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黎代表大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
189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准确地说，11月25日的晚上，在老索邦大学
的大阶梯教室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是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大厅，墙上饰有已变得乌涂的百合花图案，还嵌有两个方形壁龛，里面各有一尊头像雕塑。头像的鼻子显得格外突出，令人望而生畏。那想必就是德高望众的博绪埃和费内隆了。我曾在这个阴郁的地方进行过考试，为写《创造性想象》而搜索枯肠。但是在1892年的这个晚上，出现在索邦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却并不是在经受着考试的煎熬，他们的心思放在了其他的事情上。他们正注视着前方的讲台。衣着考究的莱昂·德·扬兹子爵正襟危坐在讲台正中。他现在是名噪一时的社会名流。前不久我刚推举他为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的主席。我深知，他不仅是社交场上的名人，更是一位通情达理而禀性刚直的人士。坐在他身边的有大学校长奥克塔夫·格利亚尔先生，还有弗拉基米尔大公王朝的元帅奥布朗斯基亲王。亲王已慨然允诺资助这次“大庆”5]，并答应后天亲自前往布洛涅森林为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颁奖。为此，阶梯教室里悬挂了俄罗斯和法兰西两国的国旗。我们在十个月之前结成了联盟。
“大庆”什么呢？官方说法是大庆体育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人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有维尔达沃雷市的聚会，有击剑比赛，还有在莫冬举行的越野赛跑，赛后有著名天文学家让森举办并亲自出席的一个大型茶话会。我们那时已经在文学界、科学界和政界拥有许多地位显赫的合作者，如维克多·迪吕依、儒尔·西蒙、乔治·皮科等等。他们对我1888年首倡的运动最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那么，我们是在庆祝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了？绝非如此。婴儿是被掉了包的。唯一的事实是，在五年前的同一天，巴黎两个小型体育协会被召集在一起，在一顿便餐之后，结成了法国赛跑协会联盟。这是乔治·德·圣克莱尔做出的一个大胆而漂亮的举动，因为当时法国场地运动协会刚刚被获准每周日的早晨使用杜伊勒利宫前的桔林坪场地进行赛跑运动，而法国赛跑俱乐部对布洛涅森林中的卡特兰十字体育场的特许使用权，也并未确定。不久之后，我不得不出面同市政府进行交涉，以求巩固两个协会对这两块场地的特许使用权。后来当我和德·圣克莱尔收到市政府的一纸公文时，我们是何等的惊异啊！公文说，同意协会在这美丽的地方设置跑道，但是“一经要求，协会必须随时准备把这些跑道卷起来带走”。这就是当时那些“坐办公室的政府大员们”！在他们看来，支持我们事业的那些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们一定是有点神经错乱了！
我们利用一份事后更正的批复文件，抓住这次机会，尽我们有限预算之可能，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庆祝活动，以壮声势。曾有一位敌对的记者居心叵测地一再要求我出示批复的正式副本。
索邦大学的这个夜晚是智者的聚会。会上奏响了马赛曲和俄罗斯国歌，也奏响了颂歌。发言人讲述了体育运动史三部曲：乔治·布冬先生谈到古代，后任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J ·J ·朱瑟朗先生谈到中世纪，我自己谈到现代。
我已决定用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讲演：向世人宣告我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心。我这样做了。
当然，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对？讥笑？无动于衷？不，全不是。大家鼓掌，表示赞同，祝我成功，可是并不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开始就是一种普遍的、彻底的不理解，而这种状况还将旷日持久。
我记得，四年后，在雅典举行的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位美国女士在向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之后，笑着说：“我看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是吗？”我问，“在什么地方？”“在圣弗朗西斯科。”她见我愕然，补充说：“那次非常精彩，凯撒也去了。”一种拼凑，一种“嘉年华会”，一种类似阿尔玛大街跑马场的演出，或是一种类似伦敦奥林匹克歌舞厅的杂耍，就是这些东西横亘在我和我在1892年的听众之间。他们满怀善意，但是并不能理解我的思想，不能领悟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事物：奥林匹克主义。他们也无法将奥林匹克主义的精神、本质、原则从那些古老的形式中分离出来。那些曾包容奥林匹克主义的古老的形式已经被葬入坟墓1500余年了。
这使我陷入一个孤立的、尴尬的境地。如果我是百万富翁，我或许还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可是靠我一介年轻人的微薄收入，仅勉强够我为法国中学里正在形成的体育协会助上一臂之力，够我为张罗一些比赛而东奔西跑，又怎么能容我做出一种国际性的努力呢？而没有这种努力，又如何支持奥林匹克主义？
