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庄思想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在中国学术上是很重要的一面旗帜。若追溯其起源，也是悠久而古老的。传说中的什么广成子、黄帝等的一些活动，已多少带有后世所传道家风范，只不过尚未成熟，处于萌芽阶段而已。因之民间就流传着一些朴素的道士活动，这在秦汉之际，就累见于史传。秦始皇妄想长生，命一些道士向海上求不死之药，遂有徐福带着童男童女们远涉扶桑（今日本）之事，到了汉代才经张道陵系统化，而正式成道教。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其始祖则是老子，他无意为教主，是后人推崇的。老子姓李名耳，号老聃，著有《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另有一位是庄子，著有《庄子》（又名《南华经》）。庄子和老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所以一般通称老庄，道教的教义，多取老庄，不过老庄思想，不可与道教混为一谈，老庄思想是一种哲学思辨，是对宇宙及人生的探求。道教是一种宗教，对宇宙与人生有固定看法，带有一种先天的迷信色彩，故老庄思想与道教在思想方面有某些相近之处，但从本质上说是不同的，不可混同。我们谈老庄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哲学思辨的认识，与道教根本是不相涉的，务请读者注意。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中国历史迎来了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百家争鸣，诸子立说，儒、道、墨、法四家最为显赫，上节已经将儒家思想及其对我国书法之影响，作了个大体说明，它的主旨是经世致用，主张兼济独善，社会人际的伦理秩序和大一统概念是其核心。儒家集前王先哲的治国强本之思想，将其系统化，又加以发挥，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总结，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其伦常秩序和社会的道德标准，早已深入人心，成了中国人的根本人生观，它的天人合一观与中和气度之风范，已渗入到各方面，在文艺的审美与品鉴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和庄子，本也是想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做出一番事业的。“治人事天莫若啬……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俗，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以看出，老子也是想找个地方来实现他的治国理想的，不过他的治国方式是属于较落后的，尤其是在第六十五章中竟然直说他欲用的是愚民做法，这实在是不高明的。老子的思想因为不以人情社会事务为对象，而是深入事物以求得其本质，“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老子极重“虚”与“无”，他认为只要人人都懂得“虚”与“无”，对于个人则超脱而无所牵累，对于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就会无为而治。总之，老子尚虚尚无，保持精神的超然物外，以不为世俗所累为高尚。

《庄子》中也透露了想治国的抱负，先看一下其《内篇》的目录，其后四篇是《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应帝王》，便可看出是要做一番业绩的。而在《天下篇》中，又提出了：“……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以蕃息蓄藏为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天下大乱，贤圣不明……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他是很想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可未能办到。在《秋水篇》中还有则小故事，说惠施做了梁相，庄子去会他，惠施怕庄子夺他的相位，于是在国中大搜了三天，不见踪影，最后庄子去找惠子，说：“你碰上了一只死耗子，自己偷着吃，也就够了，还想显示一下能耐？算了吧！”这则笑话，虽是讽刺惠施，但也可看出庄子还是想出来当官的。春秋末期至战国许多有才能之士，都想一显身手是实事。其中孔子是最典型的了，他游说过七十多位君主，但都不合那时争强主霸之君的胃口。当时最走运的，要算法家，还有那些游说之辈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倒十分吃香，到处受欢迎，他们都是改革派，有变法图强之思想，不过下场都不妙。

老子据说后来骑青牛出函谷关，逍遥去了，留下有《道德经》五千言，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子也是同他的弟子论道而终，遗有《庄子》对思想界的影响，不下于《道德经》。所以后世的道教奉老子为道教之祖，庄子也是重要人物。

世界上有些事也怪，苏秦、张仪之流，当战国中叶，到处游说，凡到之国，君主亲迎，前呼后拥，十分了得，以至腰悬六颗黄金相印（苏秦），以合纵与连横玩列国之君于掌股之间，可谓极矣！然而旋踵间，便烟消云散了。为秦国立下兼并之基础的商鞅，被五马分尸，后世甚至少有知其名字者。反之，此前被冷落的孔子和老子，过后不久，大家都敬重他们，其学说泽被万世，孔子成了万世师表，而老子则成了道教之始祖。

