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坦克战事

“就在那里！”有人吼着，“世界奇迹之一，你们最好也赞叹一下。”

我们行军抵达一辆皇家空军巴士，奉命上车，然后被运送到沙漠里看金字塔。在我们这些肉脚新兵眼里，金字塔只是一堆无聊且冰冷无情的石块。那天的好戏是搭巴士离去前爆发的喧闹。

几个阿拉伯人（或“中东佬”，在1950年代，我们这些毫不在意民族情感的混蛋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强迫我们买些玻璃罐。对我们这些周薪27先令、住帐篷的穷汉来说，再没什么东西比这些玻璃罐更派不上用场。有个小伙子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猛地放下车窗，夹住小贩的手指头，然后罐子就会滚进来，钱却不用付出去。那些阿拉伯人随即发起猛烈反击。

十八岁的我，举止实在不怎么文明，远不如金字塔，但我慢慢掌握了当兵的窍门。他们告诉我：“没错，麦卡林，你进入了制片业。我们有太多罐底片放在牛津郡皇家空军班森基地的女王中队里。罐子要涂上数字，有一百万罐。”那个数量还是低估的。他们的二战空中侦查底片可以堆成几座山，在罐子上涂号码比把煤炭洗白还无趣。我想，我才不干这码子事。我那一小队战友都大力支持这个看法。我们在山脊上放哨，注意班长有没有骑脚踏车过来。我们只有在他出现时才会把扑克牌藏起来，抓起油漆刷子。如同皇家空军弟兄所说，我们以观测控制产量。

我把念头转到国外。那是在苏伊士通航前二年，有人告诉我“运河区”是很悲惨的单位，所以我申请去香港。自然，我被分派到运河区，而申请运河区的人则毫无疑问降落在远东地区的摩天大楼、中式帆船，以及穿着旗袍的杏眼姑娘间。

我被派去驻守伊斯梅利亚，一个以铁丝网围起来的院落，靠近提姆萨赫湖汇入苏伊士运河处。热浪扑来，像大铁锤的重击。

我一报到，他们就把我丢进铁槽子里。这和同名的被称为“陆战之王”的战争机器可毫无相似之处，而是个大池子，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内壁锈蚀得很严重，布满酸性药物的结晶。我的槽子是空中侦查摄影发展史中最不光彩的一页，底片就是在这里大批大批地显影。我的卡通电影经历让我够格把这槽子洗刷干净。

我每天早上被吊入这玩意儿里工作，后来则获准去搅拌有毒的化学药剂，甚至开始使用地图复印机，算是种优待。

我们一星期要轮三次夜哨，为此可以领到斯登冲锋枪，一种设计最糟的武器，连十步外的伦敦公交车都有可能打不到。偶尔我会抓到潜入营区偷东西的人，便将他们交给皇家空军宪兵，宪兵再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接着你就会看到埃及警察沿着运河走过来，全副武装，头戴土耳其军帽，手持警棍。我们会驱车上前，敬礼，行礼如仪一番。被扣押的滋事者有时会辩称自己只是进来拿回不小心跑进铁丝网的东西，警察会甩他一耳光，主要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我会想，若不是他，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的态度真是无知。

有个摄影师力劝我参加摄影师职业技术考试，通过后可以做比较有趣的工作，钱也比较多。我参加笔试，没过关，但我的生活突然改善了。我仍是摄影助理，但皇家空军决定调我到好一点的单位。我被扔到肯尼亚的茅茅地区，但这次调动不过是从一座大铁桶般的建筑换到另一座。这次是巨大的轰炸机停机棚，我们睡在里头，老鼠猖獗得很，但至少执勤岗是由陆军去站。

在肯尼亚危机中我升等了，改到内罗毕的轰炸机司令部操作“批处理机”。轰炸机每天返航带回三千多张照片，有茅茅地区的，有轰炸效果评估的，或是两者皆有，都必须以最快速度冲洗。我就是那个速度。以我看来，堪培拉式轰炸机最麻烦，机上有六部照相机同时拍照。情报部门借助这些照片以决定次日攻击叛军的战略。对我来说，这种工作徒然累死人，不怎么有意思。

我比较欣赏肯尼亚这个国家。当时内罗毕是座迷人的殖民地城镇，“伟大的白种猎人”头戴狩猎帽，大队进出斯坦利饭店。放假时，我也进军上流生活，说服一个荷兰农场主人的女儿教我骑马。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交上朋友后，我眼界更是大开。

他们突击基南戈普高原和茅茅游击基地时带着我同行，让我充当押运员。整个过程中，我都很享受这卑劣的轰炸气氛：这些戴着飞行头盔和护目镜的家伙满口“好呀”“再来一个”。其实，林肯式轰炸机多载了我这个非法乘客后，是有些力不从心。一丢下炸弹，就像向上跳起了一千英尺，所以你就知道，它得多么拼命挣扎才能飞离地面，留在天空。

