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慰行程逐日记要

台湾民众得知“小诸葛”奉命来台宣慰，大多抱着期盼，对于白崇禧的印象也很良好。例如小说家吴浊流（1900—1976）在自传体小说《无花果》里这么说：

 

为了处理这个事件，中央公布说要派白崇禧将军担任特使来台湾，六百万岛民才吁了一口气。大家都相信白部长一定像小孔明一般，能够好好给我们处理。

 

台湾著名士绅林献堂的秘书，同时也是诗人、作家叶荣钟（1900—1978），曾经随林氏参加一九四六年的“台湾光复致敬团”，在南京见过白崇禧部长，此时听闻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一时间感慨良多，记下了对白崇禧的印象：

 

乃是一位魁梧奇伟、温而厉、威而不猛的将材，这真叫大家重新加一层敬意，同时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防登生一种切实的信赖感。

但是白崇禧的宣慰使命，并不容易；他面临的，是焦躁紧张的镇压局势，暗中进行的违法滥捕，国内外谣诼纷飞的情形，以及二二八事件以后，台湾全岛六百万惶惧不安的心灵。本节以各种档案函电、回忆录、日记、报刊专电报道交互比对参照，以白崇禧的行程为主，参照有关人员的活动，将白崇禧从三月十七日到台湾，至四月二日飞返南京复命的十六天宣慰行程，作最大程度的还原，并且从中发掘原本已经埋藏在幽暗深处的历史真相。

第一日 三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四十分，搭乘国防部专机，由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十二时三十五分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随行者有国防部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史料局长吴石中将、法规司何孝元司长、台湾省党部李翼中主委、“三青团”中央干事会蒋经国处长、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葛敬恩秘书长、国防部部员陈岚峰少将、部长侍从秘书杨受琼少将、朱瑞元秘书、钟长江参谋、总务处张鹤龄处长、区群韦副科长等人。陈仪长官率长官公署局处首长、台湾省参议会、台湾籍国大代表等多人到机场迎接，下榻于台北宾馆。

下午三时许，接见李白娘、李建兴母子。

下午四时，到行政长官公署与长官陈仪商谈。接着于台北宾馆，由白克陪同，接见台籍国民参政员林献堂。

晚间六时半，向全省同胞广播。

晚间七时，接受陈仪长官宴请。

晚间十时发电南京，以在台之整编第二十一师、宪兵、要塞守兵已足用，请免调第二〇五师来台。

同日，国防部发布“宣字第一号布告”。

 

□ 本日起列举之白崇禧宣慰行程，均据二二八事件时唯一正常出刊的《台湾新生报》，以及相关档案函电当中排比列出。

 

与白崇禧同机抵台的人员里，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是由台湾前来迎接的陪同人员，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则是顺道搭机回台；白崇禧的随行人员里，除蒋经国之外，冷欣、吴石、何孝元三人是高级幕僚人员。吴石的经历，在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何孝元是法规司长，精通法律，随行的目的，是要提供法务方面的咨询，并且对于涉案人犯的处理，提出法律上的修正意见。蒋经国的任务，似乎和白崇禧一行不尽相同，稍后再作分析。至于冷欣（1899—1987），字容庵，江苏兴化人，黄埔一期生，参加东征、北伐历次战役，抗战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江南行署主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军政职务，抗战胜利时，他受命担任芷江受降仪式的中方代表。

随行人员里唯一一位台籍人士，是国防部部员陈岚峰少将。陈岚峰（1904—1969）是宜兰人，早年到大陆就读于暨南大学附中、暨南大学，后来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在军界历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徐州；此时在国防部挂职部员。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陈岚峰是有祖国经验的“半山”。白崇禧将陈氏列为随员，应该是希望借重陈的台籍背景，能随时提供咨询。

白崇禧一行人到台北宾馆（日本殖民时期的“总督官邸”）略事休整后，下午四时到长官公署和陈仪长官、葛敬恩秘书长见面，长官公署各局处首长，也分别对白崇禧一行简报。这次的会谈，是官式拜会性质。据白崇禧日后的回忆：“我是礼貌性的拜访，他们稍作简单的报告。”[但是据《警备总部档案》当中，收有一张“国防部便笺”，上面笔迹记载：

 

司法与军法

（一）与本事件有关之司法事件

（二）逮捕人数

（三）审讯情形

（四）判决及执行

（五）军法官人数

（六）军事法庭之组织

（七）准予复审机会

 

可见白崇禧初到台湾，就关切二二八事件涉案被逮捕人犯的人数、处置与审理情形，并且主张准予复审。另外，白崇禧于此次会议中，还要求长官公署交通处，将此次二二八事件中，所有铁路车辆、公路桥梁汽车、船舶码头、交通器材等遭受破坏情形，在二十日之前造册呈送，以备核阅。

与此同时，在南京即已预先准备好的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这时正式在台发布。“宣字第一号布告”，长、宽各三十二点五公分，要点有四大项：一、台湾地方政治制度的调整（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县市长提前民选）；二、地方人事的调整（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省府委员、各厅处首长，尽量选用本省人士；政府相关事业里，本省与外省职员的待遇一律平等）；三、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民生相关的公营事业，范围尽量缩小；长官公署法令或一般政策和国民政府颁行者若有抵触，应分别修正或废止）；四、恢复台湾地方秩序（所有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类似组织，要即刻取消；参与此次事变或相关人员，除煽惑暴动分子外，“一律从宽免究”）。虽然这道布告的前三项要点，对于当时台湾局面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立刻发挥疗伤止痛、拯救许多人于行刑队枪口之下的，则是第四项第二款。这项条款所发挥的效用和影响，之后还要继续讨论。

但是，“宣字第一号”布告在发布时，却没有得到长官公署的配合。根据省党部主委李翼中的回忆，在“宣字第一号”发布数天以后，各地还是没见到布告，李翼中感到诧异，于是询问白崇禧其中的缘故，白崇禧忿忿表示：“陈仪竟不惜食言，坚不肯张贴布告。”有学者认为，陈仪之所以一反先前宽大处置的承诺，是因为他对于治下台湾发生变乱，又不能在不求援兵下平乱，因而恼羞成怒所致。这份布告，第二天（三月十八日）由国防部两位司长赵援、马崇六带来，经由驻台空军协助散发，终于昭告全省各地。

白崇禧一行结束长官公署的拜会后，回到台北宾馆，随即在下午三时许，有民众求见陈情。来者是矿业巨子、瑞芳镇长李建兴（1891—1980）与他高龄八十岁的母亲李白娘。此时负责部长安全警卫的，正好是与李建兴相识的陈岚峰，因此能得到延见。去年在国防部大礼堂，白崇禧与参加“台湾光复致敬团”的李建兴有过一面之缘，此刻还留有印象。据李建兴回忆，在白崇禧出见之后，李白娘便为台湾人请命：“台湾被日人统治五十年，台胞所受痛苦真是难以尽载，好容易望到今日庆获光复，解除桎梏，台湾同胞只有感激政府，哪会丧心病狂，和政府作对？不过事变既已发生，总属大大不幸，如何善后，则请部长尽量从宽处理。”这一从宽处置的请求，符合白崇禧来台的目的，他立刻允诺。白崇禧又得知，李建兴的高堂，娘家也姓白，更加尊敬，白、李两家就此结下通家之好。

接着，在台湾电影摄制场场长白克（1914—1964）的陪同下，白崇禧会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台湾头号士绅，国民参政员兼台湾省参议员林献堂（1881—1956）。白崇禧希望听取的，是林献堂对二二八事件爆发原因的看法。据林献堂当天所记的日记，他与白崇禧的会面情形如下：

 

国防部长白崇禧一时抵台湾，四时余使白克来唤面会，余即与之同往，告以事变原因：一、国内归来军属被虐待而出报复，二、青年失业、物价腾贵，三、野心分子从中煽动，四、学生纯真易于诱惑，五、贪污官吏被民众厌恶，有此种种之关系，而遂发生此回不幸之事，请为宽大处置。白部长述蒋主席之意亦如是。

 

林献堂是雾峰林家的掌门人，日本殖民时代是体制内抗日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有一席之地，扮演重要角色。林氏为人谦退圆融，却不失风骨原则，对台湾事务极有见地。二二八事件初起时，外省公教人员成为民众追打对象，林献堂却甘冒风险，庇护当时恰到台中洽公的财政处长严家淦。白崇禧对于林献堂十分重视，之后到各地宣慰时，还有多次征询。

陪同林献堂晋见白崇禧的白克，则是白崇禧在台湾遇见的广西同乡。白克是广西桂林人，成长于厦门，能说流利的日语、闽南语。白克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教育系，曾经获得广西省政府颁发的奖学金，抗战时又曾服务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担任文职少将新闻官；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台，出任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接收原总督府的台湾映画协会、台湾报导写真协会等，改组为台湾电影摄制场。因为有这样的机缘，白克全程采访白崇禧来台宣慰之行，拍摄《白崇禧部长莅台特辑》电影短片，而且充当白崇禧的日语、闽南语翻译（白克的故事，详见本书“口述访谈”部分“白崇亮先生访谈记录”）。

