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二任：托马斯·麦克凯——总统任命讨人欢喜的经济学家(2)
五、美联储主席被置身于“水生火热”之中
麦克凯的行为让委员们无法容忍，尤其是一向以铁腕著称的埃克尔斯。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具体是什么，除了他的秘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事情很快便明了起来，埃克尔斯将上次总统在白宫与美联储主席及委员们密会时的会议记录向新闻界公开了。一向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埃克尔斯，从来都不打算向任何人低头。
只是，埃克尔斯这样做会让现任美联储主席麦克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本来一直被隐蔽处理的矛盾，现在一下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可想而知会引发怎样的轰动。杜鲁门有些措手不及，他立即叫来大法官文森商议，而文森向总统推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时任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的安德森，此人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之后，便成了财政部的一把手。只不过，当下他却要卷入一场非常棘手的争端之中，这件事情有多难办，让他在二十多年后仍旧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双方都不愿意和斯奈德谈判，所以我坚持杜鲁门授权给我，由我告诉财政部该怎么做。”
埃克尔斯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向媒体泄露会议记录的情况，他说：“把财政部与美联储的争议公之于世，引发国会讨论，造成的长期影响难以预测。”不过，他并没有后悔过，因为事情很快便向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2月7日，联邦市场公开操作委员会向杜鲁门致函，并说：“身为美国总统的你，和身为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的我们，都在无意间卷入错误态势中，让美国大众看到，你以为你要求我们去执行我们认为违反自己真正意愿的政策。我们却以为，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不但质疑你，并抗拒你的期望。”
麦克凯的处境尴尬而艰难，他没有理由将自己在整件事情中的责任洗干净，却也没有什么更有作为的行动，只是在银行委员会及经济联系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会议上亮了个相，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之前他甚至都不会去出席听证会。
这个会议的重要变化就是，财政部派出了财政部次长威廉·马丁出席，他之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他的作为和名声早就受到政商界的一致认可，此时，斯奈德让他出来解决问题，倒也不失为一个保险的举措。
在这种局面下，美联储逐渐占据了上风，毕竟真正会造成士兵、水手和生产工人战时购买的公债价值降低的原因，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毕竟资产价值最后会比资产价格重要。因此，财政部的低利率主张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连民主党知名人士都出来支持美联储，曾任经济学教授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道格拉斯发表演说，督促“美联储提高警觉，执行我认为国会希望该会拥有的职责”。
关键时刻，斯奈德住院了，财政部便以斯奈德的健康为由，要求美联储在其住院期间不要提高利率，从而改变政府证券市场的现有状况。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缓兵之计”，反正杜鲁门的大招马上便放出来了。
2月26日，杜鲁门召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包括所有重要部门的头头脑脑，如国防动员局局长、财政部次长马丁、证管会主席、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全体人员以及总统特别顾问斯蒂曼。
在会上，杜鲁门向所有人宣读了一份备忘录，并特别强调，这份备忘录在会后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公开，备忘录呼吁组成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动员局长，其职能只有一个，就是解决财政部和美联储当下的争端。不过，备忘录又强调，总统“期望在研究期间，不要尝试改变利率模式，以便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六、先知马丁：精心出炉《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
杜鲁门的大招似乎放得有些不及时，因为马丁在此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事情的解决办法。他仅与住院的斯奈德简单地讨论了一下，便和美联储的委员们达成了一份全面协议，并且“调解人”安德森把这个协议拿给了杜鲁门，总统也没有表达任何意见，直接批准。
于是，在总统的建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时，2月28日，相关人员就对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做出口头说明，两天后，正式文件已经形成，即《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意在通过公共债务货币化，尽量减少创造银行储备金，同时确保政府的需要得到通融。”换言之，财政部同意小幅提高利率，并允许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有些许的灵活性。此后，大多数利率为2.5%长期公债要收回，被利率为2.75%、不能销售的公债取代。除此之外，今后谈到维持市场秩序时，不再提及维持财政部任何债券的面额。不得不提，在协议的最后一点中这样写道：“有关协议的公开声明必须简短，以财政部为导向，不涉及政治。”
在这个协议的形成过程中，麦克凯依旧不是主力，起到关键作用的仍旧是前主席埃克尔斯。而此时，埃克尔斯虽然不当主席了，但仍在联储会里有一席委员之地，名义上退为次要角色，他的威望、资历、魄力，却往往在联储会内部实际上唱主角，足以掩盖身为主席的麦凯布的光彩。
《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的签署，基本解决了政府与美联储控制权的争端，政府控制利率的时期宣告终结，同时，为之后独立的美联储铺平了道路。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评论马丁，认为他确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当然，埃克尔斯所做的努力也是不能抹灭的。
斯普劳尔在10年后写信给《纽约时报》的罗桑，他说：“叫做协议是客气话，实际上，这几乎完全是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的声明，说明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债务管理的相关领域中准备做哪些事，不准备做哪些事……我认为，马丁对这份协议的贡献，是促使财政部长向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开出的条件屈服。”
这里不得不说，马丁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麦克凯之后，他要走上美联储的舞台，并且这一走就是19年之久。而在解决这次争端中，他的表现被所有人看在眼里，这为他今后在美联储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大大提升了他在美联储中的地位。实际上，他主张形成的这份协议，客观上成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正如斯普劳尔所说的：“在这份协议之前，财政部主张在双方职权重叠的领域中，财政部拥有主导权；美联储则挑战这种主张，并促成双方在这些事务上平起平坐，显示美联储不只是虚假的独立而已。美联储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宣称，他们在货币事务方面拥有独立性，可以背离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
