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加紧脚步

不只那个警察命丧葛雷舞蹈协会，马伍德也逃不过一劫。受审之后，根据无情的死刑法，他被处以绞刑。对他们两人而言，七姊妹街那晚的事件是悲剧；于我，则是新生活的开始。

那些照片登上《观察家报》后，我被形容成电影工业里的静态摄影师，说得有点过头。我的工作只是翻拍动画图片，但是忽然间，似乎每个人都跑来邀我拍照。《生活》杂志打电话来，英国广播公司也是。伦敦西区一个剧团要我拍他们的演出。《新闻纪事报》和《星期日画刊》也打来了。《观察家报》也要我提供更多作品。拉金斯的电话响个不停，把大家都惹毛了。

虽然那是最有收获的时期，但我没有接案子的经验，也不知如何处理向我丢来的钱。当时周薪10英镑已是不错的工资，而《观察家报》付我的照片费是50英镑，这是我手头最大的一笔钱，也引导我往前迈一大步——到银行开户。在芬特希尔的家庭生活也有所改变。星期天我母亲都出外找《观察家报》，它在当地不是很畅销。电话也装了，好让我的新生涯不致干扰到拉金斯。

克莉丝汀到庞德街的公司上班，我们几乎每天到莱恩斯·柯那之家共进午餐，就像电影《相见恨晚》的特瑞沃·霍华德和西莉亚·约翰逊。我们边用便宜的菜汤和面包卷，边计划结婚事宜。然后我会冲到怀特查佩尔拍摄穷困潦倒的人，或四处抢拍青少年暴力事件。我甚至还为奈保尔拍摄他第一本书的封面。

我还是深感自己因学识不高而矮人一截。《摄影》杂志寄给我一篇评论，编辑在信中写道：照片中有许多出色的东西，其中最特别的是“非常世俗”。当时我想，这一定是很高的赞美，直到我在字典里查到这个字。即便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离开拉金斯，开创自己的道路。我的特约工作主要来自《新闻纪事报》《城镇》杂志和《观察家报》。比起以往，我更有自信沿着舰队街走进《观察家报》的报社。事实上，那是个奇怪的地方，一切似乎都很拮据，档案架和窗户仿佛已有多年未清理，整栋建筑的光线像是出自伦勃朗的手笔。然而，在这一片暗淡中，我邂逅了报社那些既可爱又古怪的人物，如和蔼可亲的编辑大卫·雅斯托和珍·布朗，我发誓她只到我手肘高度，而且她的禄来和徕卡相机还是用购物篮装着的。

那期间我开始到英国各地旅行采访，住铁路旅馆，看着那些人在昏暗餐厅用早餐，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不敢让刀叉叮当响。我开始感觉到内心有某种尊严油然而生，全国性的报纸信任我唐·麦卡林，叫我去拍摄重要事件，又把照片刊登出来，底下还有我的名字。

我学得很快。在舰队街，你必须加紧脚步往前冲。你养成更快的感受力，因为速度非常重要。你总是想比身旁的人快。那是一种节奏，而不是训练，而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舰队街怎么会挑上我这么一个未经琢磨的人，直接把我插入更高电压的插座，就要我去看、去做我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事。

我家的财务状况改善了，母亲把我们住的地方买下来，不久又卖掉，带迈克尔搬到空气比较干净的剑桥郡魏斯比齐。离开前，她安排好让我租下最高的两层楼，因为克莉丝汀和我结婚了。

结婚的时机不算好，我们穿着新衣服搭火车离开利物浦车站，要到无聊的东海岸度蜜月，却和一大堆要回营区的阿兵哥挤在一起，非常不舒服又引人侧目。我们回到每周房租50先令的家，然后我布置了新壁纸和木兰花瓷器，我觉得那会使芬特希尔路高尚一些。我也装修了一间兼具暗房、厨房与浴室功能的房间。铁皮澡盆放在火炉边，好方便取热水。除此之外，我们只有几件家具和一架可移动的电视机。客人上门坐在椅子上时，我们就坐在床上。克莉丝汀的父母觉得女儿沦落到全世界最不像样的地方。住我们楼下的人懒得把空牛奶瓶放到屋外，我们听到他们把瓶子放在水槽里用铁锤打碎。

我开始抱着怀疑回顾芬斯伯里公园，但也不是毫无眷恋。我不觉得我背叛了自己的根，但我知道自己还没全然融入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两个世界都不容闪失。我很怕和满肚子学问的记者相处，也日渐明白摄影记者的地位远低于文字记者。我天生就不向这种态度屈服，而且，即使我强烈察觉到眼前的天地日益开阔，仍觉得困惑。