晚间六时半，白崇禧对全省同胞广播，广播内容，大致与“宣字第一号”布告意旨相同。白崇禧在广播里说，他“奉蒋主席的命令，宣慰台湾，除对此次遇难同胞，代表宣慰外，并对二二八事件权宜处理，顷望全台同胞尊重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改良，“在不违背宪法范围及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中央无不尽量采纳台胞意见”。至于此次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少数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最后，“希望我全台同胞，发扬团结精神，确保守法的美德，一致奋发淬厉，在中央政府及贤明领袖领导之下，向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大道，勇往迈进”。（广播词全文，请见本书“史料选辑”部分之“深望台胞尊重法纪 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白崇禧到台湾后的首次广播，所发挥安定人心的效果，可以举吴浊流在《无花果》当中的记述作为证明：

 

三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钟，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针。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个大风暴。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随即拍发电报给南京蒋主席，报告他当天的观察所得：“全台秩序大致恢复，尚有少数‘奸党’与‘武装暴徒’合流，刻正追剿，详情再报。”到了晚间，白崇禧判断台湾现有兵力已经足够恢复秩序之用，于是再拍发一通电报，请蒋介石停调预备开赴台湾镇压乱事的第二〇五师。如果我们将这两通电报，和陈仪三月六日呈给蒋介石的函件、三月七日的密电加以比对，就可以知道：陈仪夸大台湾乱事规模，而实际上台湾暴动的情形，并不需要两个师的精锐国民党军队才能镇压。

而在同日，陈仪则开始进行他续留台湾的努力。此时他大概已经得知，南京方面准备将他撤换召回，因此在拍发给蒋主席的电报里，对台湾省人事提出试探性的建议。陈仪称自己“决意引咎辞职，不能再留”，但是台湾地位紧要，如果继位人选失当，“则财政将困难，民生将痛苦，‘奸党乱徒’乘机煽动”，那就不是“少数兵力所能维持”的了。因此，他建议由蒋经国出任省主席，福建籍李良荣（1908—1967）担任警备总司令。陈仪必定明白：蒋介石不可能同意此议，其目的只在打消南京的内定人事。这是陈仪对中央和白崇禧对台人事安排的又一次反制作为。

第二日 三月十八日

上午九时，拜访省党部、“三青团”台湾支团，赴省立博物馆、台湾图书馆巡视。

十时半，抵达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视导，对官兵训话。

下午三时，于台北宾馆分别接见警备总部柯远芬参谋长、省党部李翼中主委、“三青团”台湾支团李友邦主任、整编第二十一师刘雨卿师长、空军台湾区郝中和司令、省参议会黄朝琴议长等。

下午四时，于台北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各机关首长、台省“国大代表”及地方士绅，长官陈仪、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等人皆赴会。

下午六时半，赴省党部李主委邀宴，陈仪长官与杨亮功监察使作陪。

 

白崇禧来台宣慰第二日的行程，是往台北市的党政军各机关巡视，同时对省会各界宣达中央宽大处理台湾事件的态度。白崇禧一行在博物馆参观很久，对馆内陈列的郑成功、刘铭传、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史迹，甚感兴趣。接着，白崇禧拜会省参议会。根据林献堂的日记记载：上午十时，“白崇禧部长、冷欣副参谋长、吴石参谋、柯远芬参谋长外四、五名来访问参议会，略坐数十分间即辞去”。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迎接白崇禧一行，在会议室交换意见。黄议长对白崇禧表示：“台胞昨聆悉中央处理事件之基本原则后，极表欢迎，谨代表全体台胞表示感谢。”白崇禧答称：“台湾沦陷五十一年，人民备尝苦痛，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加以慰勉。”之后，转往警备总司令部，对官兵训话，认为“在台陆海空军以及少数兵力对机场勤务，要塞仓库之守护，治安之维持，确已尽忠职守，待增调军队抵台，始于短期内将变乱大致平定”，惟少数“暴徒”，仍待肃清。

下午三时，白崇禧在台北宾馆分别召见台湾军政官员、民意机关代表，听取事件处理现况汇报。四时，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代表，到场与会者有陈仪长官、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参议员林献堂等七十多人。白崇禧强调解释中央的宽大政策：“此次事件中，多数台胞均系受人煽惑，彼等之行为实为全无意识之幼稚行为，中央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结语时表示：“欲讲国防，必须先讲边防，即在余之职务上言，余实极爱台湾。”白崇禧致词之后，由林献堂代表致答词。“白崇禧述此回事件，蒋主席将以宽大为怀处置，此后不可有种族之分、内外省人之别，须团结为国家共同协力。余代表致谢词，言台湾受日本之压迫、同化教育，青年多变成急性浅量，不能认识国家，故有此举，此后对于教育须当努力，以造成之真正国民，不可有互相仇视之心。”

参与茶会的，还有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杨亮功（1895—1992），安徽巢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纽约大学博士。他从一九三三年起担任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转任闽台区监察使。三月八日，杨亮功奉监察院长于右任命，来台湾调查二二八事件，和调台增援的宪兵第二十一团一营于深夜在基隆登陆，四月十一日才搭船返回南京复命。三月十六日，杨亮功视察台湾大学后，曾与当时在台湾养病的监察委员、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1889—1948）见面。白鹏飞告诉杨氏，台大文学院院长、国民参政员林茂生已被捕失踪，但林氏其实并未涉入二二八事件。至于白鹏飞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观察，是否透过杨亮功转达给白崇禧，或者亲自向有同乡之谊的白崇禧面陈，因为缺乏资料，尚待更进一步的查证。

关于南京与台北之间的密电往来，本日蒋介石拍发回电给陈仪，肯定他“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但“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虽然同意他请辞，仍然要他“勉为其难”、负责主持善后。这封复电，带给陈仪一线希望，因为在电文中，蒋仍要陈仪“主持”善后；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命陈仪“将原电抄送白部长同阅”。在同日蒋介石致白崇禧的电文里，要白崇禧按照其致陈仪复电的指示办理；改组成立台湾省政府的事宜，也“请兄（指白）与公侠长官切商具体办法”。

这两通电报里，透露了几项讯息：一、对于是否要调离陈仪，或仍由陈仪出任改制后的省主席，蒋介石此时仍然犹豫未定；二、在蒋的安排里，白崇禧在台湾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陈仪，真正负责主持善后的，仍是陈氏，换句话说，白崇禧真能“权宜处置”的权限并不大；三、陈仪不但能直通南京层峰，似乎还有可能继续出任改制后的第一任台湾省主席。这些情势，对于白崇禧在台湾的宣慰善后，造成了若干限制和掣肘。对于这些局限，白崇禧自然有所察觉。碍于自己“协同办理”的身份，他只得修正若干处理原则。

当夜，陈仪又修书一封，致函给蒋主席。在这封信函里，陈仪反对由朱绍良出任台湾省主席，因为“一鸣（朱绍良）虽不无才干，但思想太旧，缺乏现代知识”，不适合出掌经济、文化都较内地发达的台湾；再者，现在长官公署各局处主管，“皆属一时俊逸，怀事业之心而来，延揽时煞费苦心。若省政府主席不能志同道合，必定涣然星散，致各种事业大受影响，甚至不堪收拾”。况且，朱绍良是福州人，而台湾人对福州人观感不佳。陈仪本来建议由蒋经国出任省主席、李良荣出任警备总司令，但连续两夜，陈仪与蒋面谈，“经国兄均坚决拒绝，不肯应承”，因此“不得已而思其次”，建议由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接掌台省主席，而以现任财政处长严家淦调任省政府秘书长。

第三日 三月十九日

上午九时半，由台北往基隆视察。

下午二时，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训话。

晚间六时，林献堂、黄朝琴、游弥坚、连震东、谢娥、林忠等，在台北宾馆招待白崇禧一行，陈仪、柯远芬、李友邦等作陪。

蒋经国处长于上午九时飞返南京。

 

上午，白崇禧一行由台北出发，十时抵达基隆要塞司令部视察。据要塞司令官史宏熹中将、基隆市长石延汉的报告，基隆的要塞在二二八事件爆发时，曾遭受“暴徒”攻击，码头遭到爆破。白崇禧一行在要塞各处参观，对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设置的二十八英寸口径炮，以及日人在昭和时期架设的十二英寸炮，都留下深刻印象。

在基隆港，白崇禧一行人见到正准备从基隆驶往上海的台南轮。这艘往来海峡两岸的客轮，只有两千席舱位，想登记上船的旅客，却超过数倍之多。船上形色惶惧的旅客，都是基层外省公教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经过二二八事件，很多外省籍公教人员生命财产遭受威胁，人人自危，急欲离开台湾。在港边看到这幕景象，白崇禧也为之深深叹息。