在这些大神面前，麦克凯显得暗淡无光，不过，令他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还是他的软弱，这是性格使然，又能怪谁呢？
第十章 杜鲁门更需要一个经济智囊，而不是美联储
自CEA[16]成立的几十年来，它也饱受争议。有人认为CEA是智慧的来源，政策的锦囊。也有人认为它是自由经济的绊脚石。平心而论，在经济日益复杂、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环境下，CEA确实是美国政府不可多得的助手。
——马克·戴维斯
一、第一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美国，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便是经济，不过，美国经济复杂而难以预测，但对联邦层面的行动又非常敏感，诸如政府支出、税收、关税、利率以及对各行业的政府补助等。这些问题不仅普通人不容易理解和驾驭，同样身为总统也未必都能很好地理解和决策，因为总统也可能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经济的专业知识。
杜鲁门尤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在上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经济智囊。1946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作为政府专设咨询机构成立，并任命埃德温·诺斯为第一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埃德温·诺斯当时是布鲁金斯学会[17]的主席，自1923年以来他一直同这个学会有密切的联系。诺斯是一个受人们尊敬的、温和的保守派，有学术界的背景并且是农业经济专家。在此以前，他没有在政界服务过，并以他客观而无党派偏见的立场而自豪。这也是杜鲁门的用意，他想选择一位专家而不是党派维护者来出任。
在选择成员的问题上，杜鲁门仍旧非常有“个性”，另外两位成员与诺斯完全不同，无论是他们的背景还是学术领域，比如副主席利昂·H.凯泽林，他年轻有为，当上副主席时只有38岁，但其背景和经历很复杂。他早先当过律师，后来攻读经济学博士，1933年进入罗斯福政府工作，是新政的忠实簇拥者。先后任职于农业调整局和几个公共住房机构，在立法起草方面也积极参与，1946年的就业法他就提出不少建议和意见。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他与纽约州参议员瓦格纳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在三人委员会中，凯泽林是最倾向自由派的，也由于他从政多年，使其具备了极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敏感性。
而另一位委员约翰·D.克拉克则又不同于前两位，他的主要职业经历都集中于商界，直到40多岁时才辞去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的职务。之后，他开始重拾学业，193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转到学术界。除在大学任教外，也曾在怀俄明立法机构效力过，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支持就业法的参议员约瑟夫·奥马霍尼，也是由其引荐他来到杜鲁门身边。
对于这样的搭配，杜鲁门总统是十分满意的，他在回忆录中说：“还在法案通过以前，我就已经同预算局局长讨论到关于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委员会必须同预算局局长密切合作。可是，一直到1946年7月才确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人选。我任命了约翰·D.克拉克博士，利昂·H.凯泽林和埃德温·诺斯为委员，由诺斯担任主席。”
“这三位都是资望极高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观点是十分不同的，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将保持着大相径庭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我在任命他们的时候就知道。我认为，正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时，便能适当地加以选择。”
然而，这样的安排仅是杜鲁门的美好愿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矛盾和争执取代了真正的职责。
二、良好的愿望却导致了相反的结局
本来想听到更多方面的对于经济发展的建议或者意见，没想到这却成为了经济顾问委员会内部分歧的直接原因。
诺斯与其他二人关于委员会的性质及职能的理解大相径庭，诺斯以一个纯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的咨询意见。他不希望将复杂的政治因素渗入到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也极力避免充当决策者和倡导者。而凯泽林和克拉克则不同，他们认为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才是自己的主要职责，这一点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无异。
此外，主席与其他二人的矛盾集中在了是否去国会作证的问题上。
第一次作证是由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当时，该委员会要对杜鲁门政府为复兴欧洲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进行听证。在制定马歇尔计划时，诺斯曾经直接参与过，因此参议院要求他出席作证。结果，诺斯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坚持认为一旦出席一个国会委员会，就会损害他同总统之间的机密往来关系。不仅如此，他觉得经济顾问委员会应当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提出建议上，而不要充当倡导者的角色，否则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门知识的科学性就会遭到怀疑。
此后，他拒绝出席所有国会的听证会，甚至连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对经济报告作证也拒绝参加。这让凯泽林和克拉克更难以接受和认同，他们认为履行政府计划受托人的职责是顾问委员会应起的一部分作用。不过，碍于总统的含糊其辞以及维护委员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他们选择了支持诺斯，也没有出席作证。
然而，诺斯却有些不识时务，他在演说中讨论到是否作证的问题时，公开批评了他的同事们，这让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激变并公开。
随之而来的是1948年杜鲁门再次竞选，在这档口他不想出现任何不利于连任的消息。一直以来，美联储对于通货膨胀的言论让他十分反感，而此时，他却想迎合这种言论。于是，杜鲁门要求在夏季召开政治大会，在11月选举之间的空隙中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这种安排也是以参加竞选为目的的，为的是让共和党控制的美国第八十届国会[18]为反通货膨胀的失败负责。
当然，要想达到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听证会上的作证尤为重要，如果他们支持总统反通货膨胀的8点计划，那么这将有助于民主党人把这件事变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筹码。然而，杜鲁门亲自认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诺斯却不买账，他仍认为这不是委员会的职责，所以拒绝出席听证会。
问题变得有些棘手，其他两位成员也越来越忧虑，他们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经济顾问委员会很可能会失去国会的支持，尤其是国会削减预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决定做些改变，主动去修复与国会的关系，从而确保经济顾问委员会不会因此而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