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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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出台的全新战略倡议,它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为主导,积极推进政策沟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欧洲/欧盟将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需要重点经营的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沟通两大文明、连接两大市场的重要纽带,会进一步助力双方的全方位合作。

自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中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逐渐铺开。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2015年2月,“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正式亮相,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从工程建设的角度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与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密切联系在一起。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布局主要有两条线,即北线和南线。北线是以欧亚大陆桥为主要通行线路,它从中国内陆省份和西部出发,途经新疆、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大部分行经中东欧)。这条线路已开通了多趟班列,如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货运班列、武汉至捷克布拉格的“汉新欧”货运班列(后改至汉堡和明斯克)、成都至波兰罗兹的“蓉欧快铁”、郑州至德国汉堡的“郑新欧”货运班列、义乌至西班牙的“义新欧”货运班列、苏州至波兰华沙的“苏满欧”货运班列、湖南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湘欧快线”等。

南线是由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出发,经过海运线路到地中海至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简称“比港”)。比港是希腊最大港口,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以往中国的货物要想进入欧洲,都需要穿过印度洋、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纵向穿越整个南大西洋,路经西非海岸,几经辗转抵达欧洲。而通过比港,中国货轮可以直接穿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在比港卸货,经由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铁路直接运送到欧洲腹地。这条全新线路开辟了中国到欧洲距离最短的海运航线,使中国货物抵达欧洲的海运时间缩短了7—11天。它目前已成为近两年中国决策层力推的欧洲“一带一路”建设工程。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时,与相关各方会商,确定了以上述线路为基础建立中欧陆海快线的规划。

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在中东欧国家(中东欧16国全部被列入“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引起了多元的反响,欧盟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并期待这一倡议能够与欧盟现有的多项工程和计划对接。

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反响是一件好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整个欧洲是有吸引力的,欧洲也希望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充分利用中方提出的各种倡议和搭建的平台发展经贸关系。但对于欧洲的回应,我们仍需仔细分析,不能满足于其官方表态,而是应分析其表态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双方具体合作潜力在哪里。在本论著中,笔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访谈和调研,就欧洲的回应作出具体的分析,从而为双方未来合作提供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本书还关注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面临的风险问题。对于风险,应该始终要有防范意识,尽管一些风险不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风险意识要始终存在,并积极作出预防,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好些。比如,我们在欧洲“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中欧陆海快线,一开始就面临着希腊政局动荡、马其顿政治危机、欧洲难民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干扰。同时,中欧之间的陆上通道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中国和欧洲之间不但存在规则壁垒,而且存在技术壁垒,乃至信任赤字,这些因素互相叠加,加大了中国在欧洲构建“一带一路”的难度。中方对此须有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方能有的放矢。

本书能够出版,是多方资助和支持的结果。首先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2014年笔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欧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中的地位与风险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14 BGJ013)获得立项,这使得笔者有一定的资金和时间开展有关研究。

2015年,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又成功申请到了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项目“中东欧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及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影响研究”以及外交部中欧关系研究“指南针计划”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欧合作研究”,两个重要项目的立项也使得笔者有机会开展更为广泛的研究,为本书的最终完成打下必要的基础。

2015年6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平台项目”资助,笔者赴中东欧国家3个月,就中东欧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实地调查。调研期间,笔者以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为主研究基地,顺访了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拜访了这些国家的政要、议会议员、知名智库、高校学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等,获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也为笔者完成此项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