下午二时，白崇禧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今“海巡署”光复营区），对该部官兵训话，训勉官兵严守纪律、彻底与民合作。白崇禧特别要求不可报复，训话末尾，还以岳飞对军纪的要求“饿死不掳，冻死不折”二语赠给官兵，叮嘱他们，“切不可以怨报怨，否则怨怨相报，将终无宁日”。

结束基隆视察行程后，白崇禧一行转往北投草山（今阳明山）游览，傍晚回到台北，参加台湾省参议会在台北宾馆举办的欢迎晚宴。

此日南京与台北之间，有密电往来。南京蒋主席下达手令，要白崇禧向整编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转达：需特别注重部队军纪，“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故军队补给，必须充分周到，勿使官兵借口败坏纪律。近情如何？盼复”。

台北这边，白崇禧写成一函，请本日飞回南京的蒋经国转呈蒋介石。这封信函是对蒋氏十八日手令的回复。首先是报告目前秩序的恢复情形：还有少数“暴徒”“散处新竹、台中、嘉义等市之山地，总数不及二千人，刻正分别剿抚，想不难就范也”。其次，关于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白表示会遵照主席指示，等到蒋氏对陈仪指示要旨之后，立刻与陈长官研商。信末，白崇禧还附注，赞成陈仪提议，由闽南人李良荣接掌台湾警备总司令。这封信函，表示白崇禧在察觉南京所授给的授权有限之后，为了顺利完成宣慰善后的任务，立场稍有修正让步。

而随白崇禧来台宣慰的“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处长蒋经国，在此日早晨搭机回南京。蒋经国来台湾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台湾的三天两夜，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据杨亮功回忆，他与“蒋经国处长原是熟人”，十七日中午蒋经国随白崇禧抵达台北后，下午四时蒋就到监察使署看杨，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三青团”台湾支团主任李友邦涉入二二八事件的程度。根据“中央社”台北分社的报道，蒋经国三月十八日的行程：首先为上午八点五十分抵达基隆要塞，由要塞司令官史宏熹陪同视察，下午返抵台北。下午三时，蒋氏在“三青团”台湾支团部（今衡阳路合作金库）召集留台工作之中央干部学校同学座谈，至下午五时许结束，与会人员全体留影志念。因为南京在同日电召他返回，所以蒋氏留下“三青团”中央团部组长朱瑞元（1903—1997），续往各县市分团视察，自己赶返南京。

蒋经国在公开行程外，除了前述两度和陈仪谈话，坚拒担任台湾省主席以外，根据一份写有蒋氏手迹的中央社台北分社便笺纸，蒋经国似乎曾透过管道，向林献堂探询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据便笺上林氏表示：

 

原因：1．海南岛军人，战后在国内被压迫；2．青年失业太多，物价高，生活不安；3．国内来的不肖官吏，引起台人不满；4．青年学生意志不坚，一受煽动，即——;5．最大者——言语不通，不易了解，引起隔膜。

幸好少数暴动，很快即解决，未牵动大局。希望今后善于处理、改革，希白氏召集公正士绅求合理之解决。

 

如果这份便笺可信，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随白崇禧来台，除了“促行”之外，主要目的在于迅速调查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三青团”涉入事件的程度，回京供其父参考。真正负责协助善后、调查真相，并且巡行各地宣慰台胞的，仍然是白崇禧。

第四日 三月二十日

上午十时，与陈仪长官举行会议，冷欣、葛敬恩、柯远芬、吴石、郝中和、何孝元等人参加，十二时结束。

下午三时，在长官公署大礼堂，向公署及所属各机构全体职员训话。

晚间六时半，对青年学生广播。

 

上午召开的会议，据中央社电讯，是“由台省军政官员报告二二八事件之实情”。

受到昨日在基隆港所见一幕的影响，白崇禧决定延后南下宣慰行程，改在本日，于长官公署大礼堂，对公署及各所属机构职员训话。这次训话的主要对象，是基层外省公务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和贪赃枉法的上层官员没有关联，领着较内地为低的待遇，来到从未踏足过的海疆岛屿。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很多奉公守法的基层外省公务人员遭到台湾民众迁怒，受到殴打、侮辱，甚至有丧命者，许多人心灰意冷。白崇禧在基隆港见到大批外省人离台的一幕后，有感而发：

余昨日前往基隆，又闻停泊港口即将驶沪之轮船上，极为拥挤，且皆为诸君之眷属，余实深有所感。今日愿与诸君一谈。台省公教人员之待遇，现较内地甚低，诸君抱定服务之初衷，请来协助台胞建设台湾，一年余来，一切均在进步中。余今仍盼诸君继续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须知中国不能离开台湾，台湾亦不能离开中国，诸君留台服务，实与前往内地服务无异。且台湾乃新收复之领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须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诸君以及伤害诸君者，仅为极少数之不良分子，极大多数之台胞仍极爱国，且愿与诸君精诚合作，二二八事件，纯系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后决不致再有此事，余并保证今后中央亦绝不容许再有此事。

 

听众的反应，据《台湾新生报》载当天中央社电讯，“全体颇受感动，报以热烈掌声，以示敬意”。

前一日白崇禧在基隆港边所发出的叹息，以及此日对外省公务人员的讲话情形，不但被在场的记者报道，也在三月二十四日，被呈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本部的公文桌上。“军统”台湾站直属通讯员董贯志（化名）报称，白崇禧因前一日视察基隆要塞，目睹港口即将驶往上海的轮船极为拥挤，都是“因此次事变而将眷属遣回”的公务员，因此延后南巡日期，特地对外省公务人员训话。

白崇禧晚间广播的主要对象，则是青年学生。二二八事件里，许多学生或被他人牵连，或者自发加入维持秩序的组织。各地展开武力绥靖之后，涉案学生惊恐万分，不敢露面，甚至有逃进深山躲藏者。白崇禧特别对学生广播，宣示不究既往，要学生返校复课，并且要求台湾青年学子变化气质、明白是非，去除心中褊狭的地域观念。

从此日起，以武力扫荡肃清为主的绥靖告一段落。明日由警备总司令部布告，开始清乡。

第五日 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由台北搭乘专机飞屏东宣慰，十时半抵达屏东机场。

下午一时四十分，搭乘火车抵达高雄，巡视高雄要塞与左营军港。

下午四时三十分，于左营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召开座谈会。

下午致电南京，转达陈仪对台湾省政府组织意见。

 

白崇禧此日展开各县市宣慰行程。上午九时，搭机由台北飞屏东。随行人员除国防部来台随员外，另有警备总部柯远芬参谋长、长官公署秘书处郑国士副处长、空军台湾区司令部林荫参谋长等人。

十时半抵达屏东机场，屏东市长龚履端、市参议会议长张吉甫等四十余人到机场欢迎。白崇禧一行旋即到市宾馆，听取龚市长与张议长报告事件经过。白崇禧向欢迎者与市民代表训话称：“台湾不幸发生骚乱，赖陈长官沉着处理，驻军及公教人员亦能明大义，协助力使地方秩序渐次恢复。渠复表示对一般善良台胞应加以爱护，并予参加暴动者一自新之路。凡携枪前来自首者，绝不再加处罚；对仍执迷不悟之徒，必须跟踪将其消灭。”

于屏东邀见地方士绅后，白崇禧一行在中午乘专车抵达凤山。下午一时四十分到达高雄，由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中将陪同巡视要塞及军港设备。

四时三十分，于左营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召开座谈会，各机关首长均出席参加。白崇禧对于台省南部治安之迅速恢复，颇表满意。会间曾详细垂询炼油、水泥、铝业、电力、肥料等工厂近况，并嘱向伤者致上慰问关怀之意。与会的台籍国大代表陈启川建议，台湾和内地不该划有界线，希望教育界人士多来台湾传播祖国教育文化，陈启川并且主张，应该鼓励本省外省之间通婚，以增进了解。夜间，白崇禧与随员一行人，在左营海军官舍下榻。

本日，白崇禧将陈仪所拟的台湾省政府组织意见，以密电转陈南京蒋主席。陈仪所拟订的台湾省政府组织要点，设省府委员十五人，民政、财政、教育、农林、工矿、交通六厅，秘书、警务、会计三处，人事、统计两室。而最为台湾民众所诟病的专卖、贸易两局，则都予保留，改进措施，只列举“专卖局长用本省人，副局长外省人，贸易局长用外省人，副局长本省人”。这份组织要点，尤其是保留贸易、专卖二局一项，和中央与白崇禧先前所订的处理办法第七项，显然有所出入。

