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战争之子

就像我这一代的所有伦敦人，我是希特勒的产物。我在30年代出生，40年代遇上大轰炸，然后好莱坞电影进口了，我开始见识到暴力电影。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曾在无意中听到父亲跟母亲说，他防空局的同事在轰炸后发现一颗头颅，还装在盒子里四处拿给人看。在二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这类骇人听闻的事是伦敦人的家常便饭，自然也烙印在儿童脑中。

轰炸地点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出门搜罗炸弹碎片和德军丢下来反雷达波铝箔。我们活在夜间空袭的恐惧中。防空洞，就像我们家后院的那一座，成了第二个家。这些避难场所有种刺鼻的味道：闷在水泥洞穴内的潮湿空气的气味。那气味长伴我左右，至今仍能记得，如同别人深情地回忆夏天，或冬天火炉的气味。

儿童玩战争游戏，因为生活里只有战争。我记得我和弟弟迈克尔玩儿兵人，我们在院子里把它们排成战斗队形，朝它们丢土块，把它们的头打下来。我日后想起这场战役，觉得就跟真的战争一样恐怖。

我的第一个家离托特纳姆考特路不远，我父亲有时在那里卖鱼。说“有时”，是因为父亲有病在身。家里大多数事情都得由母亲决定。随着妹妹玛莉出生，家中人口增加，我们搬到国王十字车站那一带，住进人行道铁栅栏下方的两个房间。但才待了几个月，便又搬到芬斯伯里公园的廉租屋。当时，那是伦敦北边最糟糕的一区。这回又是两间潮湿的地下室，玛莉和我一间，父母睡另一间。此外还有个洗碗槽，以及一间小小的厕所，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这绝对不适合慢性气喘病人或儿童，但好歹是个家。

我对战争最痛苦的记忆，都源于大人要我远离战争的举动。我五岁时，玛莉和我被迫疏散避难，几年后才出生的迈克尔逃过一劫。我记得有好几辆巴士开到保罗公园小学，载我们到帕丁顿车站。许多人泪流满面，妈妈们挥手告别，对孩子叮咛再三。我们都挂着识别名牌，拿着装有防毒面具的牛皮纸盒。大人告诉我们，把我们送到乡下住是为了远离轰炸，好保护我们。

我们抵达萨默塞特的诺顿圣菲利普村后，玛莉和我就分开了。我妈妈得到的承诺是我们不会被拆散，但我们却分住两地。妹妹被送到村中最富裕的人家，那家人经营工程公司，在战时大发利市。我则被送到政府公屋（council house）。我和妹妹待在同一座村子，但从那时起，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妹妹寄住的房子有名穿着黑白制服的女仆侍候她茶水，我会走到那儿，从窗户偷偷看她。虽然我是她哥哥，却被当作政府公屋的穷酸小子，不准进他们家门。回想起来，你从我照片里瞧见的某些东西，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不被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设法尽量靠近我的主题。

你很快就会察觉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认命接受。我住在政府公屋，这件事或多或少就意味着我被套上了阶级枷锁。我妹妹在那房子里享受特权，因而离开了我们。之后，我母亲做了惊人的决定，让妹妹在战后继续留在那户有钱人家，永远受他们收养。他们把她送到滨海韦斯顿的女子寄宿学校，她就这么进了私立学校。你可以这么说，就像芬斯伯里的邻居所说的：“希特勒拉了她一把。”

我觉得被遗弃，没人要，仿佛我是品种不良的狗。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来探望我，他出门返家时，我追了出去，求他把我带走。我在诺顿圣菲利普村住了不到一年就又遭疏散。我总是被疏散。我对希特勒的轰炸计划毫无所知，我以为母亲心里想着：让他再次上路吧，让我喘口气吧。

第三次疏散让我的处境跌到谷底。我被送到英格兰北部，离兰开夏郡波尔顿不远的农村。那户人家是鸡农，我每个星期天都拿到一颗鸡蛋。他们把我送去做早上和下午的主日礼拜，然后还试着要我参加晚上的礼拜，想尽办法要我走出他们的房子。周一到周五，喝过下午茶后，他们就把我赶到户外，直到夜里十点钟，不管天气有多糟。

我睡在地板上。我的房间没铺油布毯，也没家具，只堆了老旧的孵蛋器。那个房间从来没住过人，他们只因为有多出来的房间，就被迫要收容疏散的儿童。

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个男童，他父亲在坎登镇开酒馆。他常因尿床而遭毒打。我们被丢到一群古板的人身边，尽管他们满口基督教诲，却非常无情。他们觉得我们言行怪异，我们对他们也有相同观感。他们的马铃薯是带皮煮的，我厌恶这种古怪的煮法，不肯吃，又挨了他们一顿揍。

那次疏散的挨揍经验没齿难忘。我被学校的老师揍，被运动场的小孩揍，回到家又要挨揍。我盖起了一间小房子，里头装满憎恨与不信任。

有一天，我逞强想做某项特技而从谷仓摔下来，撞破了脸。我那断裂的鼻梁就是这样得来的。我爬过一段田野，昏了过去，醒来后看到两个女人低头望着我。她们把我送回家，我看到鸡农一副我闯了祸，忍不住想揍扁我另一半边脸的模样。他坚持要我隔天就上学。我的脸肿得像猪头，嘴里又冒出常被嘲笑的伦敦腔，就成了更大的笑柄。

我终于写信给母亲，告诉她我没有受到好的对待。她把火车票钱寄给我，我能回家了。返家前夕，那鸡农把垃圾桶里的鸡饲料倒出来，装满热水。我洗了十七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澡。

所有这些经验最后留下一个奇怪的后遗症。只要我有自己住的地方，有栋农舍，就总想养些鸡。我觉得鸡很能为房子生色，不幸的是，当地的狐狸也有同感。说正经的，疏散经验使我终生喜欢靠近遭迫害的人。我知道被烙上野蛮、肮脏、危害社会的标记是什么滋味。只是，我是被自己国人遗弃与恶待，而非外国人。

简单说来，疏散的后果很能锻炼人。孤独感，以及长期离开母亲，其效果就如同私立学校对中产阶级孩童的管教，把我变成强悍的家伙，能够独立自主，但也让我变得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