对奥林匹克主义的不理解还源于运动员自身。他们不能在不同类的体育项目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现在的一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当初的状况。既然各类体育项目都是建立在肌体的愉悦和体魄的发育之上，何以彼此对立呢？细想起来，确实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如此。十九世纪的运动员坚信，不同类运动项目的技术是相克的。击剑手打拳，就会破掉功力，技艺下降。划船手是万万不可练单杠的。这个时代的骑手，想到徒步赛跑或用脚踢球，简直会让他们作呕。人们只是对游泳和方兴未艾的网球运动较少抱有戒心。网球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种优雅的休闲活动。游泳作为军事训练科目，受到公共卫生部门的推荐，既有益身体健康，也是意外情况下的必要救生手段。
巴黎索邦大学的大礼堂——1892年，顾拜旦在此第一次公开宣布其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索邦大学档案）
在我筹备成立中学体育推广委员会的时候，我将不同运动项目的代表们聚到了一起。我相信，之前他们从未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聚首一堂。一年后，即1889年成立的代表大会比赛组织委员会，使他们得以再次聚首。这次是在教育部举办的官方会面，我事先列好了出席者名单。各个运动项目的代表们，带着互不信任的目光面面相觑，神态颇为可笑。该名单里的人，还不过只是一些莘莘学子，因我们当时多在教育圈里活动。但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现在需要去巧妙地动员成年人……
1892年～1893年的冬天过去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并未在舆论界引起丝毫波澜。就是被偶然提及，我发觉也是透出一种跑马大会的观念。“文人骚客”们打趣地问，是否允许妇女进场参观？是否像古代一样要求全裸，进而更好地谢绝女性入场？
在1892年11月会议之前，我曾有这样一种想法：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计划将产生相当大的轰动，足以保证会议的成功。我天真地认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学都将派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现在，不能再心存幻想了。怎么办？很快我便做出决定，保留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计划，只是要略加变通。在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的档案箱里（该联盟诞生伊始，就像所有新成立的现代社团一样，建立了档案箱），存有一份关于解决体育业余性问题的国际会议计划。这份计划是我们初期最坚定的一位开拓者德·帕里索提出的。啊，我是以怎样赤诚的友好之情怀念当时那些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啊！我们之间也曾偶然出现阴影，但很快就会飘散得无影无踪。噢，帕里索、保罗·尚、加斯东·雷蒙、古斯塔夫·德·拉菲特、马尔卡代、海伍德，是他们和我一起在巴黎郊区的树林里划定了最早的长跑路线。我还想起那些风华正茂的“被解放了的”学子们：弗朗茨·赖歇尔、路易·德代、费尔南·布依松、乔治·哈维兰、阿瑟·罗依。我既是这批先驱者的领袖，也是他们的伙伴。
体育业余性，这简直就是可以作为现代防腐样本送到布拉克博物馆的木乃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业余性似乎并未因为对它施加了种种压力而受到影响。它好像毛发未伤。我们当时没人想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如此旷日持久。在谋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坚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即可见成效。而对我来说，计划中的这次国际会议的重要性，首先是为我竖起了一个宝贵的门面。我草拟了一份会议议程，提交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大会通过。该联合会1890年初即已改组，设有一个理事会和一个委员会，二者关系非常灵活，既可合而为一，又可一分为二。这样联合会便以双重面貌展开活动：一种面貌面对骑手俱乐部，我们从中吸纳交付年会费20法郎的荣誉会员；另一种面貌面对小市民阶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充满活力，在为我们勤奋工作的同时，还心甘情愿将其子弟的体育活动交由我们负责。这种阶级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保持起来也不总是轻而易举，但是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想，正是看到我这种为求成功而采取的灵活应对、左右逢源之道，一位记者发现了我的“奇特之处：像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使徒”。在当时的法国，如果你想实施某些严肃的计划，你就得学会把它们当成儿戏来对待，至少让人看上去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手头有两个版本的1894年代表大会的议程，两者间隔十个月左右。文件抬头都是组成铁三角的三位委员的名字：代表英格兰和大英帝国的业余体育运动协会（伦敦）秘书长C·赫伯特，代表美洲大陆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W·M·斯隆，还有代表法国和欧洲大陆的我本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地域区分有利于我进行宣传。我的这两位同事首先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接受了大会的邀请。赫伯特寡言少语，其实远比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要通情达理得多。他作为业余体育运动协会的行政首长，拥有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宣传网。斯隆以其显赫的地位和崇高的威望，具有深入大西洋彼岸大学界的手段。我早在1889年即已看到，美国的田径运动一直由大学界统领，不与大学进行合作，我们终将一事无成。