有时在返航途中他们会低空飞过乞力马扎罗山，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安博塞利平原上成群结队的斑马、大象和羚羊。有时我会设法登上“哈佛”，一种小型护航战斗机，经常以好莱坞战争电影的架势扫射丛林，返航时还在天空玩些花式飞行。

以我们的年轻无知，我从未想到这一切会对底下的村落造成什么伤害，也没想过殖民政策的对与错。对我们而言，茅茅就像该死的印第安坏蛋，以骇人听闻的血誓仪式闻名，士兵餐厅也经常流传他们有多残暴的惊悚传闻。至于大不列颠帝国哪来的权力在另一片大陆上作威作福，则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出身芬斯伯里公园的人当然都是工党，但一涉及海外事务，我就成了超级爱国者，和阿尔夫·加尼特同一阵线。我的国家不可能犯错。

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观点，但社会事件正群起将之推翻。我的军中生涯延续了库克船长的帝国末日之旅。我被派驻到塞浦路斯，在该国首都尼科西亚，埃奥卡恐怖分子以“自由”之名当街枪杀手无寸铁、陪家人到雷得拉街购物的英国士兵。雷得拉街后来被称为“凶杀大道”。

但在亚克罗提利附近的皇家空军埃皮斯科皮基地，我们远离首都，却是活在另一个世界。每天早晨我们从帐篷里爬出来，走到空气清新的悬崖边，下方是蓝色大海，阿波罗神殿遗址的石块在地中海的光线下闪闪发光。没轮值的时候，我们背上水肺学潜水。

有时我们会运送机关枪（或讲得确切点，斯登冲锋枪），在护卫车的陪同下进入尼科西亚，这并不太危险，因为埃奥卡极少攻击武装士兵。我们因此有机会看看这座城市，对这座岛屿深层的动荡不安——希腊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之间幽微的仇恨——有了些许体会。似乎只有礼拜天早上射鸟的乐趣能让他们团结起来。

在这里环岛旅行比较疯狂，但对我们而言比较好玩的方式是加入足球队，到其他基地比赛。在危险的山区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载满一车葡萄的卡车驶往工厂。和卡车会车就像亨利—乔治·克鲁佐的电影《恐惧的代价》，令人毛发直竖。擦车而过时，小伙子全伸长了手，想抓些葡萄即席做些葡萄酒，卡车司机则边呵斥我们，边留意不要冲下山谷。

和当地居民来些文明的邂逅，不是我们任务中的要项。某天晚上，我们在监督下前往利马索尔的酒吧，身边还有人护卫。那是某种军队公关形象的维护，因为有几个英国国会议员到岛上考察，想确定英国军队和当地民众是否相处甚欢。我们根本还没准备好踏入多民族社会。在这难得的场合，我逮到机会向一个美丽的塞浦路斯酒吧女郎眉目传情。我花了大把酒钱，就为了向她放电。为了加强攻势，我把椅子东挪西移，好来场更贴近的交流，但推椅子时却没对准她往下坐的美丽臀部，那可怜的女孩跌到地上，摔个四脚朝天。这个空军处男大兵的骑士生涯就这么突然结束了。

我在皇家空军升到二等兵，这军阶很愚蠢，且口惠而实不至，还获颁一枚可笑的“非洲综合勤务”奖章。理论上，我也见识了这世界。除了派驻埃及、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我也飞到亚丁和喀土穆，惊鸿一瞥令人屏息的尼罗河。但除了那匆匆几眼之外，大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我不想知道的世界，被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世界。

虽然我未能成为皇家空军的摄影师，却也获得一样重要的东西：我的第一台相机。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沿线送货到亚丁的路上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相机。我决定了，比起一对狮子皮非洲鼓，相机是我的毕生积蓄——30英镑——更好的归宿。就这样，我成了一台全新禄来的主人。那是台双眼反光相机，拍照时挂在胸前，往下看取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也是1930年代伟大摄影师比尔·布兰特与布拉塞使用的相机。

我有一次搭上哈佛式战斗机，从空中拍摄肯尼亚皇家空军伊斯雷基地，几乎立即赚回部分费用。我做了150张明信片在营区内卖，一张一先令。另一批底片正在显影时，摄影部班长走进来，开始鬼扯：“有人在这里拼命捞钱，我要来查清楚。”他当然不在乎我做生意，他只是不爽我没算他一份。

我回到芬斯伯里时手头已经没钱了。我想这东西似乎没什么用途，也想不出来要拿它来干嘛，所以拿禄来当了5英镑。

我母亲有一天问我：“那台可爱的照相机跑哪去了？”我说了，她回道：“真糟糕。”然后走出门，用自己的钱把相机赎回来。她这大方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生命，非常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