观的观察得到的区别。

这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而且是混沌的一个定义特征。因为初始差别太小以至于觉察不到，因果性原理不能帮助我们预测最后的结果。一个熟悉的、难以预测的、混沌的系统的例子是天气，因为在巴西的一个蝴蝶抖动翅膀可以发展为一个毁灭得克萨斯州的飓风。小的原因可以有大的结果的观察数据在社会系统里也是明显的。例如，在一个紧张的谈判过程中，一个CEO的嘴唇上的一个微笑的最微小示意可以给谈判的另一方带来这样的印象，即他不应该被信任，因此导致他们的立场变得强硬，并且最终拒绝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合并业务。这样一个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引起区别，因为一个在初始条件里的难以区分的小差别导致宏观清楚的结果。

与正反馈（积极反馈）的增强结果相反的是负反馈（消极反馈）减弱的结果。这里任何变化都被抵消或者被抵抗，把系统带回到它的平衡态。作为结果，大量的原因（变化）可能有少量结果或者没有结果。例如，在一个组织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可能很难改变，因为新的措施被积极地或者被动地阻挡、忽视。这样的一个系统破坏区别，因此不同的原因导致相同的结果。

复杂系统将典型地表现出一个混乱的相互联系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循环，这里在一个组成部分里的任何变化的结果通过渐增的大量的相联系的组成部分而流露出来，部分地、积极地并且/或者消极地反馈到初始组成部分里。如果在这些结果之间有一个变量时间延迟，在原则上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首先影响谁，并且因此也不知道在一个结果拥有了或者没有拥有增强的机会之前，它是否将被减弱。在股票交易里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其中股票以它们的价格为基础买和卖，而价格由买和卖的多少决定。这个内在的反馈循环既有正反馈的方面也有负反馈的方面。供求规律暗示一个负反馈，因为在价格的一个增长通常减少需求，并且一个变量延迟之后，这将降低价格。然而，投机的并行机制需要一个正反馈，因为一个增长的价格是购买者预期在未来一个甚至更高的价格，因此诱使他们现在买入更多股票。在两个非线性结果间的相互作用带来股票市场中常见的股票价格的混乱运动。

在这个更简单的情况里，其中的延迟是我们知道的（或者是能够忽略的延迟），有时至少获得关于可能发生什么的一个定性的评估，这可以通过辨别信号（积极信号或者消极信号）和在影响的网络里不同反馈循环的强度的方式获得。这个方法经常用来构建计算机模拟，同样它被阐明在系统动力学的准则里。

当前，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医理论在经历了以还原分析为基础的经典科学模式下的生物医学的强烈冲击之后，目前又被置于经典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引导下的现代科学的交替巅峰，因此，中医学将再次面临着复杂性科学的考验。有学者认为，“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方法与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及思维方法的诸多相似性，昭示着中医药学的实践和理论体系属于复杂性科学范畴，它应该驰骋在未来复杂性科学的巨大空间中”，复杂性科学也许将能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下面尝试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探讨中医学的复杂性思想。

（三）中医学中的复杂性思想

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古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中蕴藏着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整体系统观，以及辨证论治的复杂性思想。“中医整体观，辨证论治体系所具有的系统大规模，放于环境以及重视相互作用等特点，以及整体、活体、动态的观察方式是其复杂性的来源”。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观中的复杂性思想。中医学把人体器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某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全身的状况有可能影响局部的病变。同时，它还把人体放在同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注意人体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要求按照自然界的变化来调节起居生活和精神活动，“这种有机整体的观念和认识方法充分体现了一种全息综合的复杂信息整体系统观”。“在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中反映了大量现象属于人的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属性、功能和行为，即系统的系统质，他们是无法还原为部分来理解的”。当然，中医学中相关论述更多的是一种天人相应关系的机械对应的泛化式比附，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方法的应用导致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但是，在其相关论述中所体现出的系统整体观和复杂性分析的方法却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而且，“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对世界本体的理解便既是实体性的又是关系性的。这一思想显然与当代贝塔朗菲所阐释的系统整体观完全吻合。因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不能仅仅从元素的角度来理解，而且更应当从元素结成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第二，中医“望闻问切”诊法中体现的信息探测思想。“诊病之法，无过于望闻问切，所谓四诊也”。（《知医必辨》）“正因为人体是一个全息映射的信息网络系统，所以，通过望闻问切，对人之形色、气味、声音、呼吸、寒热、饮食、疼痛、便解、脉象等外部表现这个特征予以考察并可以探知人体不同部位的健康与否的状态信息”。

第三，中医经络理论、生物全息律理论中的信息网络全息制控思想。邬焜教授认为，“中医的经络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网络全息制控的理论。按照中医理论，人体的所有器官、组织、系统之间存在紧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保证这种联系的便是分布全身的经络网络系统。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经脉络脉相当于信息通道之网络，穴位则是信息的输入端或输出端，而所谓沿经络运行的气血则是向全身传递信息的载体，至于 ‘得气’ 之说则对应于 ‘信息感应’ 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将人体之脏腑百骸联系起来，使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相互沟通，从而使人体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信息控制系统，而沿穴位施治则正是向人体输入控制 ‘信息’，以调节体内信息运行之方式，从而达到治病强身之效”。

第四，恒动观念中的复杂性思想。恒动就是不停顿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恒动观念是指在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时，应持有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而不是拘泥于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中医学认为，一切物质、包括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中医学把人作为天地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自然界生化万物有赖于恒动不休，人维持生命活动有赖于恒动不休。人是天地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必须通过 ‘升降出入’，与天地自然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此来保持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状态”。基于恒动观念，中医学认识到自然界，特别是生命运动的复杂性特征。

当前国内从复杂科学角度研究中医药的不同切入方向，孟静岩等在《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研究中医药学的概况》一文中作了概述，他们将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应用复杂性科学原理和方法，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中医理论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指出当前对于中医复杂性研究有4个方面的切入点，即对于阴阳学说的研究、对于藏象学说的研究、对症候的研究以及对中药方剂的研究。总之，随着系统科学和系统复杂性的研究进展，中医领域以及系统复杂性领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

中医“完美论”。持“完美论”的学者认为中医具有非常完美的理论体系，但对其科学的特征具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中医理论体系高度科学。医学学士、哲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杨玉辉认为，“中医是比西医更完美的科学，尤其是从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来看，中医学并不比西医水平低，至少它是真正的人体医学，而西医学严格地说在理论和方法水平上还是生物学、动物医学或兽医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中医学家王琦认为，“中医是中国人的原创，是独一无二的，中医理论和方法是中国人的瑰宝”。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医的科学性或者说是合理性已经或者可以通过临床实践证实（虽然大多数的中医理论缺少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2007年6月28日的《科学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尚勇副部长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医药作为一门实践性的系统生物医学”所获得的一项爆炸性成就：“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并说，“这是系统生物学最好的一种应用与实践”。“完美主义”的特征在于对中医学理论全盘接收，往往容不得对中医“瑕疵”（虽然瑕不掩瑜）的任何批评；反对与西医的交流与沟通，认为中医应当在自身理论体系内生存与发展（虽然事实证明传统中医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反对中医现代化，认为中医现代化非但不客观揭示中医的科学内涵，反而会失去中医特色。

迄今为止，学者对中医存废问题的讨论、对中医科学性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了诸多阐述。不管是对中医药经典的研读，还是对中医药理论的现代科学文化解读，都有很多富有见地的论著，而大家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对中医学进行哲学分析的资源利用不够系统。学者们往往以一个理论为论证的支点，从科学一个层次的属性分析中医的本性，形成了对于中医本性的全面的、合理的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