在三位全权委员的名字之后，列有如下8条议题。我想它们后来再也没有被公开过：
Ⅰ. 业余运动员定义：定义的依据国际定义的可能性和作用
Ⅱ. 资格的中止、褫夺和恢复原因和核实手段
Ⅲ. 以业余性为标准，保持不同类体育运动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对赛马（男子）和飞碟射击来说，是否正确？可否在一类体育运动中是职业运动员，而在另一类体育运动中是业余运动员？
Ⅳ. 关于奖品的价值
是否有必要限定其价值？
应采取何种措施防止获奖者出售奖品？
Ⅴ. 门票收入的合法性
这笔钱可否分给协会或参赛运动员？
可否用作交通补贴？
在何种情况下，运动员可从对方协会或己方协会得到补贴？
1894年巴黎国际奥委会成立大会的会议议程表
（国际奥委会档案馆）
Ⅵ. 业余运动员的一般定义是否适用于所有的体育运动？
在自行车、赛艇、田径等不同类运动中，是否有特定定义？
Ⅶ. 关于博彩
与业余性是否相容？
遏制其发展势头的手段
Ⅷ. 关于重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可能性
可在何种条件下恢复举行？
1894年初公布的最终议程更为翔实，并确定了如下几个日程安排：1894年6月16日至24日，在索邦大学举行会议；6月16日，由参议员、前驻柏林大使德·库塞尔男爵主持隆重的开幕式（原定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卡西米尔·佩里耶主持，后来他推掉了，向我推荐了德·库塞尔先生）。会议另有八位名誉副主席，其中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各一名。此外还有数名副委员，其中有“代表报界”的弗朗茨·赖歇尔。议程还宣布了几项日期有待最后确定的庆祝活动。这个最终版本的日程增加了两段新内容，全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业余性与职业性”，涉及之前议程的前七条；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原第Ⅷ条和以下新增的两条：
Ⅸ. 参赛者的必备条件
比赛项目的体育运动种类
组织、赛期……
Ⅹ. 任命负责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委员会
最终，相关细则得以一一确定，严格而明确。与此同时，为了保持我所一贯坚持的弹性原则，我还特别强调，“凡参加的联盟和协会可不受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约束”。这样一来，文件便给人一种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印象。其实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其实是投入到一场吉凶未卜的冒险之中。我对自己能否在这场冒险中取得成功，心里根本没底。
1893年秋，我前往美国，在那里逗留了4个月，先是仔细参观了芝加哥博览会，后在加利福尼亚住了一段时间，再后经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去了华盛顿和纽约。在芝加哥，我住在体育俱乐部的豪华会馆里；在旧金山，我特意寻访过冠名为奥林匹克的俱乐部，能选这个名字的俱乐部一定很有前瞻性。无论在我初次访问的大学里，还是在我1889年曾经访问过的大学里，我都受到热烈欢迎，尽管我1890年出版的《大西洋彼岸的大学》一书曾让这里的教授们颇为不满。他们认为我的笔调轻浮有余，而内容又对他们赞誉不足。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并未引起应有的共鸣。惟有我亲密的朋友威廉·斯隆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我登船离开美国前夕，他在纽约大学俱乐部设晚宴为我饯行。出席晚宴的客人，都是他斟酌再三、千挑万选后邀请的。无论他们对体育的见解，还是对历史意义的看法，均是当时最开放的。热烈的讨论，真诚的关注，但我也看得出他们显而易见的内心想法：他们认为我的设想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894年2月在伦敦，我得到同样的印象。约翰·亚斯特利爵士在体育俱乐部邀请了一些朋友讨论我的计划。赞同者越来越少，到最后已屈指可数。就这样，春日转眼流逝，没有带来任何令人欣慰的希望。知难而退？我从未想过。况且已难回头。赞同的声音虽不够多，也不够坚定，却是不时从四面八方传来：新西兰、牙买加、亚眠、波尔多等等。
有两点令我担忧。一是大学没有反应。我本对大学的代表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赋予这一事业一种更为浓厚的“经典”性。二是德国人没有反应。同英国人和“拉丁人”相比，我认为德国人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前去拜访了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科彭上校。他就是后来悲剧性地卷入德雷福斯事件的那位著名的德国人。他告诉我，普鲁士部长德·波德别尔斯基先生是体育界的权威人士，建议我同他联系。我给他写过两封信，但是皆无回音。