第六日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时，在左营基地召集海军官兵训话。

十一时抵台南。参观延平郡王祠及赤崁楼。接着转赴台南市政府稍作休息，并对各级机关首长、各界代表讲话，同时表示代表中央宣慰台胞之意，接着应台南市长卓高煊欢宴。

下午一时，搭火车离台南北上宣慰。途经新营时，曾莅站月台，向台南县长袁国钦及各界致慰问之忱，并宣示中央德意。

下午三时，抵达嘉义，于市政府对各界代表、地方人士及公教人员等训话。

晚间六时二十分，车经彰化，曾下车宣抚。

晚间七时，应台中各界公宴。

晚间八时半，在台中广播电台向中部同胞广播。

晚间十时半，欲见林献堂受阻。

此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陈仪撤职查办。

上午八时，白崇禧在左营基地召集海军全体官兵训话，并乘船巡视高雄港。十一时搭乘火车专列到达台南，到车站迎接的有市长卓高煊，以及各机关首长。白崇禧一行首先参观延平郡王祠及赤崁楼。赤崁楼原来是荷兰人兴建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ia），郑成功来台，先攻取“普罗民遮城”，接着苦战九个月，才拿下“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白崇禧对郑成功史迹很感兴趣。郑成功以孤岛抗衡中原，在南明永历皇帝遇害以后，秉持孤忠，仍旧奉明朝正朔，称延平郡王而不肯称帝。白崇禧在延平郡王祠题字“忠肝义胆”，又亲撰对联一副：“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

下午一时，搭火车离台南北上宣慰。途经新营时，白崇禧在月台上，向前来迎接的台南县长袁国钦以及各界士绅致上慰问之意，并代表蒋主席，宣示中央德意。下午三时五分，抵达嘉义，白崇禧于市政府对各界代表、地方人士及公教人员等训话。

晚间六时二十分，列车经过彰化，白崇禧下车宣抚。市长王一麐、省参议员李崇礼等当地士绅数十人，到场致敬。白崇禧表示：“彰化各界未受此次骚动之影响，均能安心工作，深为欣慰。今后各望努力本位工作。中央对尽忠职守之公教人员及深明大义之民众，至为关怀。”

晚间七时，应台中各界公宴，林献堂以“主人总代”身份，在台中市政府欢宴白崇禧。林氏致词时说：“此次事变，使全国同胞与中央关怀，特派白部长前来宣抚，本人谨代表表示最大敬意，台湾在中国国防上地位极为重要，希望政府将台湾青年练成国防劲旅。”白崇禧起身致答词，除了重申政府既往不究的原则外，还称：“此次事变，由于各界通力合作，恢复秩序，甚为欣慰。仍望各界协助军队，劝告被胁迫参加暴动之青年民众，迅速将所劫武器送还自新。”

晚间八时半，白崇禧到台中广播电台向中部民众广播。在这次广播当中，白崇禧头一次将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远、近原因，归咎给“日本对殖民地所施奴化教育的遗毒”，以及少数分子的恶意宣传。而“反动派的野心，是想要颠覆政府，夺取政权，所以借专卖局缉私人员取缔烟贩作导火线，扩大暴动”，台湾青年学生，盲从误入歧途，令人痛心。处理的办法，可分为治标与治本两方面。治标方面，是希望各地“暴徒”与青年学生缴械来归，政府保证宽大处置，既往不究；治本的做法，则是要从教育着手，加强台湾同胞的国家观念。

此日傍晚，白崇禧发往南京的密电，陈述他对于台湾事件善后的初步意见和看法。电文中，白崇禧对于二二八事件远、近起因的解释，认为是“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余年狭隘偏激教育影响，致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薄弱”；加上“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机操纵，伺机爆发，故最近以台专卖局缉私事件，借题发挥”，因少数分子及日军投降后，“自海南岛遣回之台籍退伍军人与地方莠民，勾结煽惑叛乱，台省青年学生妄动盲从，省县市各级民意机关参议员，亦多盲从，起而附和，致叛乱扩大，全面暴动”,大致和晚间的广播词相同。

对于本次事件的性质，白崇禧认为“其企图不仅如在京所闻，系出于不满现状，自有关文件中获悉，彼辈所谓高度自治，及所提无理要求，则直欲夺取政权已无疑义”。白崇禧会有如此判断，显然是受到连日来亲身见闻，以及与长官公署官员开会时，读取陈仪等人提呈资料的影响。

至于今后治理台湾的方针，白崇禧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军事方面

（1）经常保留一个师兵力驻台，并将现驻台之二十一师充实其装备，准增编一个炮兵营。

（2）马公、基隆、高雄三要塞，各准按原编制不予裁减。

（3）宪兵部队应经常以两团分驻台省境内。

（4）今后台省保安警察干部以由内地编余之惯战之转业军官遴派为宜，除户籍、交通警察规定暂时不携枪支，可用台籍外，其余员警仍以外籍充任。因为在此次事变中，台籍警察或仓库守护部队、台籍士兵多与“暴徒”暗通声气，致有携械逃遁及不抵抗将枪械弹药为“暴徒”劫持，尤以警察为甚。

（二）政治方面

（1）台省各级民意机关应分别保留或改选，将此次参加事变人员，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淘汰。

（2）县市长民选，原拟提前实行，现因“暴徒挟械潜逃”，应利用戒严时期将“奸匪暴徒”肃清，已失械弹收回，再斟酌办理。

（3）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其组织经据陈长官意见，电呈蒋主席核阅在案，至于人事问题，因陈长官对台省情况较为熟谙，已嘱速拟定再行呈报。

（三）台省经济措施，专卖及贸易局制度，据陈长官面告，均经省参议会通过施行，今后应如何改善，待详查实况以后，再行呈报。

（四）白崇禧认为，在京所拟具的办法，“确有修改之必要”，待视察完毕后，与陈长官详商，再提具体方案。

 

此后的经济改进措施中，陈仪以专卖、贸易局制度，都经过省参议会认可而施行，来作为推搪的借口。白崇禧只能回报“待详查实况后，再行回报”。看得出白崇禧用词虽委婉，但对于陈仪仍想保留专卖、贸易两局，仍然未完全认可。

对于此电，蒋介石的批复是：“台省政治组织，待兄回京面商后再定。未知兄何日可回？盼复。”这也显示，关于台湾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项，白崇禧并未获得蒋主席“全权处理”的授权。

白崇禧一行途经嘉义时，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之妻请托市参议会向白崇禧求救不成，企图请见也告失败。潘木枝因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出面维持秩序，事后竟遭军警逮捕。据其子潘英章回忆：“当国防部长白崇禧至嘉义市视察时，家母曾请愿嘉市参议会代向白崇禧请愿救家父之命，竟被议会无情回绝！先父等遂于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嘉义市警察局拘禁……于三月二十五日被五花大绑，在嘉义火车站前枪杀‘赴义’。”

据林献堂日记的记载，此日深夜，发生一件悬疑事情。晚间十时半，回到宿舍的林献堂，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台中市政府主任秘书沈寅生（福建晋江人）电话，要他“速往”白崇禧下榻的宾馆，“谓白部长欲会余也”。林献堂应命，立刻乘人力车前往，但是到达宾馆门口，却“有兵把守”，不让林氏进入。沈寅生入内询问后出现，对林氏说：“部长已睡。”林献堂只得折返。照常理来说，白崇禧不可能命人找林献堂来谈，却不待来客，自行就寝。潘木枝妻子求见不成，以及白崇禧想私下听取林献堂的意见却受阻，显示他在台湾的行程，以及其所接触的人员，不但有中央的监视，也有省方的严密监控和包围。

第七日 三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时三十分，对整编第二十一师官兵训话。

九时二十五分，于市府接见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县市议员林献堂等十余人。

九时四十分，在台中市政府礼堂对各机关首长及地方人士训话。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林献堂等人作陪，离开台中，前往日月潭。

下午二时二十分，抵达水里坑（今南投县水里乡），参观大观发电所。

下午四时三十分抵达日月潭，夜宿涵碧楼。

 

上午八时三十分，白崇禧在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部对官兵训话。在训话里，白崇禧提到“纪律”处，共计十三次；这显示出他对部队军纪的注重。

据整编二十一师参谋长江崇林回忆，白崇禧召集师部军官二百余人训话，明白宣示：一、参与“暴乱”者，不追究动机，只要已解散返乡，一律给予保护。二、现被拘禁的嫌疑犯，凡犯行轻微，没有杀人、伤人、抢夺武器者，从速询明释放。三、罪行显著而被逮捕的嫌疑犯，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处理，不受军事审判。四、务必清查收回遗失枪弹，并追捕相关的人。训话完毕，白崇禧以旧长官身份，再指示江崇林道：“这是一场政治战，若过度用武，会把人民吓怕！”并下令解散劳动营，师部所拘禁人犯，情节轻微者交保释放，情节显著者，一星期内移交台湾高等法院处理。

九时二十五分，于市府接见民意代表林献堂等十余人。九时四十分，在台中市政府礼堂对各机关首长及地方人士训话。训词大意为：一、人民要求政治改革，须依合法政治方式，不可轻举妄动。二、青年尤不应有排外思想。三、希望父老及各机关首长，以冷静态度领导民众，不受煽惑。四、今后教育，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方面竭力充实并进。

今天上午，白崇禧终于能和林献堂见面谈话。根据林献堂日记，白崇禧询问“此回暴动之远因”，林氏答称：

 