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人，都生于春秋时代（公元前550年左右），老子的年龄稍长于孔子，做过周柱下史，掌管国家典籍，孔子曾向他请教过一些礼数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观，自然也是从古先哲及《易》《书》等经典得到启发的，他在《道德经》中关于“道”这一概念，似乎是他提出来的，不过他是掌管国家图书的人员，当时藏在书库的经籍，他应该看过。《易经》算是古老的经典之一，据说伏羲画了卦，直到商代也只有卦而无辞。商纣把周文王囚禁于羑里，文王乃发愤研究卦象，推演为六十四卦，还写下了卦辞，周公著为爻辞，其中已有好几处使用了“道”字，如《坤卦》中就有三次用道字：“初六……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六二象曰：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上六象曰：战龙于野，其道穷也……”其他如《否卦》、《同人卦》、《离卦》和《节卦》等中，都有“道”字，当然，《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所写。总之，《易经》的形成，绝不可能在短时间由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所谓“《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见《汉书·艺文志》）。我们再看看《诗经》，因为它是民歌和一部分领导阶级的歌词，主要是抒情的，只见几处有“道”字，大都还是直接指道路，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如《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还有“……溯洄从之，道阻且跻”和“……溯洄从之，道阻且右……”，又如《齐风·南山》“……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本诗的“道”字还是指道路，可能也含有文姜与其兄有不正当的交往，是一语双关，还未升到抽象的高度。我们再查一查《尚书》，这是我国历史记录最老的一部典籍。古人的说法是“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夏代未见文字实录，《尚书·虞夏书》是口传下来，然后用文录下的；《商书》有三十多篇，有一些文件，只见书目，未见文辞，大概都佚失了。从有文辞的篇章来看：

《商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商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商书·太甲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上面都是商代实录，如“天道”、“吉道”和“非道”等，都是抽象名词的哲学概念。往后到周代，“道”的出现频率就越多了。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西周起于公元前11世纪，商代的存在以500年计，为公元前15世纪，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可见在老子之前700多年就有“道”的概念了，他既然是掌管国家文书的柱下史，像《书》《诗》《易》等必然是看过，也就接受了“道”这一概念的，可在《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好像“道”这一概念，是他给命的名，似乎不太恰当。后世有人也就说：“道”是老子给定的名。现在经过追溯，“道”这一概念在商代就有了的，早于老子700多年。孔子适周，会见了老子，也看到了藏书。周代的文献中，“道”的使用更多，孔子自然接受了这一概念，所以孔孟之书中“道”的概念用得很多，是自然的。老子将“道”提出来，重新认识一下，进一步说明“道”是独立的、客观的、永恒的、先天地存在的精神实体，实际上“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或法则而已。他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使后世学者更清楚地认识“道”的性质。但“道”不是他首先提出的，则是应该明确的。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与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同时代，一生贫困，不以为意，做过漆园小吏，十分推崇老子。故其思想也很相近似，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恍惚变化而无形迹，也无常规，生死变化而无底极，他对世事多取旁观的态度，常以寓言小事来阐明事理。庄子为人极其聪明，从《庄子》中的说理、论事、寓言等都可看出他的胸襟开豁，对宇宙、人生等都看得很透彻，以此和门人相与论道而终。与世俗相处，不拘泥于是非，却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于天地万物。他充实而不止殆，上与造物者同趣，下与忘生死者为友。他探求道的本根，适应于变化而能解脱于事物的束缚。

从上面所介绍，老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是比较别致的。他们崇尚虚与无，师法自然，保持精神的超脱与独立，独与神明居，上与造物者往来，下与忘生死者为友，外形骸而不累于世，等等。这些就是其要义之所在。故他们的学说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学术、文艺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作用。如屈原约稍后于他们，可是其所著《离骚》等文已深受其影响。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想象之飘忽、精神之超脱，处处可见。而《远游》一篇就直接引用了老庄的语句，如：

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其他还可找到一些，当然他那丰富的想象和无所拘束的精神漫游，除受有老、庄的影响而外，还因荆楚文化的重情浪漫思想的影响而有所发挥。当时的绘画，当然还处于萌芽阶段，唯欣赏绘画艺术的水平，已相当高明。如宋元君召请画师来作画，他独推崇那位解衣盘礴的画师，其超脱的气质是真够当得上画师的称号的。

另外，《淮南子》的《道应》与《说山》两篇以《老子》之论及史实证之。又魄与魂之设问，是效法《庄子》的“寓言”演化而成。可见老庄思想是已广为普及了。这是在汉武帝尊儒黜百家之前，已是公元前140年的事，西汉已建立近70年了。