德国的参与有些使本来就热情不高的法国体操运动员有退出的危险。1894年5月15日库皮鲁斯先生以激烈的言词拒绝了比利时体操运动员的加入。他说：“我的联合会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体操与体育运动（sport）是完全背离的两回事，体操一直在反对与其原则水火不相容的体育运动。”我对此的态度是一贯的。我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实在是荒谬绝伦，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法国体操协会联合会倒是参加进来了，但是桑伯夫先生明确告诉我说，如果出现德国人，他的代表就将退出。我看得出，他不仅为此义愤填膺，还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这种对1870年的战胜者所抱有的持久不变的“敌对”态度，令我感到恼火。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坐在那里愤怒地挥舞拳头更不像法国人，更不具骑士风度，也更配不上枫特努瓦的光荣呢？难道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理解“战争间隙期”的吗？我无法说清，在我的少年时代，为了那种虚妄而偏狭的爱国主义所灌输给我们这一代的观念，我曾受到多少痛苦。我是在色当的阴影下长大的，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有一个战败者的灵魂。1878年的觉醒使我看到了光明，1889年的伟大转折将我解放，使我又有了我们的民族大有作为的观念，同时也恢复了我对不同于过去而又无愧于过去的未来的信念。
会议大厅四周，灰色背景上停留着道道光栅。我身边有一个小乐队。乐手们盯着我的座位，等待我发出演奏的信号，他们不大清楚在什么时候演奏哪支曲子。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幕式和《阿波罗颂》的合唱演出上。这首颂歌是在发掘特尔斐古城废墟时发现的。加里埃尔·富雷对此极力赞赏。
代表大会的名称突然改变，“关于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大会”的字样赫然出现在邀请函上。此函的样本现保存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里。在索邦大学的著名阶梯教室里，在皮维·德·沙瓦纳的画作《神圣树林》的对面，德·库塞尔男爵发表了学术演说，让·埃卡尔致了精彩颂词，泰奥多尔·雷纳克做了引经据典的评述。在讲话的间隔中，响起神圣的和声，使人沉浸在一种预期的气氛之中。仿佛那古老的和谐旋律穿越悠远的年代回荡四周，一种怀古之幽情弥散开来。古希腊的文化浸透了会议大厅。从这一刻起，代表大会已告成功。我知道，这以后，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再不会有人投票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了。
果然，在6月23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定无人反对，得以一致通过。会议代表们还进行了脚踏实地的工作，分成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负责探讨业余运动的问题，另一个负责探讨奥林匹克主义的问题，前者由法国赛跑俱乐部主席米歇尔·贡迪内主持，后者由泛希腊体操运动协会的代表D·维凯拉斯担任主席。前者的副主席是W·M·斯隆教授和国家自行车运动联合会的代表R·图德先生；后者的副主席是法国赛马协会代表卡拉扬·拉图尔男爵。两个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分别为波尔多体育运动协会的代表A·芒热先生和皮都岛体育运动协会代表、大使馆秘书莫里斯·布雷尔先生。
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关于技术和业余运动问题的讨论很热烈，索邦大学的校长几次来到会场参加讨论。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大家都赞同我的意见，几乎未加讨论。我相继提请大会通过了我预先设定的几个基本原则：1. 四年的间隔；2. 比赛的现代性；3. 排除学生参加（维凯拉斯和瑞典人伯格曾希望组织儿童比赛，我认为不可行，而且太危险）；4. 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原则上是常设，组成人员要稳定，委员将在各自国家代表奥林匹克主义。
选择雅典为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并定于1896年举行，并不符合我的最初计划。就像当时的大部分同代人一样，我对复兴的希腊的青春活力有着错误的认识，认为这个国家还不具备举办一个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会的能力。
阿方斯·德·库塞尔男爵，1894年巴黎国际奥委会成立大会主席。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正如我1894年6月15日在《巴黎评论》上所写的那样，我本想在二十世纪元年由巴黎首办这次具有强烈古希腊文化色彩的运动会。我同维凯拉斯进行了讨论，这次交流令我茅塞顿开，使我改变了主意。他非常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举行，但是这将把他的国家投入到一个巨大的冒险之中，面对这种非同小可的责任，他又有些畏葸不前。我们相互鼓励。最后，在一致同意的欢呼声中确定了雅典。
轮流举办奥运会的原则没有引起太多反对便获通过。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愿意担负这个费用。不管从技术还是从财力角度来看，希腊肯定都不可能对此提出异议。
我被授予完全的自由来遴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大会全盘通过了我提出的名单。他们是代表希腊的维凯拉斯，代表法国的卡洛和我，代表俄国的布托沃斯基将军，代表瑞典的巴尔克上校，代表美国的斯隆教授，代表波希米亚的吉利·古思，代表匈牙利的弗朗茨·科梅尼，代表英国的赫伯特和安普希尔勋爵，代表阿根廷的苏比奥尔教授，代表新西兰的L ·A ·卡夫，还有同意暂时代表意大利的卢凯西·帕里伯爵，再后是代表比利时的马克斯·德·布西伯爵。人们没有注意到，我选择的几乎都是那些未出席大会的人士，他们的名字都是列在代表大会长长的名誉委员名单之中的，人们已习惯听到他们的名字，并自然而然地相信他们与这一事业是连在一起的。在事业的整个开始阶段，我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人的掣肘，因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无论怎样，总有人想夺取控制权，或是为了获取成功的好处，或是为了改变前进的方向。这是人类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