一、人事之关系，长官公署九个处长，其次、科长无一本省人，县、市长有四、五人皆重庆同来者。

二、接收日人之工场、矿山及各种会社，皆为公营事业，多半停顿，以致生产少而失业者多。

三、海外归来之青年，有三、四万人皆无事业，而政府不为之设法。

四、米及物价腾贵，无从糊口。

五、中以下之外省人多贪污不守法，使本省人看不起。

六、……野心家之煽动，有此种种原因，遂乘专卖局缉私卖烟草打死人而起暴动也。

 

与三月十七日林献堂向白崇禧陈述的事件原因比较，这次多出“野心家之煽动”一项。这新增的第六项因素，和陈仪方面宣称的暴动近因相合。林献堂对白崇禧陈述时，作此更动，是否另有隐情，如今不得而知。不过，由谢雪红等人领导的民军“二七部队”，直到三月十六日都还在埔里一带山区和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一师部队交战，这确是林献堂在台中亲所见闻，也是白崇禧将日月潭列入宣慰行程的原因。林献堂本日此番陈词，对白崇禧的影响，不应该忽视。白崇禧在日后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便认为二二八事件，本来是缉烟引起的偶发意外，受人操纵“变成有政治意义的事变”。

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一九二五年赴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十二月到莫斯科，入东方大学。一九二八年四月，回到上海，参与台湾共产党成立，五月被日本警察逮捕，递解回台。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入狱，判处十三年徒刑，但一九三九年四月因肺结核病重，保释出狱。二二八事件期间，谢参与“台中时局处理委员会”，并与钟逸人、古瑞云等号召青年学生、曾参加日军的台湾人组成“二七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随着“二七部队”被击散，谢等人躲入中部山区，五月二十一日，自左营秘渡厦门，从此未再回台。

再回到白崇禧三月二十三日的行程。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白崇禧一行由林献堂等人作陪向导，离开台中前往日月潭。先搭乘火车，再换乘汽车代步。下午抵达水里坑（今南投县水里乡），参观台湾电力公司大观水力发电厂。大观发电厂原名“日月潭第一发电所”，一九三四年开始发电。在日据时代，该厂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发电厂，能发出十八万千瓦的电力，占当时台湾所需电力之半。二二八事件时，电厂员工同心护厂，使得电厂未受损失，照常供电，因此受到白崇禧的褒奖。电厂主管备妥纸、笔，请白崇禧题字，白崇禧题写“认识宇宙，主宰宇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在台中时，白崇禧审阅陈仪呈送的《警总在押暴动人犯一览表》。这份报告是警备总司令部应白崇禧三月十七日的命令，将逮捕人数、审讯经过、判决及执行情形，向白崇禧呈报。依照《戒严法》第九条，“戒严时期，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的规定，将现行在押、不具军人身份的人犯，改由军法审判。陈仪据此条款，向白崇禧请求以军事审判事件相关人犯。白崇禧几经思索，暂且同意陈仪的请求。

同日，白崇禧向南京蒋主席拍发一通密电，认为二二八事件并不单纯，“一切善后，尚须审慎处理”，他正“巡行各地，详加调查研究中”。而近来有些台籍旅大陆团体，“仅凭风说，提出种种要求”，所以白崇禧恳请蒋介石“勿轻许诺，以免增加善后困难”。

蒋介石的批复是：“准待宣慰工作完成，报告到后再定办法。现并未有任何之许诺，陈长官查办案亦已打销，勿念。”所谓“陈长官查办案”，指的是二十二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所通过，将陈仪撤职查办的决议案，蒋氏认为台湾局面还没有底定，这时更动人事，会增加动乱，因此使用总裁的裁量权，径行打销查办案。

到达日月潭后，林献堂让秘书叶荣钟拟稿，准备呈文给白崇禧，请求保释林茂生、林连宗、陈炘、阮朝日、吴金鍊等人。这些人，都是三月十日前后突然“失踪”的台籍精英。前述白崇禧电文中，台人旅大陆团体请愿，“提出种种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查明陈仪暗中非法逮捕、杀害台籍精英的情形。陈仪在向白崇禧呈报时，并未提及这些人，根据省党部主委李翼中的回忆，在这个时候，他们早已遭到秘密杀害。已故“中研院”院士黄彰健认为，陈仪对于涉入二二八事件人犯的处置，并未奉行中央“宽大处理”的指示，反而严酷镇压，致使难以向中央宣慰大员白崇禧交代，只能对其包围蒙骗。

第八日 三月二十四日

上午八时，由台电协理柳德玉等陪同游潭。八时三十分，视察蕃社。

十一时四十分，在涵碧楼接见信义乡长柯桂枝及高山族同胞代表全万盛等五十人。

下午三时半，于原地和随行高级人员会议。

 

白崇禧一行于前夜抵达日月潭，此日上午，白崇禧先搭乘电厂备妥的游艇绕湖一匝，在湖内打猎。接着视察蕃社，观赏本地部族歌舞，和人称“毛王爷”的邵人毛信孝合影。近午时分，向五十名本地部族代表训话，赠送慰问金，承诺为部落装设电灯与扩大耕地。稍后，白崇禧对随行陪同的台电公司柳德玉协理和台中县长宋增矩说：“我的支票是开出去了，希望你们兑现，否则高山族对政府将失去信任。”日月潭山明水秀，风光明媚，白崇禧似乎心情甚佳，决定在此多住一晚，下午还和随行记者聊了两个多小时，并和记者、随扈宪兵合照留念。

当时担任白崇禧外围警卫任务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一四五旅四三三团第一营营长贾尚谊，于二〇〇九年在美国旧金山演说时，回忆曾亲聆白崇禧于涵碧楼宣达“蒋公处理方针其中第二条是宽大处理，除首恶外，不可株连太广，造成冤狱”。

同日，一封以台湾籍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参议会联合署名的电报，呈给蒋主席，拥护陈仪，支持由陈仪继续主持台湾省政。

第九日 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八时离日月潭，下午一时四十分抵新竹市宣慰。

下午二时，于新竹车次，接见美国新闻记者三人。

下午四时十分抵达桃园。

下午六时十分返抵台北，结束五日各地宣抚行程。

晚间，与冷欣、吴石、何孝元、赵援、张鹤龄等人，出席各军事机关首长公宴。

 

上午离开日月潭，白崇禧继续最后一日的各县市宣慰行程。从日月潭下山时，在集集，台中县参议员蔡铁农带领该地民众、学生欢送，据随行的白克侧写：“白部长高兴得很，要记者摄影留念”；这是因为“白部长很想多见到些台湾老百姓，但各地方当局似乎都不大了解这个意思，常常只有几位参议员代表奉命来见，白崇禧因此颇有以见不到真正民众为憾”。

下午一时四十分，白崇禧抵新竹市宣慰。分别向该地陆、海、空官兵训话，并与各团体、民意机关代表谈话。

下午二时，于新竹车次，接见美国新闻记者三人，即美国《时代》、《幸福》及《生活》杂志记者葛维廉（William P. Gray）、《纽约前锋论坛报》记者蓝德（Christopher Rand），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ern）主编鲍惠尔（William Powell）。白崇禧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以及县市长民选等问题，都容易解决，而经济问题则较为困难。傍晚六时，白崇禧一行人返抵台北。

晚间，白崇禧与冷欣、吴石、何孝元、赵援、张鹤龄等人，应各军事机关首长公宴，由陈仪长官、杨亮功监察使、本地部族代表多人作陪。席间，由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即席报告二二八事件经过。

第十日 三月二十六日

上午在台北宾馆，接见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五人。陈仪长官与杨亮功监察使亦分别趋访。另外，又接见国大代表郑品聪、本地部族国大代表南志信与台东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等人。

下午二时，召集冷欣、吴石、马崇六、何孝元等高级随从人员会议。

下午四时，与陈仪长官和公署各处首长举行会议，至傍晚六时结束。

晚间七时，于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高山族同胞广播。

广播结束后，前往陈仪长官官邸，应陈氏邀宴。

 

结束各县市巡回宣抚行程后，白崇禧于此日上午在台北宾馆接见多位官员、民意机关代表，包括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陈仪长官与杨亮功监察使。其中，以接见国大代表郑品聪、国大代表南志信与台东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等人，值得在此一提。

由白崇禧的行程记录来看，他的宣慰行程并未到达台湾东部。但是台湾东部的宜兰区（当时属于台北县）及花莲、台东二县，在二二八事件时也有零星伤亡，除此之外，更有若干当局眼中的“暴徒”逃入山区，因此白崇禧召见奉陈仪之命宣慰东部的郑品聪，以及卑南人的国大代表南志信、总头目马智礼等人，其中一项目的，就是希望本地部落能配合政府清乡绥靖措施，收缴遗落民间的武器。晚间七时，白崇禧于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本地部族广播，“劝导彼等协助政府，检举现尚逃逸之‘暴徒’”，也是出于这层意思。