秦汉之际，兵革争战不息，社会疲乏，人民生活困苦，汉刚得天下，百废待兴，又遭诸吕之乱，弄得国是纷乱。这时文帝却看清了黄老之学，崇尚清寂无为，最适合于安民助治。汉初的“文景之治”实际上是外儒墨而内黄老的政策，这对汉代早期政治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

老庄的那种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我们只要读一下《逍遥游》和《齐物论》，便可领略到他们的超脱精神了。那种率性、达观超脱，可谓无与伦比。宇宙间任何事物都有其逍遥自由之乐，都应率性与超越，否则不能达到逍遥自在之境。他以最大的鲲鹏和最小的飞翔于丛草小灌木间的小山雀进行对比，大小之间相差很远，正如以非洲大象与小蚂蚁相比，然而其逍遥自乐是一样的。对于人世无所谓贫富高下，一样平等；寿夭通塞，一视同仁；其思想常超乎世俗，大而弥涵六合，小而入于无间，任情遨游，无所阻碍；常人以美为好，是理之当然，可老、庄却提倡齐万物，等贵贱，顺应自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大都是形体不全的畸残丑陋之人，这些人虽残于形而全于神，也就是外形是丑的，可他们的内在灵魂却是美的。所以老子和庄子都强调人的内在美，而遗忘其外形的美丑。如形若槁木的南郭子綦、刖足而跛的王骀等，其形残体陋如此，而从之游者却居然与仲尼（孔子）中分鲁；卫人哀骀它奇丑，但卫人不以为其丑而远之。相反“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人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庄子·德充符》）。像这一类人物在《庄子》中，多被描绘成理想的完人，因为他所看重的是内在品质，而不在乎形体之修整如何。

老子和庄子都主张取消艺术的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去探索有关艺术的理论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

老庄都是崇尚自然的。好美求善，是人之本性。现在他们却硬要去乐舞、散文采，使归于朴，至于由人类因社会活动所立出的一些制度，那更不应该存在了，所以《老子》喊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不过这种言论大概都是他们的主观想法，恐怕是经不起实践的实证与考验的。

哲学理想往往与生活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不足为怪的。而且老庄之持论，往往是善于将两个极端的东西，化解调和，使归于一，如有与无，美与丑，虚与实，刚与柔，黑与白等，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变化无穷，玄妙之至。两相矛盾糅合于一处，在文艺的表现和品鉴是常见的事，如寓刚劲于婀娜，曲中有直体，直中有曲意，方里见圆，古质中透稚拙之美，形短意长及似断还连，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的内容和表现之意境。“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雄强与雌柔两者是对立的，但高度调和之后，却能有婴儿之态。王弼注曰“不用智而合于自然之智”，这是至高的和谐，呈本初之稚态，是唯大智者方能达此妙境。黑与白是对立的，若二者极度冲融，便归于无极，我国书法艺术实基于此黑白二色妙用，却有丰富色彩之感，其中含有东方哲理之奥蕴。

日常生活中，接触许多具体事物，人们往往能从这些具体的事物触发而为抽象的概念，并引导出哲理的思辨，古今中外的例子多得很，就不必列举了。《庄子·养生主》篇中的庖丁解牛就是例子，文中谈到庖丁对牛的解剖，真达到了纯熟之至，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他在解牛时的一举一动，都有节奏，“合乎《桑林》之舞，中《经首》之会”，可谓神妙之极了。他19年来所解之牛数千，而刀却像新磨的一样锋利。文惠君看了之后称赞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庖丁则自我介绍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主人和庖丁各自都从解牛一事之中，悟出了养生和用物的哲理，技巧的学习，养生规律的认识，都有一个渐积累进的过程，也就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分别，庖丁由操刀技巧悟出了“道”，而文惠君对养生规律的认识，得到了哲理的概括。

这一过程，是个思辨的发展过程，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文学艺术的学习创作过程，与之十分近似，开始由不懂到懂，然后逐渐熟练，以至能运用自如，创造自己的作品。在开始时，总是力求新颖，布局极尽工巧，待到达于顶峰时，却又无意于技巧的追求，乃返归于无的辩证过程。书画界常说“书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正反映出生—熟—生，或拙—巧—拙的发展过程，不过开始生或拙与末了的生与拙，有着本质不同，是量的积累而出现的质变飞跃。

从上面扼要清理的老庄思想，看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审美意识等，都是不同于一般，因其尚虚贵无，追求的是精神的自在，外形骸，一生死地超然飘逸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面举的文帝之重黄老已可见出一斑。

