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和平遥遥无期

是服从还是反抗，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

——英王乔治三世针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如是说

1775年3月初，蒙蒂塞洛的桃花开得正旺。杰斐逊正准备离开家乡前往里士满，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弗吉尼亚州会议。此次会议将在圣公会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届时将有诸多革命领袖与会。这座木制教堂位于山顶，是里士满最大的建筑物。据会议主办方预期，尽管初春时节的道路将略显泥泞，仍将有约100名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为了召开此次会议，教堂的每一块空间都被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圣坛围栏的后面设置了大会主席的席位，与会代表们坐在教堂长椅上，长椅的空余位置则预留给热切关注此次会议的民众们。教堂的窗户敞开着，这样一来，那些因为教堂里容不下而只能站到院子里的人们便可以聆听会议。

此次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杰斐逊的任务也很繁重。预计战争有可能爆发，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导人们不得不就军事准备措施、税收和贸易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决策。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则对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采取了更坚决的反对态度。

当时，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是邓莫尔伯爵四世约翰·默里。他出生于苏格兰，继博特托尔特男爵之后出任弗吉尼亚殖民总督，以作风强硬而著称。在任期间，他曾禁止弗吉尼亚人从英国进口武器和火药。英国当局也下令没收任何运往美国的弹药，明确规定英国王室驻北美殖民地的官员们须阻止一切关于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选举的活动。双方均未表现出任何让步的倾向。

在圣约翰教堂，杰斐逊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中。他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他深信，当时的局势所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

1775年3月23日星期四，在这个温暖的春日，教堂的窗户都敞开着。站在教堂中殿东面过道处的47号长椅上，帕特里克·亨利呼吁弗吉尼亚州民兵队进入战略防御状态。他的演讲鞭辟入里：“诸位可能希望呼吁和平！和平！但是，目前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了！”讲到高潮处，他情不自禁地呼喊道，“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但我的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对于杰斐逊而言，亨利仿佛拥有魔力。“在我看来，如果‘雄辩’一词足以形容能言善辩的话，他的雄辩能力超乎想象，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叹为观止。”杰斐逊补充道，“在他演讲完之后再复述他的话不是一件易事，他发表演讲时说的话往往都切中要害。”

随后，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委员会，针对殖民地的防御工作制订各项具体计划。委员会决议：

每个骑兵队除长官外，由30人组成。每个骑兵配给良驹一匹、马勒一副、马鞍一套、手枪及枪套若干、卡宾枪或其他短火铳一把，并配有水桶一个、刀或战斧一把、火药一磅以及弹药至少四磅。所有士兵务必尽全力熟悉各项骑兵军事操练，并严格训练战马，以使它们适应枪支开火。

当然，各殖民地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分歧。例如，纽约殖民地议会投票拒绝派代表参加将于5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针对这一事件，杰斐逊问道，这一决议是否意味着纽约州已经“脱离了联盟”呢？

武器、民兵队、团结–––在里士满，杰斐逊忙着从这些方面开展防御工作。在履行身为委员会成员和弗吉尼亚州议员的职责之余，杰斐逊也努力地让自己在里士满的日子过得愉快。他有时在荣赫鹏太太的小酒馆小酌两口，有时在荣赫鹏太太酒馆的竞争对手–––古恩的小酒馆那里用餐，有时则逛逛奥格尔维太太的书店，丰富自己的藏书。就在这舒适的日子中，他政治生涯中的下一个事件悄然而至。1775年3月27日星期一，杰斐逊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弗吉尼亚州代表。

第一届大陆会议是在《波士顿港口法案》以及其他所谓的强制法案颁布之后举行的。在1774年9~10月，也就是从杰斐逊完成《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之后不久到他感染痢疾这一期间，与会代表们针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申诉，呼吁北美殖民地坚决抵制英货（制定了抵制英货的详细措施），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若有必要，将召开下一届大陆会议。

