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导读(3)

格罗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来自形象的描写，而是来自严谨的逻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慢慢道来。全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非同寻常的观点：极权国家运作的机理和现代物理学一样，都着眼于概率，不关心因果关系；看的是巨大的总量，而非单个的人或粒子。有时候，他把逻辑寓于诗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从希特勒手里一把夺过反犹主义这把剑，这个夺剑的形象是个画龙点睛的收尾之笔，点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

格罗斯曼在一篇假借书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谈论“愚蠢的善举”的文章中最为直截地表达了他的观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久前亲眼看见20000名犹太人惨遭屠杀。[41]每当听到诸如创造世界新秩序这话，我们最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的某些想法：

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42]

看样子，只有个人才能保住这颗种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这颗种子。德国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气室，他拒不从命，此举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混杂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大杂烩语言问了一个深奥的问题：“Que dois-je faire， mio padre， nous travaillons dans una Vernichtungslager.”（“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43]有人说，格罗斯曼的文笔有点儿笨重，典型的苏式风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格罗斯曼能写出各种各样诗一般的语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语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谴责时那种雄辩的语言，但是他不太相信为诗而诗，所以，只有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情达意的时候，他才写诗意的语言。

或许只在一个方面，格罗斯曼不如托尔斯泰：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高超的再现鲜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托尔斯泰刻画的年轻的娜塔莎·罗斯托娃那种形象，《生活与命运》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格罗斯曼描写的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所以尽管最后一章歌颂明媚的春光，写到耀眼的阳光照在冰雪上，别廖兹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但这部小说的整体色调是阴郁的，大多数的陪衬情节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结，有时候死去的还不止一人。不过，格罗斯曼并不是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希望。在他的信念里甚至含有一种坚强的、清醒的乐观精神，他坚信，即使身陷苏联或纳粹的集中营，也并非不可能坚守道义，仁慈待人。格罗斯曼能够细腻地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痛苦的、复杂的，这种理解给予他的作品非凡的价值。

这种对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让我们将格罗斯曼与另一位作家——契诃夫——联系起来的诸多特质之一，尽管二人在写作篇幅上大不相同。《生活与命运》有很多章节，单个拿出来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惊人地相似。阿巴尔丘克和一个朋友争论不休，不料几小时后这个朋友被一个罪犯杀害。阿巴尔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诉了劳改营当局，这样做相当于自寻死路。他觉得做一个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发凶手更让他自觉义薄云天。底气一足，对死去朋友的怒气更大了，想好好教训教训他。读者一方面赞赏阿巴尔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厌恶他的自命正直。

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年轻士兵克里莫夫那一章也颇有契诃夫式的讽刺意味。克里莫夫遇到德军轰炸，迫不得已在一个弹坑里躲了几个小时。以为身边躺着的是一个俄国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种他不应有的对于人类温暖的需求。这个杀人有术的侦察员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没想到那人是个德国兵，碰巧也在这个弹坑里躲轰炸。等到轰炸结束，这两个士兵才意识到彼此都弄错人了；他俩默默地爬出了弹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级看见，说自己通敌……在关于红军驾驶员谢苗诺夫的一章里，格罗斯曼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但是说得更含蓄。谢苗诺夫被德国人俘虏，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时候，德国人把他给放了。这时候，一个乌克兰农家老太赫里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进自己的茅舍，给他喂饭，护理他。[44]过了一个多月，谢苗诺夫恢复了体力，一个邻居来串门，谈着谈着就谈起了农业集体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舒适的农舍的女主人”[45]曾几何时几乎快要饿死了，当时命悬一线，就像他自己刚住进来的时候一样。而赫里斯佳那天晚上睡觉前，觉得要在胸前画个十字才安心；字里行间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谢苗诺夫是赞成农业集体化的，并且是从莫斯科来的，恐怕不一定会救他的命。仅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来的苏共党员、共青团员导致她全家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她对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认识水平无关；甚至可能正是因为她的缺乏认识。

正好像《生活与命运》可以作为一系列微型画像来看，在格罗斯曼看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也可以作为一部史诗般宏大的作品来读。格罗斯曼塑造的一个人物向契诃夫表达了敬意，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格罗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观点：

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46]

我们或许可以把《生活与命运》称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诗。像任何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一样，这本书偶尔也超出了史诗的框架。在驶向灭绝营的火车上，一个已届中年、没有孩子的医生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收养”了小男孩达维德。格罗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给了这个孩子，还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也给了他。当一个德国军官下令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走出队列时，索菲亚没站出来，她不肯扔下达维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认同感的犹太人们，而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一大群人被赶进了毒气室，索菲亚和达维德也在这群人里。达维德是先死的，索菲亚感到孩子的身体在她怀里渐渐沉下去。这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这孩子的身体小得像鸟儿一样，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妈妈了。”她想道。

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她的心还活着：心在紧缩，疼痛，在怜惜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索菲亚感到一阵恶心，就把达维德，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47]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弥留的时刻第一次感到了母爱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妈妈——可是，她给孩子带来了生命还是带去了死亡？我们不能说：达维德已经死了。达维德/瓦西里还活着——索菲亚一定也还活着，因为她的心不仅怜悯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不仅怜悯她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怜悯“你们大家”，也就是说，怜悯我们这些读者。或许她给瓦西里·格罗斯曼，也给一些读者，带来了更充实、更深刻的生命，虽然这生命痛苦照旧。

格罗斯曼曾经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谈《黑书》。正像信里所说，他深感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48]，是他的道义责任。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撑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够帮助他履行为生者尽力的职责。维克托·施特鲁姆的故事，结尾处有一种谨慎的乐观，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罗斯曼这种责任感。施特鲁姆明知那些人是无辜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构陷他们，自己那几个新到手的特权就没了，于是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谤信上签上了名。施特鲁姆希望他死去的母亲下次会帮助他，让他有所长进；他在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49]

格罗斯曼母亲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的情感在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白：“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你，书的命运是和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50]他感到母亲就在这本书里活着，这似乎让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活体生命。[51]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52]

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罗尔（Carol Garrard）合写了一本优秀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约翰·加勒德来信说，格罗斯曼有“两个未愈合的伤口”：

第一个伤口是沉默的文化。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当地老百姓做了帮凶。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大家至今还保持沉默，绝口不提这件事。有一位美国和平卫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别尔基切夫工作，上个月她给我来信说，她正在寻找犹太人大屠杀的准确地点。她请乌克兰朋友帮忙寻找（她会说乌克兰语），大家却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认，说没发生过这样的屠杀，也没有这样的尸坑。第二个伤口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岗岩墙上刻着一排大字：“一个德国兵问道：‘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他们能是普通人么？’”在陵墓的大厅内，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的回答用烫金大字刻在了墙上：“是的，我们确实都是普通人，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但是为了神圣的俄罗斯母亲，我们都履行了爱国者的责任。”

这些话是从格罗斯曼一篇文章上摘录下来的，该文题目是《在主传动线上》，最初刊登在《红星报》上，后来《真理报》也转载了。但是，这个纪念馆的设计师们并没有注明这两句话的作者是格罗斯曼。纪念馆的导游人员至今仍然在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语录的作者是谁。[53]

纪念馆修建期间，格罗斯曼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纪念馆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与命运》1961年被“逮捕”，格罗斯曼于1964年逝世。苏联当局对待格罗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两半，两个“格罗斯曼”互不相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必须保持沉默；另一个则代表了“苏联人民的声音”，他的话可以用巨大的字体刻在墙上，只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终没有注明作者就是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天上有知，对此可能只会耸耸肩；他“为长眠者发声”，如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才会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