在早年那些建立自信的日子，有两个报社记者帮了很大的忙。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本身也是优秀的摄影记者，他介绍我使用宾得135单反相机，我买了一台二手的，被降级的那部禄来120双反相机则安静地躺在书柜里。那部新玩具很轻巧，可以举在眼睛前面取景，还可以换镜头。《观察家报》的文字记者约翰·盖尔激励我像他那样尽可能冒险犯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们采访英吉利海峡泳赛，因为太危险，主办单位已经要参赛者别再下水，他忽然问我敢不敢和他一起下海玩。他被汹涌的海浪抛上抛下，同时大叫：“下来啊，麦卡林，你他妈的胆小鬼！”有如瓦格纳的鬼魂在夜里呼喊，至今我脑海里还回荡着他的大嗓门力促我追上的叫喊。

我和克莉丝汀在花都补过我们俗气的蜜月。就我来说，我是在巴黎下定决心要过冒险生活。说到底，专业的新闻摄影，巴黎才是大本营，这里有《巴黎竞赛》画报，还有像马格南这样伟大的图片社，所以，若我还想认真看待我的工作，便不能忽视巴黎。这一切都是一个法国佬引起的，他勾引我漂亮的妻子，而我就像在芬斯伯里公园葛雷协会干的那样，对他饱以老拳，再送上不雅的威胁，当然他听不懂我的臭骂。这场面把我的小妻子惹哭了，我们到咖啡厅坐下，我闷闷不乐地翻阅杂志，然后看到了一张东德军人跳过铁丝网的惊人照片。那时柏林危机和柏林围墙才刚揭开序幕。突然间，我看到我的摄影必须走的方向。我大声说出：“我一定要去柏林。”

我那位妻子没有被吓到，也没怨言。的确，她鼓励我去做，我欠了她太多声感谢。她永远支持我，虽然当时她还没想到日后她将不断为食物忧虑。我不断出发，一次次走向越来越远的国度，走向危险，好像想要自杀一般。

我们缩短第二次蜜月行程回到伦敦。我赶到《观察家报》，但是他们对我去采访柏林没啥兴趣。我对编辑丹尼斯·哈克特说：“好吧，但不管怎样，我明天还是要去柏林。”我已满腔热血。

光是机票就让我荷包见底，42英镑，我一个月的收入。我带着哈克特语气有点怜悯的介绍信去找《观察家报》驻柏林通讯员，很快就置身柏林艺术家聚集区的豪华饭店，与猖狂而生气勃勃的帕特里克·欧唐纳文面对面。他总是佩戴一朵康乃馨，脸上有条明显的疤痕，他后来告诉我，事情发生在二战期间，那时他是皇家禁卫军军官，有一回他的坦克车冲上横过马路的电线，他很不聪明地站了起来。

他说：“我将带你好好看看柏林，你有兴趣吗？”

我岂止有兴趣。我无法拒绝跟着当代的伟大记者杀进柏林最热闹的夜生活，即使喝一杯啤酒就足以让我头晕，而我真的就这么醉了。此外，当时柏林仍未经历战后重建，还是勒卡雷的柏林，也还是1930年代的地下社会情调。在一间酒吧里，我们看到一丝不挂的女人骑马走在铺着沙子的擂台场上。帕特里克兴冲冲地想爬上那匹马，身着长大衣的男子把我们给请出场。我们就这么疯了一整晚，从这家酒吧到那家酒吧。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帕特里克，他完全没被前一晚的放浪形骸影响到，还戴上一朵新鲜的康乃馨。我们前往腓特烈大街，看他们用炉渣砖筑起柏林围墙。美国士兵架着机枪，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廊前。我拿出我的禄来和宾得小相机拍照。

凭着那些柏林围墙的照片，我真正打进舰队街的新闻世界：《观察家报》跟我签了每周两天15基尼的合约。这是很大一笔钱，我终于可以在柯尔尼·哈契巷购置小房子。一年后，我第一个儿子保罗在这屋里出生。那些柏林照片也获得“英国新闻奖”的最佳系列报道奖。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抱负越来越大，体内的血液奔腾不已。我像是学成下山的选手，摩拳擦掌，只等着迎接大竞赛，只等着全世界的认可。在二十八岁的年纪，我雄心勃勃，还有《观察家报》与《照相机》杂志的图片编辑大力吹捧，我已准备好接下国际大事的任务。没过多久，这样的机遇降临时，我还不知道那次的体验会是如此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