魏晋之际，士大夫阶层觉得老庄里面，还有点新鲜感，至于老百姓只知修来世，依然是佞佛拜道，于是出现了“玄学”。就是由何晏、夏侯玄和王弼三位所倡导的“正始之音”。他们从老庄的哲学观点来探索人生观和宇宙观，感到异常地空灵寥廓。这时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问世了，引起了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和其他学子）的广泛兴趣，一时成风。这位享年仅二十四岁的学子，真是一位稀世奇才，能于当时具有那样磊落寥廓的胸襟，实在难得。曾经被冷落沉沦近400年的老庄之学，又掀起了高潮，它像一股清冷之风，唤起了人们的第二次醒觉，从西汉以来，一潭死水的、烦琐的经院式的学习方式下醒觉过来，这中间也就出现了一些名流的反抗言行。

往下就是东晋与五胡十六国，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从玄学转到清谈，两者的不同是，前者即玄学以老庄为主来探索宇宙本质和人生价值等，而后者即清谈，也是以老庄为主导，却转向于人的仪表、容姿和情感的真挚等，可概之为唯美主义。总之，要表现那种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轻缓之风度，要具真挚的情感，说真心话，要达到精神的独立与超脱，不受尘世之牵累，才是上乘。我们看一下王羲之的《兰亭序》，其中后半部分全是老庄思想，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过去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还引起了争论，其实明白了这些事实之后，也就可以休矣。

再往后，便是南北朝，清谈之风依然盛行，不过，其精神已稍逊于前，有时流于形式。

老庄思想的超脱，尽量避世之言行，像一阵清风吹进了这纷争扰攘和哀鸿遍野之地，多少给人们以心灵上的一种安宁。在书法艺术上出现了一种宁静与安详，行笔表现为从容不迫，在结构上是抒情舒缓与疏密适宜，总体上呈现出晋代所特有的那种“韵致”，人们一般称之为晋韵，就是在如此的气氛下陶冶而成的。大家不妨对钟繇的“五表”（《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和《力命表》）仔细玩味一下，然后再参看卫夫人和王羲之各帖，当可了解一个大概。当然也还可以参看其他各帖，如王导、谢安、王珣、王献之的等，都是值得领略其高致的，至于陆机的《平复帖》、索靖的《月仪帖》和《出师颂》等更是应从其中汲取其精髓。

到了唐代，因为老子姓李，与李世民是本家，适逢他正要利用宗教来安定社会，于是便将道教封为国教，以示尊崇。不过在书法艺术方面，只有张旭深于老庄。因此将那潇洒不羁，超脱出世的逸想，融入了他那高妙的笔法。在书法上独辟蹊径，开狂草一派，令人仰慕不已。后来的怀素及高闲上人，更继作而张扬之，启发书法界不小，宋代之“墨戏”实受其影响。

老庄思想在宋代，虽似处于强弩之末，然在文学上对文赋曾有影响，如苏东坡的《赤壁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即是。宋代的词，也有些体现。至于书法，此时已在和诗、画、印三者走向合流。又因老庄思想之渗透，便出现了“墨戏”，打破了以往“文以载道”的传统做法。欧阳修以手指沾墨题其书楼的各匾额，已见端倪。而苏、黄常以淡墨题款，也是因兴会之至。而信笔拈来，根本打破过去那种意在笔先，在下笔之前静坐默想，以至收视反听等书前的准备工作等。欧阳修还提倡“得意忘形”的做法等，都是对过去书写方式的否定。

上述风气沿袭而下，以至元、明，愈演愈烈，书坛之墨戏乃趋狂怪，殆20世纪后半期，老庄思想退居次要，乃杂之以西方“抽象”与“印象”等说，于是标之以“现代书法”，乃至不可收拾。宋明之狂怪，仍有深厚之艺内功，即基本功和文学底子，都是相当过硬的。而现代书法，则不问基本功与文学根底，一味地自行其是而已。

儒家和老庄思想，不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有所不同，儒家以入世治国为主，以独善兼济为旨归，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近似的地方：

一是崇尚自然。老庄崇尚自然，儒家同样是崇尚自然的，它的天人合一观，已经说明了这个事实，《易经》就是探讨天人之际的经典，孔子本人处处都是以自然为法的。

二是超脱。老庄是以超脱不累于世俗为高尚，儒家勤于为民，在精神上也是十分超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