本日到台北宾馆晋见白崇禧的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Mateli, 1887—1966），本身的故事就十分具有传奇色彩。马智礼原来是福建籍汉人，本姓朱，四岁时，闽南故乡发生族群械斗，父亲朱来盛携幼子渡海来台避难，获得卑南部落收容，后来清廷甲午战败，台湾割交日本，朱来盛于是隐姓埋名，入赘部落，让其子取卑南名，从卑南俗。马智礼从小诵读诗书，学习打猎，能文善武，身手矫健，深得族人爱戴，以汉人身份，竟然成为卑南八社共推的大头目。马智礼沉稳有谋，不但化解卑南和布农两部族之间的宿怨，更在二二八事件扩延到台东时，主动号召卑南、布农两部族青壮男丁，保护外省籍的县长谢真与其他两百余名外省官员、眷属，并且亲到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民众。台东县在二二八事件里，虽然也遭受波及，却成为唯一没有处决人犯的县份。白崇禧听闻这段故事，特意召见褒奖。

马智礼和其好友、日本殖民时期总督府首位本地部族医官南志信（Sising,1886—1959），在二二八事件前后，共同发挥稳定本地部族社群的力量。马智礼依白崇禧之请，往返屏东山地多次，安抚本地部落；南志信则向高山部落广播，稳定山区民心，许多被捕的本地族民，也因马、南两人力保，而得以洗刷冤情，获得释放。

根据“军统”保密局台北站直属通讯员高登进（即奉警总之命加入“处委会”担任治安组组长，同时也是“忠义服务队”总队长许德辉的化名）在四月十一日向南京拍发的舆情调查密电报告，当中称：白崇禧召见本地部族领袖，当面褒奖，并且请他们协助政府稳定秩序，“以温和态度，婉言词意予以劝告，使之理解。翌日（二十六日）下午七时后，由广播台向本地族群同胞再三宣布，抚慰高山族。台北诸智识分子均评白部长此种系最优良而高深之政策，而市内各界均亦表欣羡白部长之贤明”。

本日白崇禧电呈南京蒋主席两通密电，其一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提出关于台湾要塞兵力部署的意见。在整编二十一师部队开到以前，高雄、基隆两大要塞是台湾仅有的两个驻有重兵之处，也最早出兵“平乱”。白崇禧在前几日巡行各地，听取基隆、高雄两要塞司令报告之后，认为“此次事变，（要塞）镇压最为得力”。但是各地要塞编制一再缩小，兵种不全，高雄、基隆两要塞现编的兵力，各只有三千余人，经白崇禧实地勘查之后，认为需要补编到各六千人，并配设雷达、工兵、侦测等特殊兵种，才能“加强要塞之国防实力，复可增加军队力量，以应不时之急”。

白崇禧的第二通电报，则称“近旬来曾亲赴台湾各县市宣慰，对台湾事变真相与在京所闻者颇有出入”。因此“处理方针与军事、政治、经济等应改善方案，及将来台省人事”，都有修正的必要。

第十一日 三月二十七日

上午十时，由教育处长范寿康、台大校长陆志鸿陪同，前往台大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北各校教职员、学生约八千人训话。

中午与监察使杨亮功、监察委员何汉文共餐，就台湾事件所得观察及处理办法交换意见。

下午三时，由民政处长周一鹗陪同，祭圆山忠烈祠。之后，赴台大医院、省立医院、铁路医院及陆军医院，慰问事件中受伤的官兵、公教人员及台北市民。

晚间八时，于台湾广播电台，对全国同胞及国内外侨胞发表广播，报告台湾事件。

监察委员丘念台本日上午搭船抵基隆，下午谒见陈仪、白崇禧。

 

白崇禧上午对台北各校教职员、学生的训话，先回顾台湾在民族革命过程中的光荣历史，接着说到事件的远因，是“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狭隘偏激的教育，及其对殖民地所施行的教育”，致使青年轻视祖国；而事件爆发的近因，则是反动派“假言论自由之名，作种种悖谬不正确宣传，擅加诋毁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台湾亦同出一辙”。因此，借口专卖局缉私案件，“暴徒”借题发挥。一宗查缉私烟事件，演变至此，完全是野心家“利用时机，借此欲夺取政权”。在事件中，许多来台湾服务的外省籍公务员和眷属，遭到殴打侮辱，“惨无人道，真是超出人情天理之外”。这种错误行为，应该立即停止。最后，说明中央对事件采取宽大处理、以德报怨的方针，“被胁迫盲从的青年学生应从速觉悟，回校上课，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不究既往”。白崇禧并且承诺“负责转饬军警，不许擅自逮捕，并绝对保障各学生的安全”。希望台胞青年，一致安心努力学业，恪守校规，成为将来建设台湾和祖国的干部。

听训学生，由台湾大学学生叶嘉猷、台北女子师范学生郭月蟾等人代表，向白崇禧致答辞：“此次不幸事变，大多数人民之动机，只在要求改革政治，那些越轨的行动，仅为一时之冲动。祖国坚苦抗战八年，解放台湾，台胞除感激祖国，希望祖国更兴盛外，绝无任何恶意。世界上，没有儿女不爱护自己的父母，我们皆为黄帝子孙，哪会不爱自己的祖国！今日所以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区别，全国五十一年隔离，在语言上、习惯上及观念上，彼此皆有若干差异。今后，希望政府设法打破这些隔阂，尽速实现政治改革方案，并请政府保送大批学生前往内地读书，俾使文化及感情迅速沟通。”

晚间白崇禧在台湾广播电台（即今天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所发表的广播，长度四分半钟，对象是海内外全国同胞。广播的要点，首先是引发事件的远、近因部分，和上午对学生讲话的内容一致。地方秩序的现况，经过白崇禧巡行视察，“曾被‘暴徒’袭击之基隆、高雄两要塞，并经过屏东、凤山、台南、台中、彰化、新竹、桃园各县市，这些地方，在事变当中，都被‘暴徒’占据，陷于极度混乱。现在秩序均已恢复，人民复业，照常工作。台东秩序恢复更早，看了十分欣慰”。至于政府今后治理台湾的方针，政治方面，是改组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省府各厅处，将优先选用本省籍优秀人才；经济方面，积极整顿公营事业，扶助民营事业；在教育方面，“当加强国语、国文，积极传播祖国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一面更彻底铲除日本教育之余毒，务使台湾与祖国密切连结，增进台胞与全国同胞的情感”。

受白崇禧之邀返台宣抚的监察委员丘念台，本日清晨搭船抵达基隆。此时的台湾，看似已大致恢复秩序，但是台面下仍然暗潮汹涌。丘念台一到基隆，因为急于了解情况，立刻托人持名片求见基隆市长石延汉。下午则由石市长陪同到台北，先晋见陈仪，再谒见白崇禧，商谈安抚事宜。对于事件的善后情况，白崇禧与陈仪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据丘念台的观察，“陈长官甚表乐观，白部长则怀忧疑”。

丘念台还没有抵台之前，就得知“台北的林茂生、陈炘、宋斐如和其他六七位地方有力绅仕，在事变几天后，忽告下落不明，据说已被拘捕”。因此，丘氏在晋见陈仪时，当面向陈长官要求保释林茂生、陈炘、宋斐如等人。陈仪却回答：“我不知道这回事，所有拘捕的名单，已送交白部长了，你可去查！”我们可以据此推测：丘念台在稍后谒见白崇禧时，便将林茂生等人失踪情形，向白崇禧提及，而白崇禧随即会同丘氏检视警总于三月二十三日呈送的《在押人犯一览表》（也就是陈仪称已送交白崇禧的名单），两相比对之后，察觉内情并不如陈仪所言，所以感到忧疑。

此时白崇禧的忧心疑虑，或许也能从此时“中统”呈给蒋介石的情报里，得到佐证。在三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由“中统”局长叶秀峰具名呈送的台湾情报里，指称“陈长官弥乱失策”：

 

自白部长莅台宣慰，并揭示处理事变四项原则后，台民极为感戴，惟陈长官善后处置仍采高压政策，凡稍涉事变嫌疑者，每加毒杀，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对青年学生妄杀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会益形不安，因之奸党暴徒裹胁，青年学生逃避山间蕃地，聚集武器粮食，伺机蠢动，隐忧堪虞。

 

同时，根据“中统”在台运用人员的报告，陈仪“对中央处理台变原则未能诚意接受”，不但私底下四处策动各界人士，希图制造“留任”的气氛，并且对白崇禧一行包围、监视：

 

陈长官对白部长采敷衍态度，对中央处理事变原则似不乐予接受，对白部长行动力加包围，凡有晋谒者严受监视。现局面仍未明朗，学生畏当局仍严加追捕，未敢复课，警备部竟公开组织别动队多组，台民恐惧万分。陈长官现策动游弥坚、刘启光等发动联名向中央请求挽留，但威信已失，民心难服。

 