这一必要性在1774年秋确实凸显了出来。这个秋天，战争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在新英格兰，英国驻军控制了火药库和大炮，以防止殖民地民兵使用这些军火；此外，他们还要求英国当局增派更多的驻军，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血腥的杀戮即将上演。为了回应这一增派驻军的要求，也为了回应各殖民地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提出的申诉，英国殖民政府明确指示英国驻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用武力解决”。“对待武力反抗，就应血债血偿。”英国当局如是说。

谈判毫无可能，战争一触即发。因此，与第一届大陆会议相比，第二届大陆会议所承担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管理这个业已开始反英武装革命，雄心勃勃地渴求独立的国家。

在里士满，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民兵如何做好战斗准备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一旦弗吉尼亚州遭受侵略或者爆发叛乱……整个州无疑会陷入危险的境地”。1775年4月的第3个星期过后，遭受入侵和爆发叛乱这两种可能性均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1775年4月19日星期三，英国驻军与殖民地民众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武装冲突。经过一天的激战，战火绵延了长达16英里，最终导致273名英国驻军和95名美国民兵伤亡。这场战斗的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完全明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显而易见。正如杰斐逊在了解了这次战役的相关报道后所说的那样，“和解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疯狂的报复情绪似乎已经占据了所有人的心”。

画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在写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信中道：“战火已经在美国燃烧起来了，我敢肯定，它将迅速蔓延，其猛烈程度将不亚于在任何时代、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过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州，各种状况也层出不穷，一方面，殖民地奴隶的反抗时有发生（尽管这些反抗有些是谣传，有些则真实发生了）；另一方面，总督邓莫尔伯爵下令管制威廉斯堡的火药供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袖们忙着想各种对策。到了4月中旬，切斯特菲尔德县（距阿尔伯马尔县不远）的白人革命者们十分担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而在诺森伯兰县，两个奴隶将一捆稻草绑在一根棍子上点燃，放火烧了一个民兵军官的房子。在这种形势下，邓莫尔伯爵决定拉拢殖民地奴隶。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些白人革命者所忌惮的奴隶们恰恰是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天然盟友。

1775年4月20日星期四到4月21日星期五，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成功地将15桶半桶装的火药从威廉斯堡的弹药库转移到了皇家海军舰艇“莫德林”号上，解除了弗吉尼亚州民众的革命武装。满腔愤怒的民众聚集在总督府外面，时刻准备为争取独立而战。

为了平息众怒，邓莫尔伯爵于总督府中发表声明，称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障火药的安全，以防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但是，这位总督几乎无法掩盖他对于聚众人群的愤怒和蔑视，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对英国政府权威的莫大侮辱”。邓莫尔总督对威廉斯堡的民兵组织尤其感到愤怒，他说：“这些民兵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火枪全副武装着和我谈判，而制造这些武器的工厂竟然就在距离我家仅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两天后，他逮捕了该工厂的两名负责人，这标志着他向殖民地民众发起了真正的进攻。

1775年4月22日星期六，邓莫尔总督宣称，“永恒的上帝作证”，倘若再有任何对英国王室政权的“损害或侮辱”，“我将宣布给予奴隶自由，并将威廉斯堡化为灰烬”。

不出预料，这则公告的发表迅速在白人当中引起了反响。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白人在写给他的海外朋友的信中称：“邓莫尔总督打算解放我们的奴隶，这一想法简直比地狱还要黑暗、还要可怕。”于是，赞成蓄奴制的殖民地民众纷纷开始或加紧备战，杰斐逊便在他们的行列中。

北美大陆的这场危机充斥着各种明争暗斗，令杰斐逊有些困扰。1775年5月7日星期日，在写给他远在英国的恩师威廉·史莫的信中，杰斐逊说着说着突然笔锋一转，叹道：“天呐，我到底该怎么做？一直沉浸在我的祖国所遭受的苦难当中，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解决这些政治纷争。”

