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论人生·修养

本书以科技哲学在当下社会中的影响为主题，尝试从十四个方面描绘科技新世界的大致图景，探讨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对于技术进步应采取的态度。在科技新世界喧嚣的表象下，探寻人类调节、引导和控制它的方法、途径和努力，对当今社会颇有警示意义。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推行新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钱玄同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经学、小学资源来建设“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整体性地展示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独立、独特的历史作用，并呈现新文学、新文化变革中的传统内援力量。

生活于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调，批判吸收其他诸子各派（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的思想资源，创造性构筑了以礼为宗的儒学思想系统。该书立足于《荀子》原典，秉持“史思相养”的研究方法，沿循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这一总体思路，系统深入描画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在荀子看来，礼是人文世界的至高原理，以层级化的名分秩序（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为其本质内涵，既能修一己之身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将宋明理学史上错综复杂、争议颇大的关学与洛学的学派关系问题置于宋代理学形成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基于文献与思想互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全景式、立体化研究。根据问题生成与衍化的逻辑，从对争议的历史梳理、张程文献互入现象的揭示、张载逝后二程对其的评价、“关学洛学化”再辨析、张程文献互入的现象揭示、弟子视野的评价、对朱陆之辩的影响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与研究，揭示出关学

王阳明一生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虽没有专门解注《论语》的著作，但在他的文集中却散见大量对《论语》的解注，通过解读这些解注，本书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他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王阳明《论语》学中体现出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相统一的特征，而圣学、心学和实学也是阳明学的三个重要特征。阳明学首先是圣学，因为圣学，才把它与佛、老区分开来；其次是心学，因为心学，才把它与程朱理学区分开来；最后是实学，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权观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路和方式，而且对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与属性，不同学派或思想家之间伦理思想的差异，不同时代伦理思想的损益，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理论依据。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权观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历史演变、伦理意蕴、现代启示等问题的研究，系统探析其发展逻辑、核心

本书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综述—对浙东学派的重要谱系如婺学、永嘉学派、永康之学、北山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阳明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百年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更重要的是力图超越或突破一般学术史综述的写作范式，将浙东学派研究置于20世纪历史与思想语境变奏的大背景中，进一步考察百年浙东学派研究迁变的动机和原因，得出“浙东学派研究史折射着20世纪思想观念史”的论断。同时