透过与丘念台见面，并且综合连日所见，此时白崇禧已经察觉：陈仪、柯远芬为首的台湾省军政当局，表面上口称遵奉中央宽大方针，暗地里仍然背着白崇禧、杨亮功，非法滥行捕杀，一直没有停止。这就是隔日白崇禧作出重大政策宣示，以谋补救匡正的背景。

第十二日 三月二十八日

上午十时，于台北中山堂召集台省参议员、台北县市参议员、各区区长、里长等地方基层干部一千余人训话。

下午一时，视察台湾省专卖局所属之樟脑工厂。

下午三时，召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警总第二处处长林秀栾、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整编第二十一师一四六旅旅长岳星明等人举行会议。

 

本日上午，白崇禧在台北市中山堂对台省参议员、台北县市地方基层干部一千余人训话，首先着重善后要点，分别是：一、对于一般被胁迫盲从的青年学生，希望从速觉悟，回校上课，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不究既往。二、参与暴动分子，除首要主犯予以严办，以振纲纪外，其情节较轻者，即准具保开释。三、“暴徒”或被裹胁民众，只要能知觉悟，将武器弹药，缴送地方政府，悔过自新，出具保证，当予从宽处理。至于今后治理台湾的措施，白崇禧宣示：

一、今后新成立的省政府各机关，将尽量晋用本省人才。二、经济政策，重工业应由国家接手，轻工业尽量由台胞兴办。三、贸易及专卖两局的存废问题，尚待妥慎研究处理。四、台省公有土地，将尽量分配给耕者，减轻农村负担与地主剥削。五、教育方面，将建议中央，多派选内地师资来台担任教育，同时选送台胞学生赴内地求学，以促进文化交流。最后，白崇禧作出结论：“总之现在事变已经大致平定，经过此次事变所得教训，政府对于治理台湾，必更能求得合法合理方案。”

下午三时白崇禧召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正是目前拘留、逮捕人犯的各单位主官、主管。在会议中，白崇禧作出四点指示：一、事件中人犯，应从速依法审判，在部长停留台湾期间，迅速处理完毕，并且将在押及已决人犯姓名、逮捕机关、处理情形造册呈报，在押人犯除首要者外，其他可从宽处理。二、今后拘捕人犯，应公开依照规定手续为之。三、除警备总部外，任何单位不准逮捕人犯。四、参与事件之学生，准予复学免究；学生即行复课，如有不轨行为，可由校方依违反校规处罚。同时，白崇禧又以国防部长身份，以上述四项办法命令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仪遵办。这四项指示，代表白崇禧已经得知警备总部仍在暗中进行非法捕杀，因而提出矫正补救，它实质上取消了警备总部的军法终审权，即时在枪口之下，拯救了许多条性命，其影响效应，我们将在后文中继续论述。

而就是在本日的会议上，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处置涉案人犯的态度，当面遭受白崇禧的驳斥。按照白崇禧后来受访时的回忆，事情的经过是：

 

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说，警总已命各县乡地方实行清乡计划，限期年底完成，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他说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柯还引用列宁说的话，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我纠正他，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

 

这段话非常著名，流传甚广，日后被众多著作所引用。白崇禧所重，在于制止滥行捕杀，以及程序正义。柯远芬本人，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于美国加州接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人员访问时，也坦承：

 

白崇禧来台召集将领谈话时，我确实引用 “能够杀死九十九人，有一个真的就可以”这句话。我的意思是指在动乱时，暴徒伤亡，多在其攻击军警机关时所致，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很难说，就像戡乱时，双方互杀许多人，难道个个都是共产党吗？

 

比对双方的回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这番话显示出当时柯远芬的心态，不但不认为滥捕错杀有过失，甚至自认为有功，才会在中央宣慰大员面前如此放言高论，将台胞视为“敌人”，反对宽大善后。柯氏说出此日这番话，确立白崇禧建议惩处他的决心。

这次会议，白崇禧另外作出几点善后的具体指示，包括地方上的绥靖，由行政人员办理，军队从旁协助，拘捕人犯须速审速决、从宽处理，整饬军纪等。

第十三日 三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时，于圆山忠烈祠主持公祭。

下午三时，游台北市动物园。

下午五时，往台北市植物园视察设于园内之台湾电影摄制场，由白克场长引导参观。

 

本日是青年节，早晨天气晴朗，白崇禧部长与陈仪长官联袂，在台北忠烈祠（即日本殖民时代之“圆山护国神社”）主持台湾省光复后第二次“抗战阵亡将士暨革命先烈”公祭。

据中央社记者报道：白崇禧来台宣慰进入第十一日，今天是“较获闲暇”的一日，未有来客拜会，也没有主持会议。公祭结束后，白崇禧一行人就近参观位于圆山的动物园。白崇禧对园中动物的年龄与生活很感兴趣，园中有一头年已二十八岁的印度象，体重达三吨，每天要吃五百斤草料，白崇禧要随员拍照记录。下午五时，一行人来到南海路植物园内的台湾电影摄制场，由场长白克接待。电影摄制场的工作人员，此时正忙于剪辑白崇禧来台宣慰影片。白崇禧观赏了白克所拍摄的《今日之台湾》影片，并由白克亲自讲解。白崇禧随后指示，“该场以后应多摄此种影片，介绍至内地放映，以便内地人士多多了解台湾，以作文化上之交流”。

白崇禧回到台北宾馆后，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求见。据李翼中的回忆，他这次求见，是向白崇禧报告：“部长赴各地宣慰，所到之处警卫森严，人民不敢出户瞻仰丰采，可谓对官吏宣慰，并未对人民宣慰。”白崇禧听后，感到讶异，并且询问李翼中：他巡行各地，接见许多地方人士，但他们却大多不愿表示意见，这是何缘故（诚或有之，惟见地方人士多矣，均无多言，何也）？李翼中于是建议，个别召见，使他们畅所欲言，或许可以听取真正的民意。白崇禧接受了他的建议，才有隔日召见林献堂密谈之事。

李翼中的回忆，略有膨胀自己的角色和建议之嫌，因为白崇禧在来台之前，就已注重对台湾民意的了解，并且在到台宣慰后，和林献堂等人多次会见，并非此时才听从李氏的建言。但是这则忆述，又为白崇禧在台行程遭受包围监视以及召见林献堂受阻等情形，提供了一个旁证。

第十四日 三月三十日

上午，接见范寿康处长、陆志鸿校长。

下午二时，和陈仪长官晤谈。召集在台军政首长，开会讨论善后问题。

会后，与监察委员丘念台外出。

 

上午白崇禧部长召见台大校长陆志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范寿康，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于学生返校复课的处理。尽管白崇禧与长官公署当局再三保证，对参与事件学生既往不究，从宽处置，但是气氛仍然相当肃杀。“中统”呈给蒋介石的情报，即是证明；另外，据当时一位大陆记者的报道：

 

全台各地，为了要肃清暴徒，每区里邻，以十家连环保坐法，实施清乡围剿工作，大肆拘捕暴乱人犯，尤其对学生防范更严。据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规定：凡曾参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必须由其家长或亲属缴交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在特别保证书上，必须由学生加盖指纹，由家长或亲属陪至学校，保证悔过自新后，始准复学。但学生在路上时，因时有失踪情事发生，故学生皆惶惶然无心读书。

 

白崇禧察觉此种情形，于是召集教育相关主管官员商讨，简化复学程序，不需缴交保证书，也不必拍摄照片，“只由其家长负责诰诫，率领到校，即可准其复课”。两日后，经长官公署教育处公告实施。

同日，白崇禧向南京蒋主席拍发密电，报告本日召集台湾军政官员商讨善后问题，即将结束宣慰任务，返京复命。

第十五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上午八时许，邀林献堂前往台北宾馆谈话。

接着，前往台湾大学宣慰。

下午三时，与陈仪、葛敬恩、柯远芬等会议。

同日上午，何孝元司长在台北宾馆召集“处理二二八事件拘捕人犯小组会议”。

晚间九时，于丘念台陪同下，再与林献堂相谈八十分钟。

 

本日白崇禧的行程，除了继续昨日的关切重点外，还加紧听取本地士绅意见，以作为建议改革台湾施政的参考。上午，白崇禧首先与林献堂会谈。根据林献堂此日日记：上午八时二十分，白崇禧派车到旅社，接昨日下午抵达台北的林献堂，到台北宾馆去面谈。白崇禧一见面即对林氏表示：“学生若有参加暴动者亦一概不追究。”林献堂回应，他见到“台中新闻有报道学生限至三十一日若不复校，必将其氏名交二十一师以‘暴徒’办理”。白崇禧闻后，“即命其订正，不用写真（照相），不用保证，不论何时父兄率之归校则可矣”。林献堂听后，“深谢其善于处置”。接着，白崇禧向林献堂透露，长官公署已决定改组为省政府，省府采合议制，设省府委员十五人，“请推荐本省之有用人才”。林献堂告退之后，到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处，研商推荐名单，列举“有才干者”二十余人。晚间近九时，由丘念台陪同，并担任传译，林献堂再次和白崇禧会面，林氏呈上拟妥的省府委员推荐名单，两人面谈八十分钟。