然而，他无法自行解决这些困扰。在写给史莫的信中，他说：“这个星期，不幸的消息已经传来，英国驻军和我们在波士顿的同胞们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杰斐逊看来，在这种局势下，流血冲突的发生似乎注定了和平解决纷争变得毫无可能。（杰斐逊的信寄到英国之前，史莫逝世于英国伯明翰。）

邓莫尔扣押火药的行动以及他关于废除蓄奴制的言论使弗吉尼亚州的局势更加紧张，群情更加激愤。阿尔伯马尔县的民兵宣称：“邓莫尔应当停止扣押火药，别再危言耸听，唆使黑人奴隶叛乱。”

在杰斐逊看来，邓莫尔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了一个普遍真理：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顽固，丝毫没有表现出对美国人民的尊重，似乎美国民众表现得越无畏，英政府采取的政策越粗暴。杰斐逊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这些蔑视，也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玄妙，这其中有尊重，有钩心斗角，也有顺从，它们以不同的比例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变化着。这些关系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杰斐逊可以敏锐地察觉出这些不同关系之间的较量和细微变化。

他精辟地分析了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注意一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以北美殖民地民众现在的精神状态，英国政府傲慢自大的作为更容易让他们恼羞成怒，而不是吓坏。”

1775年6月，弗吉尼亚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会议，议员们热烈地探讨了当前的局势，这些讨论促使杰斐逊掌握了更多政治技巧。当时，议会正在考虑英国政府的和解建议，就在此时，弗吉尼亚州的三名殖民地居民因试图闯入火药库而被打伤，因为火药库里安置了散弹猎枪，一旦有人擅闯，便会开火。这一事件让邓莫尔深感时局动荡，为了安全起见，他和他的家人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佛威尔”号离开了威廉斯堡。

大约在1775年6月10日星期六，杰斐逊代表弗吉尼亚州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和解建议做出了回复。当时，皇家总督逃离；为了争夺火药，各种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奴隶叛乱使整个弗吉尼亚州人心惶惶。在这样群情鼎沸的局势下，杰斐逊丝毫没有自乱阵脚，他用慎重的语气说道：“我们仔细了解了和解提议，并尽我们所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考虑。但是，令我们痛苦和失望的是，我们最终不得不声明，这项提议只是改变了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方式，丝毫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

和杰斐逊相比，弗吉尼亚州的另一些人则没有采取这么坚定的态度。据杰斐逊回忆，与自己相比，甚至与主张弗吉尼亚应采取更强硬的革命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相比，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和来自斯塔福德县的律师詹姆斯·默瑟曾更加公开地谈论支持与英政府和解。

因为伦道夫“担心尚未认清时局的尼古拉斯先生答应英政府的和解提议”，他便委托与他持相同立场的杰斐逊起草弗吉尼亚议会对该提议的回复。杰斐逊所做出的回复开了个好头，接下来，伦道夫便可以在弗吉尼亚议会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指派尼古拉斯负责此事，显然收不到这样的效果。

在如何实现民族独立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即使在波士顿发生了倾茶事件，在莱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威廉斯堡发生了火药事件，后来又谣传着奴隶们将发动武装叛乱，杰斐逊和他的同胞们仍然激烈地争论着是否要与宗主国英国彻底决裂。

在杰斐逊这些年的政治生涯中，众人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冲突中，杰斐逊不断成长、蜕变。对他而言，处理政治事务往往意味着在那些热切地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之间的博弈。他曾经梦想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问题，顺利地达成彼此都满意的共识，但现实截然相反，而恰恰也是这些现实对他的影响最大。

在伦道夫的引领下，杰斐逊所提的草案最终通过了议会的表决。杰斐逊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草案受到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默瑟的种种质疑，就像被泼了许多冷水，它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最终它还是通过了表决。对杰斐逊和伦道夫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各殖民地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样的团结，为了最终引领弗吉尼亚议会走向国会，杰斐逊不停地操劳奔波。1775年6月11日星期日，他从威廉斯堡出发，前往费城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召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