在晚间的会谈中，林献堂委婉向白崇禧表达：希望中央撤换陈仪。白崇禧以试探口吻问林献堂：“陈长官是否需要更调？”据担任传译的丘念台回忆，林献堂没有直接答复，但委婉表示，外界传闻将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朱绍良，是主政台湾的合适人选。未在现场的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事后听丘念台转述，所记却更为详细：“当语及台湾省政时，林氏特举朱绍良主席之治西北，以为西北民情习俗与中原异，朱氏临民不扰，民安而顺，使中央无西顾之忧，若得如其人者治台，台湾之幸。辞虽婉约而情自见，可谓善于辞令者矣。”林献堂、丘念台、李翼中三人出身背景、派系各自不同，但是对于陈仪是否应该撤换，却抱持一致立场。

上午与林献堂会谈后，白崇禧再次前往台湾大学宣慰，此行主要宣慰的对象，是台大的教职员。台大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曾停课两星期，此时已经复课，全校共有学生一千三百三十八人，事件后还有两百多人尚未返校上课。白崇禧一行到台大所属的台湾农业试验所、工业试验所、海洋研究所等各单位，宣慰该校教授与高级技师。对于台大日籍教员，白崇禧认为应当留用，此点与陈仪意见不合。据陈仪虞日（四月八日）呈蒋主席电文，主张将全部留台日侨遣返，台大日籍教授自然包括在内，陈仪与白崇禧就此事进行会商，“而白部长似不同意”。

同日上午九时半，在台北宾馆，由国防部法制司何孝元司长主持“处理二二八事件拘捕人犯小组”会议。与会者包括警总军法处徐世贤处长、整编第二十一师刘雨卿师长、高雄要塞彭孟缉司令、宪兵第四团张慕陶团长等人出席。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并未出席。会中，何司长根据警备总部及二十一师、宪四团、高雄要塞等送呈名单，报告本次事件全省在押人犯共七百零四名。而处理在押人犯，以昨日白崇禧宣示的原则办理。据会议记录，何孝元建议：在押人犯可区分为四类，暴动分子、流氓、学生等人犯，首要者，不论为流氓、学生、公教人员或人民，“均从严处办”；附和者，则由主管机关斟酌情形从宽办理。至于参加暴动的学生，“念其年幼无知，减等处刑，其盲从附和者，一律予以保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通过。

第十六日 四月一日

下午五时，于台北宾馆举行抵台后首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会后，接见瑞芳镇长李建兴之母李白氏，谈话后合影留念。

晚间六时半，于台北宾馆招待各机关首长及地方士绅五十余人。

 

本日下午，白崇禧召开离台前记者招待会，发表事先拟就的书面谈话，主要内容，首先围绕涉案人犯的处置程序，共有五项：一、逮捕人犯须依合法手续。二、审理务求公允迅速。三、遇有特殊重大案件，须呈国防部核准施行。四、逮捕人犯应由警备总部统一办理。五、处决人犯应宣布罪状，当众执行，以收杀一儆百之效，所有事变中捕获在押人犯，除“暴徒首要分子”应依法严办外，其余盲从附和者，如情节轻微，即准具保开释，在清乡期内逮捕人犯，亦仅限于“首要暴徒”，及私藏武器弹药迟不缴出者。又高雄市因地方情形特殊，且组织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调查委员会，由当地军政民意机关司法机关审慎处理，其情节轻微者，即准保释，情节重大者仍须由军事机关会同司法人员组织会审，并报告警备总部复核，以昭郑重。另外，在事变中因“‘暴徒’煽惑盲从之青年学生，中央为爱护此辈青年，予以自新，以为未来建省建国之干部，一律从宽免究，只须由其家长负责告诫，率领到校，即准回校复课”。

其次是今后台湾治理措施的建议。白崇禧经过巡视各地访查，听取各方人士意见，加上个人观感，得出下列建议。在政治方面：一、长官公署将改组为省政府，为了适应台湾省的特殊需求，省府委员将增设为十五人，各厅处局将增设副首长，“以便尽先选用台籍贤能人士，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二、各县市长，将定期民选，在准备未完成以前，应遴选富有资望的地方贤能充任。在经济方面：一、台湾省重工业应归国营，或与省合营，轻工业则尽量开放奖励民营，并以由台民多数集资办理为原则。二、台湾省公有土地依法放租。三、撤销专卖局，另设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拟改为类似物资供应局的机构。在教育方面：一、建议教育部选拔内地优秀师资，来台办理教育，同时也奖励台籍学生赴内地求学，以培养师资，并促进文化交流。二、台湾省家庭持有收音机达十万架以上，今后可以利用这项优势，办理广播教育，推广国语教学。三、利用电影，“应注意运用富有民族思想爱国精神者，以激发台胞对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之增进”。更应注意高山族同胞之教育。结尾时，白崇禧呼吁全省各界人士，不分本省外省，一致精诚团结，协力同心，为建设台湾，建设中国而努力。

在记者会结束后，白崇禧第二次与瑞芳镇长李建兴之母李白娘见面，并合影留念。根据白克的随行侧记：

白部长离台湾的前一个晚上，有一位老太太到台北宾馆去看他，这位老太太年已八十五岁，一双三寸金莲走路十分不便，家中颇为富有，去年曾捐法币一千万元赠中央大学，白部长在百忙中亲自接见这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外家姓白，是福建安溪人，嫁给姓李的台湾人。她说：“想不到我们白家出了这样一位统管陆海空军的部长，我活得这样老了，我听说部长来台湾，我一定要看看他，今天真的让我看到了。”白部长听了高声大笑，随即和这位老太太谈家常一样谈起来，临行白部长扶着她出门送上汽车，这位老太太抚摸着白部长的手久久不忍释，带着一眶热泪登车而去。

 

其实，三月十七日当天，李白氏已经在其长子李建兴陪同下，求见白崇禧，为台湾民众请命，求中央宽大处理，白克和其他新闻记者因为未随同在场，误以为此日李白氏和白崇禧是首次见面。

晚间六时半，白崇禧继续在台北宾馆招待各机关首长与士绅五十余人，并就政治、教育、经济各方面改进措施交换意见。与会者有台北市长游弥坚，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省参议会秘书长、国大代表连震东等人，而由林献堂再次代表台湾各界致谢词。在席间，白崇禧表示：“台省过去曾有极光荣之历史，如郑成功之反清复明，以台湾作根据地。嗣后光绪甲午年间，先贤唐景崧、刘永福及丘逢甲诸公，内抗‘满清’专制，外拒日本强权，此种忠肝义胆，革命精神，诚堪敬佩。惟过去在日本统治时代，不准台胞崇祀抗日先贤唐景崧、刘永福、丘逢甲诸氏，余希望由民意机关各父老发起，分别于各县市，将各先贤名字分别用作路名，或公园名称，俾褒扬忠烈，激发民族思想，借留永久纪念。更盼将诸先贤之光荣革命事迹，编纂成文，普及一般学生及民众，发扬先贤革命精神以作后世之楷模。”宴席在晚间八时许结束。

飞返南京复命四月二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搭乘专机离台，返京复命。丘念台同机赴京。

 

上午九时，白崇禧部长与随员在陈仪长官、葛敬恩秘书长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松山机场。空军两架专机，已经在机坪等候。长官公署、省党部、省参议会、“三青团”等各界百余人在场欢送。白崇禧在登机之前，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此次事变中逮捕之人犯，余已嘱台省军政主管机关依法审理，迅速结案。其情节轻微者，一律准予保释。图谋叛乱之首要分子，即当依法严惩，明正典刑，务求不纵不枉，以安民心。现台省尚在绥靖时期，望我全台父老本军民合作之精神，一致协力，安定地方，除饬驻台各部队官兵恪遵纪律外，并由台湾警备总部密切注意。倘有违法扰民情事，即按情轻重，依法严惩。并准民众检举申诉。”白崇禧与随员随即在整编二十一师军乐队的奏乐声中，登机起飞，返京复命。

据同机返回南京的丘念台回忆，在“座机快到南京时”，白崇禧向他谈起台湾善后措施：“陈长官是必须调换的了。”丘氏顺势提出意见，认为“与此次事变相关的在台军政长官，都应该依据功罪调换一下，才能和缓台胞的情绪，使对中央存有敬畏之心”。

白崇禧搭乘的专机，于中午十二时半降落南京空运大队机场，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等军政官员到场迎接。白崇禧下机后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台湾现已平静。此次秉承主席宽大精神，处理台湾事件，现已结束。除确有犯罪行为者外，其余均已释放。中央已决定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余曾在广播中予以说明。”到此，为期十六天的宣慰之行，暂告一段落；而关于后续人事调整与台湾施政改革的各项建议，则正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